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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课程观》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后现代课程观》是美国课程理论家小威廉姆·多尔的代表作,英文版1993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王红宇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列入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该书运用宏观综合的视野批判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课程范式,借鉴过程哲学、混沌学与建构主义等思想资源,提出了以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严密性为标准的后现代课程框架,是当代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奠基性著作。

作品简介

小威廉姆·多尔生于波士顿,曾在波士顿、丹佛和巴尔的摩任教,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担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课程与教学系教授、课程理论项目主任。他早年从事中小学教学,后在纽约州立大学、雷德兰兹大学等院校主持师范教育项目,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后现代课程观》是他的第一部专业代表著作,全书以现代课程范式与后现代课程范式的对比为主线,描绘了一幅开放、多元、动态生成的课程设计蓝图。该书出版后在国际课程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讨论课程转型问题时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被多国高校列为课程论专业的重要书目。

成书背景

多尔的写作动机来自对现代课程体系日益工具化的忧虑。在他看来,西方现行课程理念与课程体系深受笛卡尔与牛顿以来的机械论科学观支配,把教育视为封闭系统中可控的输入与输出过程,课程沦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其促进人的心灵成长的内在价值被泯灭。泰勒原理确立的目标—经验—组织—评价的线性程序,正是这种范式在课程领域的集中体现,它假设存在确定的起点与终点、统一的评价尺度,把课程编制变成了与知识生产无关的技术操作。20世纪后半叶,科学思想的变革为重新想象课程提供了资源: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开放系统的自组织性质,模糊数学与混沌学挑战了精确预测的信念,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展示了认知的动态建构过程,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强调现实是不断生成的事件之流,杜威的经验学说则提供了教育学的直接传统。多尔认为,这些思想共同指向一种转变的、生成的世界观,课程理论应当顺应这一转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控制走向对话,这正是该书赖以成形的学术语境。

内容与核心思想

全书大致沿两条线索展开。第一条线索是对现代课程范式的批判。多尔系统考察了泰勒原理的四个基本问题及其哲学前提,指出线性、因果、还原的思维方式使课程目标预先固定,使教师成为预设程序的执行者,学生则沦为被加工的对象。他认为,现代主义课程观崇尚理性的、逻辑的与科学的思维方式,要求讲解的准确性与接受的同一性,学习成败最终被简化为分数评定,这种范式已经无法回应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与文化情境。

第二条线索是后现代课程框架的建构。多尔以"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严密性"这四项标准取代传统的读、写、算三项标准。丰富性指课程具有适量的不确定性、异常性、模糊性与耗散性,为师生之间的合作性对话与多重解释提供空间,课程的深度、意义的层次与多重可能性由此展现。回归性强调课程没有固定的起点与终点,每个终点都是新的起点,学习者通过与文本、他人及环境的反复对话形成螺旋式的反思与重构,回归绝非机械重复,而是在反思中实现经验的再组织与转变,这与布鲁纳的螺旋式课程及杜威的经验改造思想一脉相承。关联性包括教育联系与文化联系两个维度,前者要求在整体性中把握课程要素之间的关系,后者要求课程与地方文化及更宏阔的宇宙观相互对话,在关系的不断寻求中生成意义。严密性则用于防止课程滑入相对主义或唯我论,它不是可测量意义上的精确,而是有目的地寻求各种备择方案与关系联系,对不确定性保持审慎与自觉。

在此基础上,多尔重新界定了课程、教学与师生关系。课程不再是预先铺好的"跑道",而成为跑的过程自身,学习则是意义创造过程中的探险。教师不再是真理的唯一权威与话语的仲裁者,而是学习者社区中平等的一员,同时又承担领导者的角色,即所谓"平等者中的首席"。在这样的课程世界里,隐喻比逻辑更能引发对话,教育目标、规划与评价都是开放的、灵活的、侧重过程而非仅看结果的。多尔还借用自组织概念说明,真正的学习发生在干扰与不平衡引发的系统重组之中,教师的作用在于创设有助于自组织发生的条件。[1]

版本与中译流传

《后现代课程观》英文版1993年问世后多次重印。中文版由王红宇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首次出版,2006年推出新版,此后多次重印。中译本出版之际,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酝酿启动,该书与派纳《理解课程》等著作一道,构成了国内学者理解国际课程理论新走向的重要窗口。此后二十余年间,"后现代课程观""自组织""平等者中的首席"等概念频繁出现在中国课程论教材与学术论文中,国内围绕该书形成的研究文献数量可观,既有赞赏性阐释,也有系统质疑,使其成为国内课程理论研讨中最集中的外国文本之一。[2]

影响与评价

该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课程研究范式的拓展上。多尔以四项标准取代泰勒原理的线性程序,为课程开发提供了另一种理论模型,推动了课程领域从课程开发范式向课程理解范式的整体转型。在中国,后现代课程观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生成性课程、对话教学、过程性评价等改革主张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理论渊源,诸多课程论专著与教材都专章介绍多尔的学说,靳玉乐、汪霞等学者还撰写了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专著。

与此同时,质疑的声音也不少见。有学者撰文对该书提出系统批评,指出多尔的课程思想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其课程建构缺乏可操作性,他没有像泰勒那样给出可以施行的编制程序,也没有进一步提出可行的评价方案;有论者认为,自组织现象其实存在于包括物理学在内的一切科学之中,未必能成为区分现代范式与后现代范式的特征,后现代课程观不能也没有必要取代泰勒模式。多数学者则持辩证态度,主张立足本土课程文化的实际,对多尔近乎颠覆泰勒模式的课程观采取有选择地吸收的策略,使其与中国课程改革的具体语境相结合。总体而言,尽管评价分歧存在,该书作为二十世纪末期课程理论最重要的转型文本之一的地位已得到公认,它提出的开放性、生成性与对话性原则,已成为当代课程思考无法回避的思想坐标。[3][4][5]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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