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英文:General Transfer Payment)是指上级政府为弥补下级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保障下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按照统一规范的公式测算并无条件拨付给下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它与专项转移支付并列,构成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两大支柱。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核心特征是不规定具体用途、不要求下级政府配套资金,由下级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统筹安排使用,因而又被称为无条件转移支付或均衡性转移支付。其政策目标在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国家统一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处理政府间纵向与横向财政关系的关键制度安排,也是中央财政调节区域发展不平衡最主要的工具之一。
一、基本解释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其基本逻辑是:当某一级政府的自有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其履行法定支出责任所需的资金时,由上级政府以财政资金予以补助,使该级政府能够提供与其他地区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它在制度上区别于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最显著的标志是资金的无条件性。上级政府在拨付时不指定资金的具体用途、不附加具体项目要求、不要求下级政府提供配套资金,下级政府可以将其与本级财力统一纳入预算统筹安排,自主决定在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民生支出之间的分配比例。
从财政体制角度看,一般性转移支付是纵向财政不平衡和横向财政不平衡的共同矫正机制。分税制改革后,收入相对集中于中央和上级政府,而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主要在市县基层政府,形成了纵向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同时,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县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横向财力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上级财力向下流动和区域间的再分配,同时缓解了这两类不平衡,是无条件补助中最具均衡色彩的制度工具。
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构成互补关系。专项转移支付带有明确的用途指向,通常服务于中央特定政策目标或重大项目建设,往往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使用受严格监管;一般性转移支付则把使用决策权交给地方,更符合地方信息优势,有利于提高公共支出的配置效率。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是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减少中央部门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形成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在管理层面,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几个操作性特征。其一,分配依据公式化,主要按照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人口规模、面积、民族地区因素、贫困程度等客观因素测算,减少人为裁量空间。其二,拨付方式以年初预算安排和提前下达为主,提高地方预算编制的可预期性。其三,使用监督以绩效评价和预算公开为主,重点考核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而非逐笔审核支出用途,这与专项转移支付的报账式管理形成鲜明对比。
二、概念解读
理解一般性转移支付,首先要区分标准财政收入能力与实际财政收入两个概念。标准财政收入能力是按照统一税基和平均有效税率测算的、一个地区在正常努力程度下应当取得的收入规模,它剔除了税收征管努力、经济波动和临时性因素,用以衡量一个地区的潜在筹资能力;实际收入则是该地区实际入库的财政收入。二者的差值反映了收入努力程度和征管效率,通常作为分配时的重要参考,以避免对征管不努力的地区形成过度补助。
其次要区分标准财政支出需求与实际支出需求。标准财政支出需求不是某个地区上年的实际支出,而是按照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提供标准,结合该地区的人口结构、行政区域面积、地理条件、服务成本差异等因素测算出的、提供大体均等化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规模。例如同样数量的学龄人口,在地广人稀的高原地区所需的教育支出明显高于平原人口密集地区,因此在测算时需要引入成本差异系数对支出需求进行调整。
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核心变量。其基本含义是标准财政支出需求超过标准财政收入能力的部分,即一个地区在正常努力下仍无法自行弥补的财力缺口。缺口越大的地区,获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越多。这一设计的政策含义是明确的:转移支付不是奖励收入多的地区,也不是简单按人口平均分配,而是精准地补足缺口,使所有地区都能达到大致相当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从法理性质看,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一旦拨付,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即归属下级政府,属于下级政府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纳入本级预算管理,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监督。这一点与专项转移支付不同,后者在资金使用上仍然受到上级政府的政策约束和项目审计。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也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属性,许多国家将其纳入法定支出或以公式法确定,以增强地方政府的长期财政预期和预算稳定。
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政策传导的制度载体。近年来我国将部分原属专项领域的支出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并设置相应的分领域子项目,如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均衡性转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等,既保留了因素法分配的规范性,又实现了中央对特定领域支出的引导。这种分类设置使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保持地方自主权的同时,兼顾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取向。
三、主要类型
按分配目标划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分为均衡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转移支付两大类。均衡性转移支付以及其前身即过渡期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均衡财力部分,是最典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完全按照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测算,不附加任何条件,主要用于缓解中西部地区和基层财政困难。政策性转移支付则针对特定区域和特定群体,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补助,虽然资金使用仍由地方统筹,但在规模分配上体现了中央的区域政策导向。
按与财政事权改革的关系划分,可以分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其他部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对应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的事项,如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住房保障等,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其应分担的部分,资金虽由地方统筹使用,但受到相应领域管理办法的约束,需要落实相应的保障标准。这类转移支付兼具一般性和专项性的特征,是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中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按覆盖对象划分,还可以分为面向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面向市县的转移支付和省以下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面向省级,由省级再向下分配,形成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一部分。省以下转移支付又可分为省对市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专门用于保障县级政府履行基本支出责任,是财政困难县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核心资金来源。
从国际比较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大致有几种典型形态。第一种是财政均衡转移支付,即按标准收支缺口公式分配的均衡化补助,典型特征是以均等化为唯一目标。第二种是税收分享型转移支付,即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按比例共享税基或税种,本质上是收入分享而非补助。第三种是总额补助或块状补助,即上级给下级一笔可自由支配的总额资金,不指定用途。第四种是绩效导向的补助,即在分配时引入地方财政管理绩效、支出效率等指标进行调节。我国实践以财政均衡型为主体,同时叠加了区域政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内部还有一个日益受关注的细分,即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这类资金针对承担重要生态保护和限制开发职能的地区,补偿其因生态保护而放弃的工业开发收益,虽属一般性转移支付范畴,但通常与生态保护成效考核相挂钩。此外,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等也属于政策性一般性转移支付,它们在保持地方统筹使用自主权的同时,强化了对特定政策目标的激励。
四、理论知识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提供了基本解释框架。该理论认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应当尽可能下放到贴近居民的层级,因为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偏好和成本条件,这一分权优势被称为信息优势或偏好匹配优势;但分权也会带来外部性、规模不经济和财政能力不均等问题,需要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予以矫正。一般性转移支付不扭曲地方支出结构,因而被认为在保持分权效率优势方面优于带条件的专项补助,是纠正纵向财政失衡的首选工具。
财政均等化理论进一步指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目标是实现财政能力均等化或财政需求—能力均等化。前者只考虑各地区的收入能力差距,后者同时考虑支出需求差异。我国现行的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法属于后者:先测算各地的标准财政收入能力和标准财政支出需求,再计算缺口并按其规模分配资金,使各地在同等努力下能够达到相近的公共服务水平。这一公式法分配的最大优点是客观、透明、可预期,能有效减少上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成本。
在转移支付的效应理论上,学界关注几个经典问题。其一是粘蝇纸效应,即上级拨付的一元补助引致的地方公共支出增加,通常大于本地居民收入增加一元所引致的地方支出增加,原因是地方官员倾向于把外部资金更多用于扩大公共部门。其二是财政纪律问题,即长期依赖转移支付可能弱化地方自主增收的努力,形成财政依赖。其三是激励设计问题,即分配公式中如何同时兼顾均等化目标与收入努力激励,常见做法是引入财政努力程度指标,对增收积极性高的地区给予奖励。
关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界认为其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保障了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和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长期增长和区域收敛;另一方面,如果规模过大、激励设计不当,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和地方财政软约束。因此合理的制度设计应当明确转移支付以均等化为主要目标,避免将其作为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同时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和地方财政责任的硬约束。
在测算方法上,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法的技术核心是建立一套可量化的因素指标体系。标准财政收入通常以地方税基乘以全国平均有效税率测算,有时还加入非税收入能力和上年结余因素;标准财政支出则按支出类别分别建立单位成本模型,例如教育支出按学龄人口乘以生均标准成本再乘以成本差异系数,卫生支出按参保人数和人口密度调整,行政支出按行政编制和辖区面积测算。最后将各类支出需求加总并与收入能力比较,得到缺口。系数和标准的确定需要大量基础数据和统计回归,因此定期调整测算体系是保证公平性的必要环节。
五、常见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把一般性转移支付理解为上级对下级的恩惠或临时救济。事实上它是财政体制的常态化制度安排,有明确的法规依据、稳定的分配公式和规范的预算程序,属于下级政府依法享有的财力来源。把它看作上级的主观施予,会助长跑项目、要资金的博弈行为,削弱制度的严肃性和可预期性。正确的理解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组成部分,其规模和分配规则应当在财政体制中予以制度化、规范化。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等于完全无约束、可以随意使用。虽然它在用途上不指定方向,但资金使用仍受预算法、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的约束,必须纳入预算并接受审查监督,且不得用于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兴建楼堂馆所等禁止性用途。同时,地方在使用时应当优先保障基本民生和机构正常运转。所谓无条件,是相对于专项转移支付的用途指定而言,并不意味着脱离监管。
第三个误区是把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简单等同于地方自主权扩大。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尚不完善的阶段,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带有共同财政事权的性质,可能附加保障标准和考核要求,其自由度低于理论上的无条件补助。因此判断地方自主权大小,不能只看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占比,还要看资金中带条件部分的比重以及相应的管理要求。
第四个误区是忽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合理分工。有些人主张把所有转移支付都改为一般性,以提高地方自主权;也有人主张保留大量专项以确保中央政策落地。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合理的结构应根据事项性质确定:属于地方自主决策、地区偏好差异大的事务,宜采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属于全国统一标准、具有明显外部性或涉及国家重大战略的事务,宜采用专项转移支付,并尽量减少配套要求,防止加重基层负担。
第五个误区是只看转移支付的规模,忽视其使用绩效。资金拨付到位并不等于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如果地方把资金用于低效项目或人员膨胀,均等化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评价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果,应关注教育、医疗、社保、基础设施等实际产出指标,以及居民满意度和区域差距的收敛程度,推动转移支付从重分配向重绩效转变。
六、总结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解决纵向与横向财政不平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制度工具。它以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为核心测算依据,以因素法和统一公式分配资金,以不指定用途、不要求配套为基本特征,把使用决策权交给更了解本地偏好的地方政府,从而在保持分权效率优势的同时实现财政资源在区域间的再分配。它与专项转移支付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
从发展趋势看,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完善标准财政收支测算体系、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强化预算绩效管理,逐步形成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解一般性转移支付,既要把握其无条件补助的制度属性,也要认识到它仍受预算纪律和绩效要求的约束,并在均等化目标与地方增收激励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参见
- 专项转移支付
- 财政转移支付
-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分税制
-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