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全文一千二百二十九字,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专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文献之一。它并非一部独立的著作,而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因通篇以"记"体论说学与教之义,故题为《学记》。全篇以"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立论,依次论及教育的作用与目的、学校制度与考核、教学原则与方法、教师的修养与师生的关系,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教育经验。旧说以为孟子弟子乐正克所作,但作者与成书年代学界尚有争议,较为通行的看法是成书于战国晚期,属思孟学派一系的儒家作品。[1]
作品简介
《学记》是《礼记》的第十八篇,前后与《少仪》《乐记》相邻。《礼记》本是先秦至汉初儒家论礼文字的总集,西汉戴圣删定后称《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学记》即其中之一。与《礼记》中多数篇章重在记述礼制仪节不同,《学记》通篇不谈具体的冠婚丧祭,而是集中讨论"学"与"教"的道理,在体例上更接近于一篇教育论文。
从篇幅看,《学记》不足一千三百字,却涉及教育功能、学制构想、课程安排、考核标准、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师素养、师生关系等几乎所有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今人常称之为"教育学的雏形",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教育思维由零散的经验描述走向专门化的理论概括。[2]
作者与成书年代
《学记》的作者,汉代以来即无定论。东汉郑玄为《礼记》作注,于《学记》篇未指实撰人;唐代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亦只称"记者"所录。宋代以后,学者多从思想内容推测其出于子思、孟轲一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根据篇中推重"诚"、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等语与孟学派主张相近,考定作者为孟子弟子乐正克。此说经若干教育史著作采信,流传颇广,"相传为乐正克所作"的表述即由此而来。
不过,乐正克其人在史籍中材料极少,《孟子》书中仅一见其名,郭沫若的考证主要建立在思想相似性的推论之上,缺乏直接的文献佐证,因此反对者亦不在少数。另有学者主张《学记》出自荀子学派,或认为其成篇经历了较长的累积过程,非一人一时之作。目前学界较为稳妥的共识是:《学记》成书于战国晚期,是儒家思孟学派或与之相近的学者整理、概括先秦教育经验而成,具体作者难以确考。[3]
地位
在世界教育史上,《学记》通常被视为最早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之一。西方公认最早的教育专论是古罗马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成书于公元一世纪,晚于《学记》约四百年。中国古代教育文献虽多,但《论语》《孟子》中的教育言论多为片段,《荀子·劝学》偏重劝学励志,《大学》《中庸》重在阐明教育目的与哲学根据,唯有《学记》以整篇篇幅系统讨论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因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4]
成书背景
《学记》的产生,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直接相关。西周"学在官府",教育由王室与贵族垄断。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来依附于王官的视史乐师流散四方,典籍随之散落民间,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官学废弛,私学兴起,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其后墨、道、名、法各家无不聚徒授业,士阶层迅速壮大。
私学的繁荣带来了两个后果。其一,教育对象由贵族扩大到平民,教师必须面对资质、年龄、志趣各不相同的弟子,教学方法的经验由此大量积累。其二,各家学派在争鸣中都要论证自己的主张,教育成为学派传承与政治竞争的手段,如何教、如何学遂成为一个需要专门回答的问题。《学记》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从思想渊源看,《学记》明显承接《大学》《中庸》的思路,今人研究常概括为:以《大学》的政治理想为基础,以《中庸》的哲学观念为依据。篇中反复称引"古之教者""古之王者",以托古的方式构想理想的学制与师道,这也是战国诸子著述的共通风气。[5]
内容与核心思想
教育作用与目的
《学记》开篇即从政治功能切入论教育。它先设三层比较:发布谋虑、招求善良,只能博得小名声,不足以感动民众;亲近贤人、体察远者,可以感动民众,却仍不足以教化百姓;唯有办学兴教,才能使"化民成俗"。由此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论断。接着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作喻,说明教育对个体的塑造作用,并归结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这一思路把教育置于治国理政的首位,视教育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最有效的手段。在《学记》作者看来,政令与刑罚只能约束行为于外,教育却能化人心于内,故教化优先于政刑。这一主张与《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脉相承,成为后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一正统教育观念的直接来源。
学制构想与考核制度
《学记》设计了一套从地方到中央的学校体系:"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塾设于闾,庠设于党,序设于州,学设于国,按行政层级逐级设立,形成上下相衔的网络。这一构想未必是当时实有的制度,更多带有理想规划的成分,但它为后世的地方官学体系提供了原型。
在入学与考核方面,《学记》提出"比年入学,中年考校",即每年招收新生,隔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标准按修业年限递进:第一年考查"离经辨志",即断句读经、辨别志向;第三年考查"敬业乐群",即专心学业、和睦同侪;第五年考查"博习亲师",即广博学习、亲近师长;第七年考查"论学取友",即讨论学问、择交良友。达到这一层次称为"小成"。第九年要求"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能够触类旁通、卓然自立而不违背师道,称为"大成"。这一分年递进的目标序列,实际上已包含按年龄特征与能力水平安排教学的思想。[2]
《学记》还列举了大学入学时的七项仪式与规矩:皮弁祭菜以示敬道,宵雅肄三以官其始,入学鼓箧以逊其业,夏楚二物以收其威,未卜禘不视学以游其志,时观而弗语以存其心,幼者听而弗问以学不躐等。作者称此七者为"教之大伦",其中既有礼制内容,也包含观察而不急于告语、不越级而问等教学智慧。
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是《学记》最著名的命题。原文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意思是:不亲口尝,不知菜肴之美;不亲身学,不知道理之善。学习之后才发觉自己知识不足,施教之后才发觉自己理解有困,知不足便能反求诸己,知困便能勉强上进,教与学由此互相促进。
这一命题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把教与学看作单向的灌输,而是揭示出教的过程同时是教师自我提升的过程。教师因教而发现困惑,因困惑而钻研,学问遂因教而长;学生因学而知不足,因不足而自省,学业遂因学而进。篇中又引《兑命》"斅学半"为证,谓教人亦为学习之半,进一步说明教中有学。
豫时孙摩
《学记》把成功的教学归结为四条原则:"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豫"即预防,指在学生的不良倾向尚未显露时先行防范,而不是等错误发生后再加惩处。"时"即及时,指抓住恰当的时机施教,"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孙"即循序,指不逾越学生的接受程度而施教,按次第渐进。"摩"即观摩,指同学之间互相观察、取长补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与此相对,《学记》又列出导致教学失败的六种情形:"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前四条分别与豫、时、孙、摩一一对应,后两条则指结交不正之友、好为邪僻之行。一兴一废两两相较,论证严密,是先秦教育文献中少见的系统表述。[6]
长善救失
《学记》对学生的学习偏差作了细致的分类:"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贪多而消化不了是一失,孤陋而所知太少是一失,把学习看得太容易而轻率对待是一失,畏难而停滞不前是一失。作者强调,这四种偏差源于"心之莫同",即各人心理状态不同,因此教师必须"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
在此基础上,《学记》提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的著名界定。教育的要义有两面:一面是发扬学生固有的长处,一面是补救其偏失。长善不是简单的表扬,救失也不是单纯的批评,二者相辅相成——以优点克服缺点,正是"长善救失"的精髓。这一原则把因材施教从笼统的主张落实为可操作的诊断与矫正,后世常与"因材施教"并称。
启发诱导与善喻
《学记》反对注入式教学,对当时的不良教风有尖锐批评:"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教师只顾吟诵简册、频频发问、赶进度而不顾学生能否安受,结果使学生隐瞒所学、怨恨师长、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作者认为这是"教之所以不行"的根源。
正面主张则是"善喻":"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引导而不强牵,师生关系便和谐;鼓励而不压抑,学生便感到容易;启发而不说尽,学生才会独立思考。和谐、容易、能思三者兼备,才算善于晓喻。篇中又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教师须针对不同材质从多方面设喻,方能开启学生心智。[7]
与善喻相配合的是问答之法。《学记》形容"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又形容"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把提问的由易入难、答问的随分量而应讲得极为形象。作者并且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只会记诵书本、应付提问的人不配做教师;对于"力不能问"的学生,教师可以主动告语,"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不必强求一时贯通。
藏息相辅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学习与休息相互配合:"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正课按时讲授,课余仍须有课外修习。作者以操缦、博依、杂服等技艺为例,说明不练这些基本功便学不好琴、诗、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因此君子为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藏之于心、修之于身、休息时涵泳、游历时体察。如此方能"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即使离开师友也不会背离所学。
这一原则后世概括为"藏息相辅",强调劳逸结合、知行结合,反对死读书与过度加压。它把课外活动视为正课的延伸而非多余负担,在先秦教育思想中颇为独到。
尊师重道与为师之道
《学记》把师道提到关乎国运的高度:"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又说天子在入学祭奠先师时,对为师者不以臣礼相待,"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都是尊师的表现。尊师并非尊其人,而是尊其道;道因师而传,故敬师即是重道。
对教师自身,《学记》提出"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求教师既懂教学成功的条件,也懂失败的原因。又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教师最高的成就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使学生继承其志向。教师的言语应"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简约而通达,精微而妥善,少用譬喻而道理自明。
篇末以祭祀山川为喻收束:"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教育之于治国,正如河源之于大海,作者以此强调教学乃治世之本,与开篇"教学为先"遥相呼应。[1]
版本与流传
《学记》单篇流传甚少,历来依附《礼记》而行。《礼记》在汉代有戴德所传八十五篇与戴圣所传四十九篇两个系统,前者称《大戴礼记》,后者称《小戴礼记》,今本《礼记》即小戴本。东汉郑玄为小戴本作注,使《礼记》脱离附经地位而独立成书。唐代孔颖达奉敕撰《礼记正义》,以郑注为本,博采南朝皇侃、北朝熊安生诸家义疏,成为《礼记》的集大成注本,后收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为读书人研习《学记》的通行依据。
宋代卫湜《礼记集说》广辑众说,征引繁富;元代陈澔《礼记集说》简明扼要,因被定为科举用书而流布极广。清代朴学大兴,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博稽众说、考订名物,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则提供了迄今仍被广泛使用的版本。今人整理本中,杨天宇《礼记译注》、王文锦《礼记译解》附有译文与注释,便于初学。
《学记》的西传始于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将《礼记》全文译为英文,收入其主编的《东方圣书》丛书,《学记》随之进入西方学术视野。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中外教育交流的展开,《学记》又被译为多种文字,成为国外研究中国教育思想时必读的文献。[5]
影响与评价
在中国,《学记》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教育制度层面。它关于按行政层级设学、分年考核的主张,为汉代以后的官学所借鉴;宋明书院讲学尤重"相观而善"与"藏息相辅",师友讲习、会讲问难之风,与其观摩原则一脉相通。
在观念层面,《学记》贡献了一批沿用至今的教育命题。"教学相长""长善救失""藏息相辅""师严道尊"已成为汉语中的固定表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更是读书人耳熟能详的箴言。这些命题历久不磨,在于它们触及了教学活动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矛盾:教与学的关系、预防与矫正的关系、启发与灌输的关系、课内与课外的关系。今人编撰教育学著作,追溯本土资源时几乎无不从《学记》讲起。
在汉字文化圈内,《学记》随《礼记》一同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成为当地儒学和官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对《学记》的评价,历来以肯定为主,但也有学者指出其局限。其一,篇中"古之教者""古之王者"多系托古立论,所设计的学制是儒家的理想图景,与战国时期的实际教育状况存在距离,不宜径作信史。其二,全篇以人伦道德的教化为核心,对自然知识的传授、生产技能的培训几未涉及,这与中国古代教育的整体取向一致,也限制了其理论视野。其三,许多论断仍停留于经验描述与格言式表达,虽精警动人,却缺乏概念界定与逻辑推演,与近代教育学之体系化尚有距离。
尽管如此,《学记》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教育专论,其历史地位是公认的。它以极短的篇幅勾勒出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域,提出的原则在两千余年后仍具启发意义。今日重读《学记》,既能看见先秦儒家对"化民成俗"的理想,也能看见一位深谙教学甘苦的教育者对课堂细节的体察。[4][3]
参考资料
- ↑ 1.0 1.1 《礼记·学记》原文,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 ↑ 2.0 2.1 《学记》人本教育理念的现代价值,西北师范大学机构知识库。
- ↑ 3.0 3.1 学记(节选),人民日报客户端。
- ↑ 4.0 4.1 重审《学记》的教育智慧及价值,中国教育新闻网。
- ↑ 5.0 5.1 学记,古诗文网。
- ↑ 教师应该追寻什么样的人格之道,山东理工大学。
- ↑ 《学记》的启发教学思想探寻,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