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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自发的、对他人或社会有益的行为,通常包括助人、分享、合作、谦让、安慰、捐献、志愿服务与见义勇为等。它是个体社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与人之间维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也是一种受到社会普遍肯定与鼓励的积极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的概念并不限于舍己为人,它可以细化到日常生活中的谦让、分享与帮助别人等具体表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不仅有助于其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而且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为素质教育的实践奠定基础。[1]

概念界定

亲社会行为泛指自愿作出的、以使他人或社会获益为目标的行为,"亲社会"意味着有利于他人与社会,与攻击、破坏等反社会行为相对。研究者通常把它与利他行为、助人行为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利他行为强调行为者以他人利益为重、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助人行为则侧重具体的援助行动。亲社会行为是一个更宽泛的上位概念,既包括紧急情境下的见义勇为,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细微的合作与分享。[2]

从行为动机看,亲社会行为既可能出于无私的关切,也可能伴随对回报、赞许或避免内疚的期待。多数研究者认为,纯粹的利他主义与自我利益并非截然对立,许多助人行为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角度看,亲社会行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受到生物因素、认知因素、性格因素以及家庭、学校等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理论解释

关于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不同理论提供了各自的解释。习得理论认为,亲社会行为是在后天环境中通过学习获得的,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观察学习与强化的作用:儿童仅仅观察到他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即使没有物质奖励或表扬,也可能在类似情境中表现出亲社会行为;而重复得到奖励的亲社会行为会被保留,自私行为则被逐渐去除。研究者指出,赞扬比物质奖励更为重要,宣传助人为乐的榜样能够促进公众的助人意愿。[3]

移情理论从情感角度解释助人行为。美国心理学家霍夫曼认为,随着角色采择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能够区分自己与他人的情绪状态,除体验移情的悲伤外,还能够体验同情的悲伤,并能以更合适的方式帮助别人。斯陶布的研究发现,人的亲社会价值取向越强,越可能在特定情境中被激活。施瓦茨则把内化的社会规范视为利他行为的动机因素,强调义务感与责任归因在其中的作用。[4]

发生机制

美国心理学家艾森伯格提出,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可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他人需要的注意。个体能否注意到他人的需要,受自身特征与情境解释的共同影响:角色采择能力、认知推理水平、对他人的积极评价等属于个体特征;情境的清晰度、潜在受助者的身份、旁观者的身份等则影响个体对情境的解释。第二阶段是确定助人意图。在紧急情境中,移情、同情与内疚感等情感因素起主要作用;在一般情境中,助人决策更多受人知因素与人格因素影响。第三阶段是意图与行为相联系,具有助人意图的人未必最终付诸行动,二者的联系受时间、能力、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5]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亲社会行为包含复杂的社会认知与理性决策过程。个体所知觉到的个人责任水平是影响其是否助人的重要因素,责任分散现象会削弱助人的可能性;个体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也会影响助人决策。研究者还提出,可以结合"助推"机制,利用默认选项等形式促进助人行为。

影响因素

家庭是影响亲社会行为发展的首要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教养态度与教养方式会影响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把思想、态度与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孩子。和睦、彼此信任与理解的家庭关系本身就是孩子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榜样,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技能与生活满意度的发展。[6]

学校与同伴群体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在学校中,教师可通过榜样示范、移情训练、价值澄清与行为训练等方式,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进行整班干预。研究表明,基于心理活动课、主题班会等形式,采用榜样示范、移情训练、价值澄清、行为训练等方法,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在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利他、公正等维度上的表现。围绕同伴关系的建立、维持与冲突解决开展团体干预活动,也能有效促进亲社会行为。[7]

情境因素也不可忽视。旁观者效应表明,当现场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人责任感会被分散,助人的可能性下降;而紧急程度、受助者与自己的相似程度、求助信号的清晰度等都会影响助人决策。社会规范层面,营造助人为乐的氛围、建立对亲社会行为的鼓励与奖励机制、推动公平的社会规范,都有助于促进社会整体的助人水平。公众在获得他人帮助后也更愿意再次伸出援手。

培养与干预

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是教育的重要任务。研究者发展出多种有效的干预方法。角色扮演法让儿童在模拟情境中练习助人技能,我国学者的干预实验表明,角色扮演对儿童助人行为的培养既有即时效应,又有长期效应。故事法通过讲述雷锋、赖宁等人物的故事,引导学生分析榜样为什么助人,训练效果良好。两难故事讨论则借鉴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故事,通过小组沟通促使儿童考虑不同人的观点,引导他们多为他人的幸福着想,学会以适当方式帮助他人。[8]

移情训练是另一条重要路径。研究者通过表情识别、故事叙述、角色扮演等手段,让幼儿学会辨认他人的情绪、了解别人的愿望、分享别人的情绪体验,经过短期训练后儿童的分享行为明显增加。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移情训练与榜样训练的效果存在差异:在小班、中班两者效果无显著差异,而对大班幼儿,榜样训练在部分项目上优于移情训练。[9]

学校是目前国内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干预的主要场域。学校将青少年有序分配到各自的年龄组,为干预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与家庭和社区干预相比,学校更具组织性与系统性,在管理和干预方面效果显著。不过,现行学校模式也存在局限,它更多关注校园场景中的发展性议题,着眼于改善同伴关系、减少攻击行为,而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亲社会行为关注不足。[10]

发展与个体差异

亲社会行为随年龄增长呈现发展趋势。婴幼儿已表现出最初的助人倾向,但往往不稳定且依赖成人的引导;随着角色采择能力、移情能力与社会认知水平的发展,儿童逐渐能够理解他人的处境与需要,亲社会行为变得更加自觉与稳定。研究发现,能够换位思考、具有较高移情水平的儿童,通常表现出更多的分享与助人行为。

个体差异同样明显。性格温和、情绪稳定、自我评价积极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而情绪调节能力较弱、气质较为困难的儿童则相对更多地出现攻击或退缩行为。文化价值观对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也有影响:强调集体和谐与互助的文化更鼓励谦让、分享与为集体着想的行为,强调个人自主的文化则更看重基于个人选择的助人行为。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教育者因材施教,采取适合不同年龄与个体特点的培养方式。

教育意义

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性发展与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培养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健全人格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亲社会品质有助于学生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增强群体归属感与幸福感,也能促进其学业与社会适应。家庭、学校与社会应当协同发力,通过规范建立、榜样宣传、移情训练与决策能力培养等多种途径,营造崇尚助人、乐于奉献的社会氛围,使亲社会行为成为青少年自觉的价值追求与行为习惯。

参考资料

  1. ↑ 如何理解亲社会行为,江苏省心理学会。
  2. ↑ 如何理解亲社会行为,江苏省心理学会。
  3. ↑ 如何更好地促进亲社会行为?,科普中国。
  4. ↑ 从秋游看小学生亲社会行为,戚墅堰东方小学。
  5. ↑ 从秋游看小学生亲社会行为,戚墅堰东方小学。
  6. ↑ 如何理解亲社会行为,江苏省心理学会。
  7. ↑ 张庆鹏: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干预模式的拓展路径,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 ↑ 第二章 利他与帮助行为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9. ↑ 第二章 利他与帮助行为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0. ↑ 张庆鹏: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干预模式的拓展路径,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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