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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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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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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英文: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又称支出责任或政府事权,是指在多级政府体制下,各层级政府依法承担的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具体职责与任务。事权回答的是"政府应当做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它界定了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领域中的具体分工与管辖范围。事权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只有事先明确各级政府承担哪些职责,才能据此划分相应的财权和财力,形成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事权划分的科学合理程度,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行政运行的协调性和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

一、基本解释

事权是关于政府职责范围与层级分工的制度安排。在现代国家中,政府通常分为中央与地方若干层级,不同层级政府承担的职责并不相同。有些事务关系全国统一市场、国家安全和宏观稳定,需要由中央统一负责;有些事务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关联,需要因地制宜、就近供给,由地方政府承担更为合适。事权的实质,就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各层级之间划分这些公共职责的归属,明确谁来决定、谁来执行、谁来负责,从而形成层级清晰、权责明确的政府职能体系。

事权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但又有区别。政府职能回答的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问题,即哪些事务应当由政府承担、哪些交给市场和社会;事权回答的是在政府系统内部,承担某项事务的职责应当归属于哪一级政府。换言之,职能解决"要不要做"的问题,事权解决"由谁来做"的问题。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界定政府的职责边界和层级分工。只讲职能不讲事权,会造成各级政府职责重叠或推诿;只讲事权不讲职能,则会模糊政府干预的合理范围。

事权通常可以分为决策事权、执行事权和监督事权三个环节。决策事权指制定政策、确定标准、编制规划的权力,如确定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或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执行事权指具体组织实施、提供服务、开展管理的职责,如建设学校、运营医院、维护市政设施;监督事权指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和问责的职责。一项事务的三个环节可以由同一级政府承担,也可以在不同层级之间分工配置,例如决策权归中央、执行权归地方、监督权由上级行使,从而形成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格局。

事权在财政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财政资源的分配必须建立在事权划分之上。只有在明确了各级政府承担哪些职责、需要多少支出之后,才能合理确定财权划分和财力配置,也才能设计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因此,事权划分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起点和依据,事权不清则财权难以划分,转移支付也缺乏客观标准。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正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环节。

二、概念解读

理解事权,首先要把握它与支出责任、财权、财力的区别和联系。事权是政府承担的职责本身,回答"应当做什么";支出责任是履行事权所需资金由谁负担,回答"钱由谁出";财权是各级政府获得收入的权力,如税收立法权和收费权,回答"钱从哪里来";财力是政府实际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回答"有多少钱"。四者构成完整的链条:先有事权,再由支出责任确定资金归属,继而通过财权划分和转移支付形成相应财力。四者脱节,就会出现有责无权、有权无钱或有责无钱的混乱局面。

其次要理解事权划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一为受益范围原则,某项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就应由中央承担,主要惠及本地区居民就应由地方承担,跨越多个地区的则需上级协调或共同承担。其二为信息优势原则,越是需要掌握本地居民偏好和具体条件的事务,越应交给贴近群众的地方政府,以降低信息成本和决策失误。其三为规模效益原则,涉及全国统一标准、统一市场和网络型基础设施的事务,宜由较高层级政府承担,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分割和浪费。其四为激励相容原则,事权配置应使各层级政府的利益与整体目标相一致。

第三要认识事权划分的动态性和相对性。事权的配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技术进步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变化而调整。在市场经济早期,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职责较多;随着市场机制完善,政府事权逐步转向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一些事务的执行方式发生改变,例如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使更高层级的统筹管理成为可能。因此事权划分需要适时调整,既不能僵化不变,也不能频繁变动以致影响预期。

第四要把握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政策要求。所谓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是指各级政府承担多少职责,就应大体拥有与之相适应的收入来源和财力保障;所谓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是指履行事权的支出应当由事权主体负担,不能把责任下压而把资金留在上层。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上级政府出台政策、下达任务,却要求下级政府承担主要支出,形成"上级点菜、下级买单"的局面。这种现象会加重基层财政困难,扭曲政府行为,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划分加以纠正。

三、主要类型

按职能领域划分,事权可分为国家安全与外交、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生态环保等类型。国家安全与外交、国防动员、货币发行等事务,关系国家主权和统一市场,属于典型的中央事权;宏观经济调控、重大战略规划、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也主要由中央负责。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治安、市政管理、社区服务等事务,直接关系居民日常生活,通常由地方承担。不同领域的事务遵循不同的划分逻辑,需要分类研究、分类推进。

按承担主体划分,事权可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中央事权由中央统一承担,如国防、外交、货币政策和全国性重大工程;地方事权由地方承担,如地方道路建设、城市管理和社区服务;共同事权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生态环保等领域。共同事权的存在,是由于这些事务既涉及全国统一标准和公平要求,又需要地方因地制宜组织实施,因此需要在两个层级之间划分职责和分担支出。

按事务性质划分,事权可分为决策事权、执行事权、监督事权和支出事权。决策事权侧重规则制定和标准确定,执行事权侧重组织实施和服务提供,监督事权侧重检查评估和责任追究,支出事权侧重资金负担。一项完整的公共事务往往同时包含这几个环节,各个环节可以配置给不同层级。例如基本医疗保险,中央确定制度框架和基本政策,地方负责参保组织、基金管理和经办服务,并接受上级监督,资金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比例分担。

按划分方式划分,事权可分为列举式事权、概括式事权和保留式事权。列举式事权明确列出各级政府的职责清单,边界清晰、便于操作,是规范化划分的常见做法;概括式事权只作原则性规定,由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灵活性较强但容易产生争议;保留式事权则规定凡未明确授予上级的事务均由地方承担,体现"剩余权力归地方"的原则。不同国家根据自身政治体制和法律传统,采用不同的划分方式,我国正在推进按照列举式思路明确各级事权的改革。

按运行特征划分,事权还可分为常规事权和应急事权。常规事权指日常性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按照既定制度和预算安排履行;应急事权指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安全事故等突发情况时集中行使的职责,具有临时性、强制性和跨层级协调的特点。应急状态下的指挥调度、物资保障和人员动员,往往需要上级政府统一指挥、下级政府具体落实。合理界定常规事权与应急事权的界限和衔接机制,是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四、理论知识

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之一是财政联邦主义。该理论把政府看作由多层级组织构成的整体,研究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最优地配置公共职责与财政资源。其核心观点是"财政职能分工":宏观经济稳定和收入再分配主要由中央承担,因为地方难以通过自身政策影响全国总需求和收入分布;而资源配置职能则宜主要由地方承担,因为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和条件,能够更有效地提供符合当地需要的公共服务。这一理论为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分工提供了基本框架。

奥茨分权定理是事权划分的重要理论依据。奥茨指出,对于一种公共物品,如果其消费具有地方性,且不存在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要优于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原因在于,中央统一供给只能按照全国平均水平确定数量和质量,无法适应各地差异,会造成部分地区供给不足而部分地区供给过剩,导致福利损失。分权供给则能使各地按照自身偏好确定供给水平,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定理为把大量地方性公共服务事权交给地方提供了经济学论证。

俱乐部理论与地方公共物品受益范围理论进一步阐释了事权的空间边界。俱乐部理论认为,当公共物品的受益可以排斥非成员时,其供给可以按照受益范围和成本分担来组织,类似于俱乐部成员共同出资、共享服务。把这一思路用于政府层级,某项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有多大,相应的决策和支出责任就应配置到相应的层级。受益限于社区的由社区负责,限于城市的由城市负责,覆盖全国或跨区域的则需由中央承担或上级协调,从而避免成本与收益错配带来的效率损失。

事权划分还涉及外部性理论和收益外溢问题的处理。当一项地方公共事务的收益溢出本辖区,惠及周边地区时,仅由本辖区政府承担全部成本,会使其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出现供给不足;反之,若某项事务对周边产生负外部性,也可能出现过度供给。解决这类问题,通常需要上级政府介入,通过共同事权安排、转移支付补偿或区域协调机制,使承担事权的主体能够获得与其投入相匹配的收益,从而纠正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在制度设计层面,事权、财权、支出责任相匹配的理论为财政体制提供了协调原则。理论认为,若事权大于财权,地方就会出现财政缺口和债务风险;若财权大于事权,地方则可能出现资源闲置和支出低效。因此理想的体制是事权、财权与支出责任三者大体匹配,并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弥补因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财力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必须与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改革配套推进,单兵突进难以奏效。

五、常见误区

第一个常见误区是把事权等同于财权或财力,认为只要有了钱就能办好事。事权是职责,财权是取得收入的权力,财力是可支配资源,三者性质不同。一个地方政府即便财力充裕,若其承担的事权不清、与其他层级的职责重叠,仍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推诿扯皮;反之,职责清晰但财力不足,也难以有效履职。因此改革既要合理配置财力,也要清晰划分职责,只强调给钱而不理顺职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府间关系中的错配问题。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事权越向上集中越好,由中央统一负责就能提高效率和公平。集中决策确实有利于统一标准和避免地区分割,但也会带来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央难以准确掌握各地千差万别的条件和偏好,统一政策容易出现"一刀切"。对于需要因地制宜的事务,过度集中反而降低效率。合理的方向是根据事务性质分类配置,全国性事务集中、地方性事务下沉,中央通过标准和监督实现引导,而不是把所有事务都收到中央统一办理。

第三个误区是忽视事权下压而支出责任上移所带来的基层负担。实践中存在上级以文件和考核下达任务、却主要由基层出钱出力的现象,导致基层政府事权繁重而财力紧张,容易形成隐性债务和"三保"压力。这种做法违背了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长期看会削弱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纠正这一问题,需要在划分事权的同时同步明确支出责任,并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保障机制,防止责任简单下移、资金层层截留。

第四个误区是把事权划分理解为一次性的制度安排,忽视其动态调整的需要。经济社会在发展,技术条件在变化,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提升,一些过去适合地方承担的事务可能因跨区域影响增强而需要上移,一些过去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也可能因地方能力增强而下放。事权划分应当建立评估和调整机制,定期检视职责配置的合理性。若划分长期固化、缺乏弹性,就会出现职责配置与实际情况脱节的僵化局面。

第五个误区是把共同事权当作模糊责任、谁也不真负责的借口。共同事权本意是中央与地方按分工协作、共同承担责任,实践中却可能出现"共同"变成"无人负责",即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而相互推诿。要避免这一结果,共同事权也必须明确各自的具体职责、支出分担比例和考核方式,形成可操作的清单。只有把协作关系制度化、指标化,共同事权才能真正发挥集中统筹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优势,而非成为职责真空。

六、总结

事权是各级政府依法承担的公共职责和任务,回答政府系统内部"谁做什么"的分工问题,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环节。它可以按职能领域、承担主体、事务性质、划分方式等多种标准分类,其划分通常遵循受益范围、信息优势、规模效益和激励相容等原则。事权与支出责任、财权、财力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只有四者协调匹配,才能形成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政府间关系。

从改革方向看,事权划分正从边界模糊走向清单明确,从静态安排走向动态调整,从单兵推进走向与税制、转移支付和预算制度改革配套协同。理解事权,需要把握其基础性、层次性和动态性,认识事权不清对财权划分和公共服务的连锁影响。科学界定并合理配置各级事权,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也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防范财政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参见

  • 财政事权
  • 支出责任
  • 财权
  • 财力
  • 转移支付
  • 分税制

参考资料

[1] [2] [3] [4] [5] [6] [7]

  1. ↑ 楼继伟.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2. ↑ 马海涛, 姜爱华. 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3. ↑ 李萍.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4. ↑ 国务院. 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5. ↑ 詹姆斯·布坎南.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6. ↑ 贾康, 苏京春.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7. ↑ 王绍光. 分权的底限[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