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贵州兴义人。中国近代军事家、政治家，国民党军界元老，长期担任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等要职。何应钦是蒋介石最亲密的军事助手之一，也是黄埔系的重要创始人。他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军事事件，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从日本投降到台湾时期，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

何应钦

出生	1890年4月2日 清贵州省兴义府兴义县
逝世	1987年10月21日（97岁） 台湾台北市
国籍	中国
籍贯	贵州兴义
身份	军事家、政治家
主要职务	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长

生平

何应钦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今兴义市）一个地主家庭。何家是兴义数一数二的大家族，拥有大量田产，家境非常殷实。父亲何启明是一位举人，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何应钦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在私塾中读了多年的四书五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1901年，11岁的何应钦考入兴义县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5年，他考入贵阳陆军小学，从此走上了军事道路。

1908年，何应钦以优异成绩被选送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预科。在振武学校期间，他结识了同学蒋介石。两人同校学习，同住一间宿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同窗之谊对何应钦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09年，他加入同盟会，成为早期革命党人之一。1910年，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步兵科学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辍学回国，参加革命。他先在上海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中担任参谋，后转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重返日本继续学业。1915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

回国后，何应钦在贵州军阀刘显世部下任职，先后担任黔军团长、旅长等职。他在黔军中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组织和训练能力，深得士兵拥护。1917年，他参与创建了贵州讲武堂，为贵州军队培养了大批军官。他还主持了贵州军队的整编工作，统一了编制和训练标准。在贵州任职期间，何应钦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管理和教育经验。

1921年，何应钦离开贵州前往上海，在那里与蒋介石重新建立了联系。1924年，蒋介石奉命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何应钦被邀请参与筹建工作。黄埔军校的建立是何应钦军事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团团长，成为黄埔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黄埔期间，他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骨干力量。

1925年，黄埔军校教导团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两次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何应钦在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展现了出色的实战能力。在东征战役中，他率领教导第一团在棉湖之战中以少胜多，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军。这一战让他在黄埔学生和国民党军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率部参加北伐。他先后指挥了攻克福建、浙江和南京的战役，成为北伐战争中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任第一路军总指挥，后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

1927年至1928年，何应钦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他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政部次长等职务。1928年任军政部长，成为国民党军方的核心人物。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16年，成为国民党政府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军政部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何应钦在郑州设立了军政部前方指挥部，负责指挥中央军的作战行动。他协调了各路中央军有序作战，并在战后主持了各军的整编工作。中原大战的胜利使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得到巩固，何应钦的功劳不可忽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应钦作为军政部长，承担了极为繁重的军事任务。他既要应对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升级，又要进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工程的规划安排。1933年，他兼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负责华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在此期间，他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虽然这个协定受到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但也为国民政府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1935年，何应钦再次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交涉，签订了《何梅协定》，这一协定在历史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何应钦后来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在当时国力不足、国际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缓兵之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何应钦以军政部长的身份主持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后勤保障工作。他组织了大批部队开赴前线参战，同时协调军工企业的内迁和生产。在他的主持下，抗战期间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基本上保障了前线部队的弹药和装备供应。他还在后方各大城市建立了伤员医院和后方补给基地。

1938年至1944年间，何应钦多次代表国民政府与盟军协调军事合作，参与了中印缅战区和中国远征军的组织和指挥工作。他还与苏联方面进行过军事援助谈判。他在抗战中表现出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中外观察家的一致好评。

1944年，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负责全国陆军部队的指挥、训练和装备工作。1945年9月9日，他作为中国战区受降主官，在南京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何应钦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接受了侵略者的投降书，洗刷了半个世纪的民族屈辱。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何应钦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主持国防部的改组工作。他按照美式标准改革了国防部的组织机构，建立了参谋本部、各军种司令部和后勤司令部等机构。1948年他出任行政院长，成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但因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他无力扭转局面。

1949年，何应钦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到台湾后，他逐渐淡出政治舞台。1950年他卸任一切军政职务，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此后他虽然保留了"资政"、"国策顾问"等荣誉职务，但基本上是寓居台北，极少参与实际政务。

何应钦在台湾度过了近四十年的晚年生活。他每周参加基督教礼拜活动，与家人团聚，偶尔发表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回忆文章。1987年10月21日，他在台北病逝，享年97岁（虚岁98岁），是国民党老一代军政要员中最为长寿者之一。

军事生涯

何应钦的军事生涯跨越了从辛亥革命到台湾时期的漫长岁月，其核心特征是他作为军事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而并非作为一线战场指挥官。

在北伐战争时期，何应钦是第一军军长，这一职务使他直接指挥了数场重要战役。第一军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组建的，是国民革命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何应钦率第一军先后参加了攻克福建、浙江等地的一系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展现了既能够整训军队、又能够指挥作战的全面才能。

在长期的军政部长任内，何应钦主管了几乎所有与军队行政、编制、装备、训练和后勤相关的工作。他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编制体系，统一了部队番号和编制标准。他推动了军事学校的规范化建设，在各地建立了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他还主持制定了多项军事法规，如《陆军编制条例》《兵役法》《国防法》等，为中国军队的制度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何应钦在国防工事的建设中也有重要贡献。他在1930年代主持修建了从上海到南京的"吴福线"和"锡澄线"等国防工事体系，这些工事在后来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他还主持了长江要塞的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加强了长江流域的防御能力。此外，何应钦在军工建设方面的贡献也值得肯定。他主持扩建了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军工企业，使中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在抗战前期有了显著提升。

1945年何应钦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光时刻。在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他端坐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从冈村宁次手中接过投降书。他在受降仪式后的讲话中庄严宣称："中国抗战八年，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全国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这一刻是何应钦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何应钦在军事理论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他撰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参考著作。他在书中系统总结了中国八年抗战的军事经验，分析了历次重要战役的得失，并对抗战期间的军事指挥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回顾。

主要事迹

何应钦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在黄埔军校创建和国民革命军建设方面。作为黄埔军校总教官，他为黄埔系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黄埔学生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乃至国民党全军的骨干力量，何应钦的"伯乐"之功不可磨灭。他对黄埔学生的教导和关怀，使他在黄埔系中获得了广泛的尊敬。许多黄埔出身的将领后来回忆说，何教官"待人诚恳，教学严谨"是他们军校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

何应钦在1930年代主持的军队整编工程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按照德式标准对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全面的改编和训练，统一了全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方法。他还聘请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参与军队的训练和指导工作，使中央军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这种德式化军事改革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是最为先进和系统的。

抗战前期的军事动员和后方建设是何应钦另一项重大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前，他主持制定了全国总动员计划，详细规定了各兵种的动员程序、物资储备标准和后勤保障方案。抗战爆发后，他主持的军队总动员系统高效运转，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成了数百万军队的组织和调动。他还主持了沿海军事工业的内迁工作，将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军工企业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大后方地区。

何应钦的"受降主官"身份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标签。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后，何应钦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在受降仪式上的照片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画面。他在受降后立即着手处理日军解除武装、战俘遣返等重要事务，这些工作在短时间内高效完成，展现了他卓越的组织管理能力。

何应钦在台湾期间积极推动"台湾光复"相关史料整理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战史》等历史著作，为保存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做出了贡献。

历史评价

何应钦是中国近代史上评价极为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元老和建设者，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在1930年代与日本签订的一些协定使他背上了"亲日"的骂名，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洗清的污点。

从军事建设的角度来看，何应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主持军政部长达16年，在此期间推动了中国军队从旧式封建军队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他建立了系统的军事行政体系，统一了军队的编制和装备标准，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在抗战期间，他作为军事总管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充分证明。这些贡献应该得到客观的肯定。

但他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行为，却使他长期受到舆论的严厉批评。这些协定承认了日本在华北的既得利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何应钦的辩解是这些措施为抗战准备赢得了时间，但这个辩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至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也受到质疑。他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后，一度主张对张杨进行军事讨伐，并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持强硬立场。这与宋美龄等人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历史证明和平解决是正确的选择，何应钦当时的强硬主张被认为是一种不明智的建议。

从个人品格来看，何应钦是一个性格温和、为人谦逊的人。他不好争斗、不拉帮结派，对蒋介石始终保持忠诚。他在官场中不树敌、不结怨，与各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国藩式的"能忍能让"的性格使他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长期立足。

总体而言，何应钦是一个有功有过、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他的专业能力和组织才干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选择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争议。

轶事典故

何应钦的一生中有着不少有趣的故事。他有一个绰号叫"小白脸"，因为他年轻时面容清秀、皮肤白皙，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更像一个文弱书生。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最初看到这位总教官时，很难相信他就是东征战役中以勇猛著称的将领。何应钦对此不以为意，甚至开玩笑说："带兵打仗靠的是脑子，不是靠脸。"

何应钦以性格温和著称，在国民党高层中口碑极好。他几乎从不发火，对下属总是和颜悦色。据说有一次，一个士兵不小心把滚烫的咖啡洒在了何应钦崭新的军装上，那个士兵吓得脸色苍白，以为自己要被严惩。何应钦却只是拍了拍那个士兵的肩膀说："没关系，下次小心一点。"然后自己回去换了衣服。

何应钦在军政部长任内有一项著名的"改革"：他每天早晨七点准时到办公室上班，一年四季雷打不动。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在当时的国民党官员中独树一帜。许多官员在他的带动下也开始准时上班，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高。

何应钦非常讲究中国传统礼仪，对上级极为尊敬，对下级也彬彬有礼。他见了蒋介石总是毕恭毕敬地称"委员长"，见了黄埔学生则亲切地叫名字。他待人接物很有分寸，从不过分亲热也不过分疏远，与各方势力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处世之道使他在复杂多变的民国政坛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何应钦爱读书，尤其喜欢历史。即使在军政部长任上最忙的时候，他每天也要抽出一小时读书。晚年他更是与书为伴，书房里藏书数千册，其中以历史典籍为主。他活到97岁，除了身体素质好之外，读书养性也是他长寿的一个秘诀。

何应钦的"南京受降"故事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1945年9月9日，他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主持受降仪式。冈村宁次低着头走上主席台向何应钦行礼，然后双手呈上投降书。何应钦接过投降书后，象征性地翻阅了一遍，然后在上面签字。他在签字后站起来，全场响起了久久的掌声。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何应钦在接过投降书的那一刻，眼眶是湿润的。他在后来回忆那一刻的心情时写道："那一刻我想到的是无数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胜利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人物关系

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他人际关系的核心。两人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同学，黄埔军校时期又成为亲密战友。何应钦对蒋介石的忠诚，在国民党高层中是十分罕见的。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未背叛过蒋介石，即使在一些困难的时刻也始终不离不弃。蒋介石对何应钦也极为信任，将军政大权长期交给他掌管。两人的关系虽有起伏，但总体而言非常牢固。

何应钦与陈诚的关系就复杂得多了。两人都是蒋介石的核心助手，在权力竞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何应钦资格老、人脉广，在军队中根基深厚；陈诚则深受蒋介石宠爱，势力迅速崛起。在1940年代，两人围绕军权分配展开了明争暗斗。但何应钦与陈诚始终保持着表面的友好，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

何应钦与黄埔系学生的关系非常特殊。作为黄埔军校的总教官，他几乎教过所有的黄埔前期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后仍然与何应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当何应钦到部队视察，黄埔出身的将领都会主动前来拜见。

何应钦与宋美龄的关系也值得一提。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对何应钦有所不满，因为何应钦当时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用兵。但后来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何应钦对宋美龄始终保持着尊重，而宋美龄在台湾后也时常关心何应钦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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