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学校与社会》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学校与社会》是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早期代表作,1899年出版。该书由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面向学生家长与赞助人所作的三次演讲汇编而成,加上相关论著中的材料扩展为八章。书中从美国工业制度变革引起社会生活根本变化的角度,论述了教育必须进行的相应改革,主张把各种主动作业引进学校,使学校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并把教育的重心从教师与教科书转移到儿童身上。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引起教育界与公众的广泛关注,成为畅销书并被译为多种语言,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杜威全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它所阐述的"学校即社会"与"儿童中心"思想构成了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石。

作品简介

约翰·杜威1859年生于美国佛蒙特州,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与教育家之一,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1894年他应聘出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系主任,1896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实验学校,亲自把自己的教育理论付诸实践,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为"杜威学校"。《学校与社会》正是这段实验时期思想的总结,全书篇幅不大,文字由演讲稿整理而来,通俗晓畅而思想锋利。杜威在书中首先分析了他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进而论述教育应当如何回应这种变化,提出学校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使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该书在1899年出版后屡次重印,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进步教育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成书背景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时期。大规模工业生产取代了家庭作坊,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移民大量涌入,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学校之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当时美国的学校依然沿用农业时代传下来的形式:课程以读、写、算和书本知识为中心,课堂像静止的展览馆,儿童被当作被动的听讲者与记忆者,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相互隔绝。杜威认为,明显的事实是社会生活正在经历彻底的、根本的变化,如果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教育就必须经历相应的变革。1896年创办的芝加哥实验学校为他提供了检验这种想法的场地,这所学校试图回答四个问题:如何使学校与社会生活联系,如何采用有意义的教材,如何使教学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联系,如何照顾个人的能力与需要。学校以烹饪、木工、纺织等主动作业为核心组织课程,儿童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面向家长与赞助人的三次演讲,就是对这些实验思考的系统表达。

内容与核心思想

第一,从社会变化论述教育改革的必然性。杜威指出,一场知识的革命已经发生,知识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凝固东西,而是在社会的一切潮流之中积极活动着的东西。他批评传统学校以静听为主的教学组织:课桌一排一排按几何顺序挤在一起,一切安排都只为让学生听讲,很少给儿童活动的余地。在这样的学校里,儿童的社会本能、制作本能、探究本能与艺术本能都得不到满足,学习成为与生活无关的负担。

第二,主动作业与"学校即社会"。杜威主张把木工、金工、纺织、缝纫、烹饪等各种形式的作业,连同自然研究、科学常识、艺术与历史引进学校。他强调,这些作业应当被看作生活和学习的方法,而不是特殊的职业科目。一项真实的人类活动天然地联系着各门学科,例如纺织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历史、地理与数学的内容。通过这些作业,学校自身将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形式,而不仅仅是学习功课的场所。当学校能在这样的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们,就将为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提供最深切而最好的保证。同时他也指出,学校不是成人社会的翻版,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是经过简化、精选与条理化的社会,剔除了成人社会的不良因素,在多种影响中求得平衡。

第三,教育重心的转移。杜威提出,传统的教育重心在教师、教科书与课堂之外的地方,儿童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新教育把这个重心转移到儿童的生活与活动上来,这是教育领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围绕这一中心组织起来。学校科目的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历史、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教师由此成为儿童生活、生长与经验改造的引导者与协助者。

第四,普及教育与社会民主。杜威认为,普及教育的意义在于使人获得他们所期望的能力,教育不仅应当发展人的社会性,更应当发展人的人性。学校作为雏形的社会,是训练民主生活、培养公共精神的场所,教育因此成为社会改良的根本途径。这一思想把学校的改造与民主社会的建设联系在一起,是该书最具社会关怀的部分。[1][2]

版本与中译流传

《学校与社会》1899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1915年又推出修订扩充版。杜威1915年与女儿合著的《明日之学校》描述了当时美国各地受卢梭、福禄培尔、裴斯泰洛齐、蒙台梭利等教育家影响的新型学校,常与本书合并出版。中文译本方面,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翻译的《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合集,收入杜威教育文集体系,2008年修订重印,是国内最通行的版本。该书与《民主主义与教育》《我们怎样思维》等著作一道,构成杜威思想译介与研究的核心文本,中国学者自二十世纪初就不断评述其中的思想,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等命题已成为中国教育学的经典话语。[3]

影响与评价

《学校与社会》被公认为杜威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哲学家罗素认为这是杜威所有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该书为进步教育运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帕克与约翰逊等人的实践都从中汲取思想资源;芝加哥实验学校本身也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者朝圣般的观摩对象,实验学校的组织方式影响了此后遍及欧美的经验课程与综合课程传统。在中国,杜威1919年至1921年访华讲学期间系统传播了这些思想,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都直接受其影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与陈鹤琴的活动教育实践均可溯源于此书提出的命题。当代研究者认为,该书揭示的学校与社会割裂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学校作为雏形社会的构想对今天的课程综合化、实践性学习与家校社协同育人仍具启发意义。当然,也有批评者指出,以主动作业组织课程的做法在实践中容易遭遇学科系统性的难题,儿童中心的主张若被极端化,会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与知识的系统性,这些批评在进步教育运动后期的反思中屡被提及。总体而言,这部百年前的小书始终被列为教育学的必读经典,它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洞察使其成为讨论学校变革时无法绕开的起点。[4][5]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