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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课程》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儿童与课程》是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的课程理论专著,190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篇幅精炼,集中讨论了儿童的心理经验与学校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批判了把教材的逻辑组织与儿童的心理发展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也修正了片面强调儿童兴趣而排斥系统知识的倾向,提出了"教材心理化"的著名主张,认为儿童与课程是同一教育过程的两极而非彼此对立的两端。该书被公认为美国课程理论的奠基之作,是杜威教育哲学体系形成期的关键文本,与《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著作一道,构成其课程与教学思想的核心文献。

作品简介

《儿童与课程》写成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主持实验学校时期,全书仅数十页,由三篇论旨连贯的文字构成,分别讨论教育中的心理学与社会因素、儿童与课程的关系以及教材的改造问题。与两年前的《学校与社会》以演讲和实验描述为主不同,该书是一部更纯粹的理论著作,从哲学层面剖析课程的根本问题:儿童现时的经验与人类积累下来的有系统的知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课程应当以儿童的兴趣为出发点还是以学科的体系为出发点,教师应当如何架设二者之间的桥梁。正因为抓住了课程领域最根本的二元对立,这本书虽然篇幅短小,却成为此后一个世纪课程论讨论的经典起点,被研究者称为杜威关于教育作为儿童中心的实验过程的权威性陈述之一。

成书背景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教育界正处在新旧教育激烈冲突的时期。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教育把课程以建制化的学科形式组织起来,重视教材内容的逻辑性与顺序性,以系统讲授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但分门别类、彼此割裂的科目是长期科学研究的成果,并非儿童经验的产物,儿童在学习中常常只能机械记忆抽象的符号。另一方面,时新的进步教育思潮举起了儿童中心的旗帜,拒绝分科教学,一切服务于儿童的兴趣与自由发展,然而这种做法在杜威看来同样犯了极端化的错误:把儿童自发的冲动理想化,排斥系统知识的指导作用,实际上放弃了儿童心智应有的训练。杜威认为,新旧教育之争实质上是儿童与课程之争,双方都把儿童的经验与学科的教材割裂开来,把本应统一的教育过程撕成了对立的两半。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的课程实验中尝试让课程既与儿童充满活力的经验相联系,又与当代科学提供的知识相联系,该书正是对这一实验背后原理的系统论证。

内容与核心思想

该书的第一要义是消解儿童与课程的二元对立。杜威指出,儿童现在的经验里已经包含着事实和真理,各门学科所组织的事实和真理不过是同一个现实过程的起点与终点,正如地图是实际走过的道路的系统化总结,学科教材是种族经验的逻辑组织,二者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儿童与课程就像两点规定一条直线一样,共同规定着教学的进程。因此,问题不在于在儿童与课程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如何实现二者的沟通。

第二,关于经验的逻辑形态与心理形态。杜威认为,任何学科都有两种面貌:对科学家而言,学科内容是一定量的真理,用来发现新问题、进行新研究;对教师而言,学科内容是表示经验发展的一定阶段和方面的东西。教材因此具有逻辑的组织与心理的组织两种形态,逻辑形态是系统化、符号化的知识体系,心理形态则是个体在生活情境中经历的、充满意义的过程。传统教育的错误在于把逻辑形态的教材直接呈现给儿童,要求儿童跳过经验直接记忆结论;极端儿童中心的错误则在于只停留于儿童经验的自发性,拒绝引导儿童走向逻辑化的知识。

第三,教材心理化。这是全书最有影响的主张。杜威认为,教师的任务不是就学科内容而研究学科内容,而是把教材当作变化的、形成中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使之还原、翻译为儿童可以直接体验的心理形式,在学科知识与学生现有经验之间架起桥梁。当儿童借助现有经验理解了被还原后的知识,学习兴趣将被激发,经验得以丰富,从而进一步发掘更深层次的经验,使自己的心理经验逐步提升到逻辑经验的水平。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经验的不断改组与改造。

第四,教师与课程设计的定位。杜威要求教师研究儿童发展阶段的需要与可能性,提供有助于其生长的课程,使课程设计体现儿童与课程沟通的历程。同时,课程必须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选材要以改进共同生活为目的。他反对把自然科目与人文科目对立起来,认为就教育目的而言,自然科学就是人类行动的环境知识,各类经验应当相互贯通。教育过程由此成为儿童经验与课程教材持续互动、双向转化的过程。[1]

版本与中译流传

《儿童与课程》英文版1902年出版后收入杜威多种文集,长期作为欧美师范院校课程论课程的基础读物。中文译本方面,该书的通行译本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杜威教育文集》第一卷,该卷收录了《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等杜威1897年至1915年间撰写的六种教育名著,由赵祥麟等学者翻译,2008年首次出版后于2013年推出新版。201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杜威〈儿童与课程〉研究》,包含原著解读、译文对照与英文原版,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多角度研读的便利。该书与《学校与社会》一起,成为杜威思想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广的文本之一,其中译名"儿童与课程"也已成为中国教育学的固定术语。[2]

影响与评价

《儿童与课程》确立了课程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域,即学科逻辑与心理顺序的关系问题,此后课程理论中的诸多论争,从进步教育的经验课程到结构主义的学科中心课程,都可以视为对杜威这一命题的回应与发展。书中打破学科中心与儿童中心二元对立的思想,被认为是杜威教育哲学最具辩证色彩的贡献:一切为了儿童的发展,但不能放弃学科,而要改造学科。在中国,这一思想对课程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者运用其理论讨论学科教学的生活化、幼小衔接中的课程连续性等问题,指出教材心理化原则至今仍是沟通教材与学情的基本准则;有学者系统研究指出,该著作对当代学前教育课程理论建设仍具有指导价值。

批评的声音也主要来自其实践层面。有论者指出,把教材还原为经验的过程对教师的哲学素养与学科功力要求极高,在没有充分教师支持的条件下,教材心理化容易被简化为情境导入之类的技术操作;也有研究者认为,杜威虽然调和了儿童与学科的对立,但对系统知识如何形成完整体系的论述不够具体,实验学校停办本身也说明这种理想化设计在现实约束面前的脆弱。然而正如研究者所言,只要学校里空洞的形式主义仍然存在,杜威的教育理论就会继续保持生命力。《儿童与课程》提出的命题——让学科的智慧重新回到儿童的生活经验之中——至今仍是课程改革的根本方向,这部百年小书也因此始终居于课程论经典的中心位置。[3][4]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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