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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遵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严遵(约前1世纪),字君平,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本姓庄,东汉避明帝讳改称严。西汉隐士、道家学者。卖卜于成都市中,日得百钱即闭肆下帘,授《老子》;著《老子指归》十余万言,为汉代道家的重要文本。扬雄少时从其游学,称其“不作苟见,不治苟得”。

姓名与籍贯

严遵本姓庄,名遵,字君平。东汉明帝名刘庄,避讳改“庄”为“严”,故史书称“严遵”“严君平”。这一避讳改字的痕迹,是判断汉代文献成书年代的一个旁证。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

这条记载把严君平与郑子真并举,作为“修身自保”的隐士典型。郑子真耕于谷口,成帝时大将军王凤礼聘,不屈;严君平卖卜成都市,亦终身不仕。二人一北一南,同为西汉中后期“隐逸”传统的代表人物。

《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把严君平列入“高尚”一类,记其“雅性澹泊,学业加妙”,又载其“著《指归》十余万言”。常璩为蜀人,其书记蜀事最详,可与《汉书》互补。

卖卜于市

严遵的生计,是“卜筮于成都市”。

《汉书》记其自述:

> 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

这段话是理解严遵的关键。他并不认为卜筮本身有何神秘,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因势导善”的渠道:来问卜的人,各有其身份与困境,他便借“蓍龟”之言,把“孝”“顺”“忠”的道理说给他们听。

“从吾言者已过半矣”——一半以上的人听了,这就够了。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教化”观:不指望改变所有人,只求影响一部分人。

其作息也极有规律:“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裁日”即“仅一日”,“阅数人”即每天只接待几个人;赚够一百钱,就关店下帘,讲学授徒。

这种“日得百钱即止”的生活方式,后世称为“君平卖卜”,成为“安贫乐道”的典故。唐李白《送友人入蜀》有“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之句,即用此典。

《老子指归》

严遵的著作,《汉书》称“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严周”即庄周,亦避讳改字。

此书后世称《老子指归》,又名《道德真经指归》,今存七卷(一说出自明人所辑,非原本全帙)。《经典释文·序录》著录“严遵《老子注》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指归》十一卷”,可见其流传之绪。

《指归》的解经方式,与河上公注、王弼注皆不同。它不重字句训诂,而以“自然”“无为”“太和”等概念,发挥《老子》的宇宙论与政治哲学。其文辞“恢奇”,多用铺陈排比,近于辞赋,这与蜀地“好文”的风气有关。

《指归》在汉代思想史上的位置,一般被视为“由黄老向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它把《老子》的“道”解释为一种“自然无为”的宇宙秩序,又强调“人主”应当“体道”而治,这为魏晋玄学的“贵无”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今本《指归》的真伪与卷数,学界尚有争议。使用时须与《经典释文》《隋志》等目录书对勘,不可径以今本为汉时原貌。

扬雄的师承

严遵最著名的学生,是扬雄。

《汉书·扬雄传》未载其师承,但《法言》与《华阳国志》皆有记载。扬雄少时“从君平游学”,受其“清静亡为”之教。这一师承,对扬雄一生的学术取向影响极深:扬雄后来的《太玄》以“玄”为宇宙本原,《法言》以“学”为成圣之途,都可以看到严遵“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子。

《法言·问明》中,扬雄称其师为“蜀庄”,赞其“沈冥”——深藏不露,久幽不改其操。原文大意是:蜀庄之才之珍,不“作苟见”(不随便出仕),不“治苟得”(不随便求利),久处幽暗而不改其操守,即使随侯之珠、和氏之璧,也不能超过他的价值。

这一评价,是弟子对老师最高的推崇。它也说明:在西汉“通经入仕”的时代风气中,严遵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不仕、不辩、不炫,以“卖卜”自养,以“授《老》”自乐。

扬雄后来“三世不徙官”,王莽时“投阁几死”,其“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性格,与严遵的教诲一脉相承。

《指归》的解老方法

《老子指归》的解经方法,与河上公、王弼两系皆有不同,值得单独一说。

河上公注重“养生”,把《老子》解为“治身”之书,其“守一”“存神”之说,近于神仙方术。王弼注重“本体”,以“无”为万物之本,其“崇本息末”之说,开魏晋玄学之门。

严遵的《指归》则介于二者之间,而又别开一路。它以“自然”为核心,把“道”解释为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秩序;又强调“人主”应当“体道”,即“去智故、任自然”,不以私意扰民。

其行文有一个显著特点:多用“假设问答”与“铺陈排比”。如论“至人之治”,先设“或问”,再层层铺展,最后归之于“无为”。这种写法,与其说是“注”,不如说是“论”——它借《老子》的框架,发挥自己的思想。

这一方法,对扬雄的《太玄》《法言》有明显影响。扬雄“仿《易》作《玄》、仿《论语》作法言”,其“仿”的方法论,正是从严遵“依《老》而著书”学来的。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指归》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汉代道家“由宇宙论转向政治论”的一个样本。在它之前,道家多言“养生”;在它之后,玄学多言“本体”;而它恰在中间,言“自然”而归于“治道”。

隐逸传统中的位置

严遵所处的西汉中后期,是“隐逸”传统逐渐成形的重要阶段。

汉初的隐士,多为“避秦”之人,如“商山四皓”,其“隐”带有政治避难的色彩。武帝以后,随着“通经入仕”的制度化,“隐”逐渐成为一种“主动的选择”——不仕不是不能仕,而是不愿仕。

严遵正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他“博览亡不通”,完全具备入仕的条件;扬雄称其“才之珍”,也说明他的学问足以立于朝堂。但他选择“卖卜”,且“得百钱”即止。这不是“清高”的姿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自觉设计:以最低限度的物质需求,换取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

这一模式,对后世影响甚大。东汉的“逸民”(如严光、梁鸿),魏晋的“竹林七贤”,唐宋的“终南隐士”,都可以看到严遵的影子。所不同者,后世之“隐”往往与“名”纠缠(所谓“终南捷径”),而严遵之“隐”,始终与“名”保持距离。

成都旧有“君平街”,相传即其卖卜之处。又有“支机石”的传说,谓张骞乘槎至天河,见织女,归问严君平,君平曰“此客星犯斗牛”。此说出于《博物志》,荒诞不经,但可见严君平在蜀中民间记忆中的“神异”色彩。

评价

对严遵的评价,历代大体一致:以“高”许之,以“隐”称之。

班固在《汉书》中把他写入《王贡两龚鲍传》的序,与郑子真并列,作为“修身自保”的典范。这一安排说明:在班固看来,严遵的价值不在“事功”,而在“人格”。

扬雄的评价最为具体:“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这三句,是“隐”的三重境界:不随便出仕(守节)、不随便求利(守廉)、久处幽暗而不改(守恒)。

后世的批评者则从“有用无用”的角度提出质疑。王夫之《读通鉴论》论西汉士风,以为“严君平之流,以隐为高,而无所裨于国”。这一批评有其道理,但也忽略了另一面:在一个“通经即入仕”的时代,能有人证明“不仕亦可安身”,本身就是对单一价值的一种制衡。

严遵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他不是“反对”入仕,而是“证明”还有另一种活法。这种“证明”,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