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五力分析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五力分析是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一种行业结构分析框架,用五股力量来解释一个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为什么高或低: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它不看某一家企业做得好不好,只看这个行业本身的结构是否允许企业赚钱。[1]

一篇文章改写了战略学的提问方式

1979年,时任哈佛商学院副教授的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竞争力如何形塑战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换了一个问题。

此前的战略讨论多从企业自身出发:我们有什么资源,应该进入哪个市场。波特把镜头拉远,先问行业:这个行业的利润为什么会被压到这个水平,压力来自哪里。企业的战略任务,因此不再只是"比对手做得更好",还包括"找到一个结构上更有利的位置"。

1980年,他把这套分析扩展为《竞争战略》一书,五力模型成为其中的核心章节。2008年,他在同僚协助下重写了当年那篇文章,补充了新数据,并回应了几项常见误解——最常被误解的一点是把"五力"当成一份静态清单去打勾,而它本意是一套关于利润如何被分配的结构性推理。[2]

五股力量各自看什么

现有竞争者的竞争强度。看行业里有几家、规模是否接近、增长快慢、退出壁垒高低、产品差异大小。增长停滞而退出壁垒高的行业,竞争通常极为惨烈,因为谁都退不出去,只能在价格上互砍。

新进入者的威胁。看进入壁垒:规模经济、资本需求、渠道获取难度、品牌忠诚、转换成本、法规许可。壁垒低的行业,一旦有利润,资本就会涌入,利润随即被摊薄。

替代品的威胁。这里的替代品指"用别的方式满足同一需求",而不是同类产品。视频会议替代部分商务出行,电动自行车替代部分短途公交,都属于替代品的作用。替代品的价格性能比决定了本行业价格的上限。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看供应商是否集中、其产品是否有替代、转换成本高不高、是否可能前向一体化。关键零部件只有一两家能供,供应商就拿走了大部分利润。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看买方是否集中、采购量是否大、产品是否标准化、买方是否可能后向一体化。大宗采购的渠道商、平台型客户,议价能力往往远超生产方。

这五股力量共同决定行业的结构性盈利能力。波特强调,行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与企业管理水平的关系不如与结构的关系大:在一个结构糟糕的行业里,管理再优秀的企业也只能获得微薄回报;在一个结构良好的行业里,平庸的管理也能过得不错。

六力的争论

1990年代,布兰登伯格与内勒巴夫在《竞合》一书中提出,应当补上第六股力量:互补者。互补者指那些使本企业产品更有价值的其他产品与服务——操作系统与应用软件、电动车与充电网络、手机与运营商。

波特的回应是,互补者不属于竞争力量,因为它的作用方式是改变需求而非挤压利润,把它与五力并列会混淆分析层次。这一分歧至今没有定论。实践中不少咨询报告直接把六力写上,另一些则坚持五力,把互补品放在"替代品"或"购买者"项下讨论。[3]

分析要落到"哪一股力量在拿走利润"

五力分析最常见的失败,是把它做成五个格子的打分表:每格填"高/中/低",然后加权求总分。这种做法形式上完成了,实质上什么也没说明。

有效的用法是先界定行业边界,再追问一句:这个行业创造的价值,最终被谁拿走了。

以商用客机制造为例。行业边界若界定为"大型商用飞机整机制造",全球只有两家主要供应商,进入壁垒极高(技术、适航认证、资本),替代品有限(短期内没有别的交通工具能替代长途航空),买方是高度集中的航空公司与租赁公司,供应商包括发动机、航电、材料厂商,其中发动机供应商同样高度集中。结论是:整机制造环节的利润被两端的集中方分走,自身利润受交付周期与研发投入的挤压。

同一条产业链上,若把边界界定为"航空座椅制造",结论完全不同:进入壁垒较低,买方集中且强势,替代品多,竞争激烈,利润率低。同一架飞机,不同环节的结构天差地别。

这说明行业边界的界定是分析的第一个决定。界定得太宽("交通运输业"),五力无从下手;界定得太窄("某型号座椅的头枕"),又失去战略意义。

局限

第一是静态。五力描述的是某一时点的结构,而结构会变。技术变革可能在几年内把高壁垒变成低壁垒,监管变化可能一夜之间造出新进入者。分析若不做时间维度的推演,结论很快失效。

第二是忽视企业内部差异。同一个行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能相差十倍。五力只能解释行业平均,解释不了个体差异,这一层需要价值链分析或资源基础观来补。

第三是假设竞争者彼此独立。有学者批评该模型默认企业之间不存在合谋或长期协作关系,而现实中的联盟、持股、长期合同会显著改变议价格局。

第四是难以处理平台与生态。平台型业务的"行业"边界模糊,用户与供应商可能是同一批人,跨边网络效应使传统的议价能力概念失效。这也是近年五力模型在互联网行业应用时最常被质疑的地方。

第五是数据可得性。进入壁垒、转换成本、议价能力,这些量都没有现成的统计口径,判断依赖研究者的经验与访谈。分析的质量高度依赖信息质量,而信息往往不足。[4]

与相邻框架的分工

与SWOT相比,五力更严格也更窄。SWOT是一个容器,什么都能往里装;五力是一套有明确变量的结构分析,只能回答"这个行业赚不赚钱"。实践中常见的顺序是先用五力判断行业,再用SWOT判断自身位置。

与PEST相比,层次不同。PEST看宏观环境(政策、经济、社会、技术),五力看行业结构。宏观变化通过影响五力起作用,比如环保法规收紧会提高进入壁垒,同时增强替代品的吸引力。

与价值链分析相比,方向相反。五力向外看行业,价值链向内看企业活动的分解。波特本人把两者视为互补:结构分析确定"在哪里竞争",价值链分析确定"如何竞争"。

在中国的研究与使用

五力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随战略管理教材进入中国,是管理学科中引用率最高的分析工具之一。它在中国的应用有三个特点。

一是大量用于产业研究报告与投资尽调。这类应用通常聚焦于行业集中度、进入壁垒与议价结构,与波特的原始意图接近。

二是在论文中被形式化。相当数量的学位论文把五力做成五个"高/中/低"的判断,缺少数据支撑,结论与行业常识无异。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在数量上更为集中。

三是本土化的修正尝试。有研究者主张在中国情境下增设"政府"作为第六力,理由是产业政策、土地供给、审批权限对行业结构的塑造作用极强。这一主张在特定行业(如光伏、面板、新能源汽车)中确有解释力,但把它普遍化为"第六力",会削弱框架的解释边界——政府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改变其余五力来实现的。[5]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