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类学》
《教育人类学》既是教育学与人类学交叉形成的一门学科名称,也是这一学科领域多部经典学术著作的共同书名。作为学科,教育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阐明教育作用于人类发展的基本原理及特点的科学;作为书名,德国学者罗特、弗利特纳、博尔诺夫等人先后出版过名为《教育人类学》的著作,中国学者庄孔韶、冯增俊、詹栋梁等也各自出版了同名专著。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教育人类学的对象、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献。
概念界定
教育人类学有两大传统。一支是哲学教育人类学,以德语系国家的学者为主要代表,它运用哲学人类学的原理,从阐释和模塑健全人性的角度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把关于人的知识系统化,作为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支是文化教育人类学,以美国、英国等国学者为主要代表,它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从跨文化、跨种族的角度研究教育与人类发展,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问题。两支传统各有侧重,前者重理论阐释,后者重实地研究,共同构成教育人类学的学科谱系。学界通常认为,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与人、教育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包括人的本质与可教育性、教育与文化传承、族群发展与教育、学校情境中的文化过程等问题。与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相比,教育人类学的特点在于以人类学的整体观与跨文化比较为方法基础,把教育放在文化传承与人性形成的长过程中考察,而不是把教育孤立为学校内部的技术问题。[1]
以《教育人类学》为名的著作,按照其所处的传统可分为德国系统的哲学教育人类学著作与中国学者撰写的学科建设著作两类,它们各自代表了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方向。
学科形成与主要著作
哲学教育人类学传统形成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工业化的推进使人的主体性问题日益突出,德国学者以哲学思辨的传统致力于用人类学方法探讨人的健全发展中的教育问题,胡特发表《教育人类学的本质和任务》,诺尔发表《关于人类的教育知识》,标志着这一流派的诞生。二十世纪中期,这一传统进入成熟阶段:罗特出版了两卷本《教育人类学》,强调研究人的本质、人的心灵和精神变化,通过探索人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来制定教育目的和方法;弗利特纳在《教育人类学》一书中主张从教育角度综合分析人的发展,阐明关于人的经验科学成果,把教育人类学定位为教育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博尔诺夫也发表了一系列教育人类学论著,包括《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观察方式》与同名著作《教育人类学》,他首次研究了教育过程中非连续性事件对人发展的影响,对人的可教育性、教育中人与时空的关系等作了深入探讨,把存在主义哲学与教育人类学思考结合起来,成为德国教育人类学的代表性人物。德国系统的著作确立了教育人类学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地位,其关于人的可教育性、人类形象、非连续性教育等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2]
文化教育人类学传统则形成于美国。二十世纪初,教育家休伊特先后发表《人类学与教育》等文章,倡导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多元文化中的教育问题;此后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研究持续展开,斯平德勒主编的《教育与人类学》《教育与文化过程》《学校教育人种志研究》等文集是这一传统的重要文献,学科组织与专业期刊的建立使教育人类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为具有独立学术地位的学科。文化教育人类学的著作以田野调查与人种志研究为特征,代表人物包括本尼迪克特、米德等人类学家以及后来的众多学校教育研究者。
中国学者撰写的《教育人类学》著作出现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科引进的高潮之中。庄孔韶撰写的《教育人类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同名专著,提出教育人类学研究文化传递与人性转换的观点,奠定了学科的基本框架;冯增俊的《教育人类学》系统论述了学科的原理与方法,主张教育人类学研究教育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以综合性的教育人种志方法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台湾学者詹栋梁的《教育人类学》以介绍德国哲学教育人类学为主。这些著作推动教育人类学在中国成为教育学的重要分支领域,促进了民族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发展。[3]
学科归属是教育人类学著作共同面对的基础问题。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教育人类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以教育学为本位;一种认为它是教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还有一种认为它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为本位。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同样多样:有学者认为研究教育的本质、人的本质与教育的观念行为,有学者认为研究文化传递与人性转换,有学者认为研究多元一体化教育与少数群体教育,也有学者认为研究教育与人类发展。这些分歧反映了学科交叉的性质,说明教育人类学的成熟仍有待理论上的整合。
研究对象与内容
综合各部《教育人类学》著作的论述,学科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三个层面。在人类发展层面,研究教育的发生发展与人的可教育性,探讨教育与人类进化、民族发展、文化演进之间的关系,说明教育作用于人类发展的基本原理及特点。在文化传承层面,研究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分析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探讨文化传递与人性转换的过程,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在具体教育情境层面,研究学校、班级等教育机构中的文化过程,运用人种志方法对师生互动、课程与隐性文化、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教育等问题进行实地研究。
研究方法上,教育人类学以田野调查、人种志撰写和文化比较为根基性方法。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深入教育现场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人种志撰写强调对教育情境进行整体性、情境性的描述与分析;跨文化比较则通过不同文化中教育现象的对照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德国传统的著作更注重理论思辨与概念建构,美国传统及中国的著作则更强调实证的实地研究,两种方法取向在学科发展中渐趋融合。
发展与应用
教育人类学自二十世纪形成以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早期的学科主题偏重研究原始部落与少数民族部落的教育,认为只有在非主流文化中才能找到教育发展过程的真实情况;随着社会变迁,学科重心转向现代主流教育与整体人类发展问题,从种族间教育问题扩展到个体与群体的发展问题,突出对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研究。学科的应用价值体现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政策与实践、少数民族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研究、学校文化与人种志评估、教育与民族发展研究等多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教育人类学的著作普遍强调田野调查、民族志撰写与理论建构三者的结合,认为只有长期深入教育现场,才能获得关于教育观念与行为的真实材料;同时,跨文化比较被视为学科方法的精髓,通过对不同文化中教育现象的对照,才能分辨哪些教育现象具有普遍性,哪些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与民族教育研究紧密结合,围绕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多元一体化教育、乡村教育与弱势群体教育等问题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学科界说与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反思与更新之中。[4]
对教育人类学及其著作的评价,学界一般认为,德国系统的哲学教育人类学著作理论深刻但实用性有限,文化教育人类学著作细致具体但缺少整体的深层把握,中国学者的著作则在引进吸收的基础上推进了学科的本土化。同时,学科也面临教育人类学究竟归属于教育学还是人类学、研究主题如何界定等问题的持续讨论。总体而言,《教育人类学》系列著作以其跨学科的视野为认识教育问题提供了独特路径,教育人类学已成为教育科学体系中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