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者教育学》
《被压迫者教育学》是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的代表作,1968年以葡萄牙语写成,1970年出版英译本,此后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该书系统阐述了解放教育思想,对传统教育中的"银行储蓄式教育"提出了尖锐批判,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唤醒学习者的批判意识,使教育成为追求人性解放的实践。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被公认为批判教育学的奠基之作,在教育哲学、成人教育、教师教育、神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弗莱雷也因此被视为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之一。[1]
作品简介
保罗·弗莱雷1921年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州的累西腓,早年因家道中落亲身体验了贫困与饥饿,这段经历成为他终生关注底层民众教育状况的思想起点。弗莱雷曾任累西腓大学教育史与教育哲学教授,20世纪60年代初主持巴西东北部的成人扫盲运动,提出把识字与文化政治意识觉醒结合起来的"文化圈"方法,取得显著成效。1964年巴西发生政变后,他因激进的教育实践被捕入狱,随后流亡智利,先后在智利、美国、瑞士、几内亚比绍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晚年回到巴西,1989年至1991年出任圣保罗市教育局长,将解放教育思想付诸市政教育改革实践。1997年弗莱雷去世。《被压迫者教育学》正是他在巴西与智利期间对多年扫盲教育与成人教育经验的理论总结,全书共四章,十多万字,结构紧凑而思想锋利。
成书背景
《被压迫者教育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拉美社会矛盾激化的历史环境。当时巴西东北部地区文盲率极高,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长期处于政治失语状态。1962年至1964年间,弗莱雷领导的扫盲实验在安戈索斯等地使数百名成人劳动者在短期内学会了读写,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改造现实的能力,这一实验因政治变故中断,却为理论写作积累了大量一手经验。流亡智利期间,弗莱雷继续参与农村成人教育项目,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人格主义以及解放神学等思想资源。他在书中坦言,该书不是书斋里的产物,而是与自己同工人、农民一起学习的生活经历密切相连。1968年葡萄牙语初稿完成时,恰逢拉美多国处于军人政权统治之下,书中对压迫结构的分析引起许多读者的强烈共鸣。1970年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迅速进入西方学术界的视野,成为当时席卷欧美的激进教育思潮中最重要的文本。
内容与核心思想
第一章讨论压迫与人性化的矛盾。弗莱雷认为,非人性化是历史的现实而非命运的注定,人的使命是追求人性化即"成为更完善的人"。被压迫者一方面渴望自由与公正,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内化了压迫者的价值观念,又可能反过来压迫他人,因此解放的任务不能简单地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划一条界线,而要帮助被压迫者从"淹没"与"沉默"的状态中觉醒。
第二章对传统教育提出了著名的"银行储蓄式教育"批判。弗莱雷指出,在灌输式教育中,教师把学生当作可以任意填充的容器:教师的讲述只是往学生头脑里"储蓄"知识,学生只需接受、存储和复述;教师储蓄得越多,越被当作好教师,学生温顺地承受得越多,越被当作好学生。这种教育把学生视为可以适应现状、可以控制的存在,窒息了创造力与批判意识,本质上是维护现存秩序的压迫手段。
第三章提出作为自由实践的对话教育。弗莱雷认为,教育不应是把知识从主动的一方传递给被动的一方的行为,而应是教师与学生围绕"生成主题"共同认识世界的合作探究。真正的对话以爱、谦逊、信任、希望和批判性思维为前提,要求教师放下权威,与学习者平等交流。他强调学习内容应当来自学习者的具体生活情境,通过"主题调查"从人们的现实经验中提炼课程主题,使识字学习与意识觉醒融为一体。
第四章分析反对话行动理论与对话行动理论的对立。他归纳了反对话沟通的四种形态:灌输、神话操纵、相互斗殴与分化,指出其共同目的在于使民众脱离对现实的思考与行动;与之相对,对话行动理论主张合作、解放、组织与文化综合,帮助人们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书中反复申明,教育从来不是中立的,它要么服务于统治的驯化,要么服务于人的解放,"教育即政治"正是全书的要旨之一。[2]
版本与中译流传
《被压迫者教育学》1968年完成葡文初稿,1970年出版英文译本,此后陆续被译成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众多语言。原书三十年间不断修订重版,1993年出版二十周年纪念版,2000年出版三十周年纪念版;2020年问世的五十周年纪念版增加了新序言、后序及学者访谈,可见其持久生命力。中译本由顾建新、赵友华、何曙荣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首次出版,列入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题为《被压迫者教育学》,三十周年纪念版于2014年推出修订版。2020年顾建新、张屹翻译的五十周年纪念版再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唐纳多·马塞多的新序言与艾拉·肖尔的后序。该书中文版出版以来,成为国内高校教育学、成人教育、教师教育等专业的重要研读书目,相关研究论文与学位论文数量可观。[3]
影响与评价
《被压迫者教育学》问世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被世界许多大学列为教育哲学、教育管理、成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乃至神学、社会学课程的经典书目。有学者以研究弗莱雷为终身学术志业,其思想直接催生了批判教育学流派,影响了阿普尔、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欧美学者,也被广泛应用于南美的扫盲运动、非洲的去殖民教育实践以及欧美社区教育。在中国,该书推动了对师生关系的反思,人们借助"银行储蓄式教育"的概念批判灌输式教学,主张建立平等对话、交互主体的新型师生关系,对话式教学由此成为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重要话语。同时,该书也受到批评。有论者指出,弗莱雷对教师作用的论述存在内在张力,既主张消除师生界限,又承认教师不可缺少;还有研究者批评其早期著作中的性别视角存在盲区,对解放后如何建设新社会缺乏具体方案;亦有学者认为其激进立场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应用时需要审慎转化。尽管如此,学术界普遍承认该书揭示了教育的政治本性,把教育理论从课堂技术层面提升到社会批判层面。有研究者评价,最能使弗莱雷赢得声誉的正是1970年发表的这部著作,其中对"银行储蓄式教育"隐喻的分析堪称二十世纪教育思想史上的经典之笔。[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