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 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 | |
| 出生 | 1896年3月26日 山东省聊城县 |
|---|---|
| 逝世 | 1950年12月20日 台湾省台北市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山东省聊城县 |
| 身份 | 历史学家、教育家 |
| 主要贡献 | 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殷墟考古发掘，《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
| 代表作 | 《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东北史纲》 |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术组织家。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的创始人和首任所长，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体系化建设的核心人物，其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理念，成为现代中国实证史学的标志性口号。
生平
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科举世家。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朝状元，家族世代书香。父亲傅旭安为光绪年间举人，但在傅斯年年幼时即去世。傅斯年由母亲和祖父抚养长大，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
1905年，傅斯年入读聊城小学，后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后改为中文系）。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傅斯年展现了超群的才华，深得胡适、陈独秀等教授的赏识。1918年，他与同学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他在《新潮》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提倡白话文，抨击封建礼教，主张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率领三千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成为这场伟大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夏，他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留英期间，他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主修实验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等学科。1923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跟随柏林学派的历史语言学者学习比较语言学、历史学等。他在德国期间与陈寅恪、俞大维等人过从甚密，互相切磋学问。
1926年冬，傅斯年结束留学生涯回国，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即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蔡元培力邀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随即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全力投入史语所的筹建工作。1929年，史语所随中央研究院迁至北平，傅斯年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史语所所长生涯。
在主持史语所期间，傅斯年广揽人才，汇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等一流学者，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耀眼的一个研究群体。他主持了安阳殷墟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学术机构组织的科学考古发掘，为甲骨学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还组织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和民俗的大规模调查，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随史语所辗转南迁，先后在长沙、昆明、四川李庄等地坚持研究。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率领史语所同仁始终未中断研究工作，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学术坚守的典范。1948年，傅斯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49年1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致力于整顿台大校风、提升学术水平。1950年12月20日，他在列席台湾省议会时为台大经费问题与议员激烈辩论，因情绪激动导致脑溢血突发，在议场晕倒，当晚逝世，年仅五十四岁。
教育事业
傅斯年的教育事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创立并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二是他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的卓越贡献。
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机构，更是一个培养新一代人文学者的摇篮。史语所实行"师徒制"培养模式，年轻学者在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大师的指导下成长。许多后来成为中国史学、语言学、考古学领域顶尖学者的年轻人，如严耕望、全汉昇、张政烺、胡厚宣、夏鼐等，都曾在史语所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傅斯年本人也亲自指导年轻学者，为他们选定研究方向，提供研究条件。这种培养模式为中国的现代学术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
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是傅斯年教育生涯的另一个高光时刻。1949年的台大，经历了日据时期和光复初期的动荡，校务极其混乱。傅斯年上任后，首先整顿校纪，推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杜绝人情录取和学术腐败。他提出"大学教育应该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学方针，强调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
傅斯年在台大推行的最重要改革是教授聘任制度。他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不论出身背景，只要学术造诣精深，均可受聘为台大教授。他亲自面试每一位新聘教授，严格把关。同时，他提高教授待遇，改善教学和研究条件，使台大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优秀学者。
在课程设置方面，傅斯年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他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修读一定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专业深造。他特别重视国文和外语教育，认为这是学生治学的基础工具。傅斯年还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认为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他在极其有限的经费中优先投入图书馆，使台大图书馆的藏书在短期内大幅增长。
傅斯年以"身教重于言教"著称，他每天早出晚归，亲临教学和科研一线。他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我对台湾大学的最大期望，是把它建成一个真正的大学——一个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只可惜他在台大校长任上仅仅两年不到便因公殉职，但他的理念和精神深深影响了台大后来的发展。至今台大校园内仍矗立着傅斯年的铜像和"傅钟"，成为台大的精神象征。
教育理念
傅斯年的教育理念深受其留学经历和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学术本位"和"实证精神"两个方面。
在高等教育理念方面，傅斯年极力主张"学术独立"和"大学自治"。他认为，大学不是政府机构的附属品，也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应当是追求真理、研究学问的独立学术机构。他在担任台大校长期间多次强调，大学必须保持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和党派组织的干预。在与当时台湾当局的交往中，他多次为台大的学术自主权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以辞职相抗争。
傅斯年极为注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他严厉批评学术界的浮躁之风，主张做学问必须实事求是、严谨扎实。他提出"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的原则，要求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严格依据史料，不能凭空推测、牵强附会。这一原则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
在人才培养方面，傅斯年强调"博与专"的结合。他反对狭隘的专业主义，认为学者应当有广博的知识基础，然后才能在自己专攻的领域深入钻研。他说过："不通古今之变，不明中外之学，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学者。"他要求史语所的研究人员不仅精通本专业，还要了解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
傅斯年还非常重视实践和田野调查。他提出"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口号，鼓励学者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史语所开展了殷墟考古发掘和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认为，真正的学问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空洞议论，而是在大量的实际材料和田野工作中逐步积累和总结出来的。
学术贡献
傅斯年的学术贡献极为广泛，涵盖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多个领域。
在史学理论方面，傅斯年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一篇划时代的学术宣言。他在文中提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将历史研究建立在对史料的科学考证基础之上。这篇宣言标志着中国现代实证史学范式的确立，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文中提出的"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成为后世学人传诵的名言。
在古史研究领域，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之一。该文发表于1931年，通过对上古文献的细致考证，提出了中国上古时期存在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假说，即东方以"夷"为中心的系统和西方以"夏"为中心的系统。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华夏起源论，为后来的"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经学和思想史方面，傅斯年著有《性命古训辩证》。该书通过对先秦文献中"性"和"命"二字的语源学和语义学考证，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这两个核心概念的演变轨迹。这部著作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新范式，将语言学方法应用于哲学史研究，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语言学与思想史交叉研究的典范之作。
在东北史和边疆史研究方面，傅斯年撰写了《东北史纲》，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论证了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书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的历史背景下撰写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傅斯年以学者的身份，用学术的方式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甲骨学和考古学方面，傅斯年是安阳殷墟发掘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史语所对殷墟的十五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和青铜器，为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颠覆性的新资料。虽然傅斯年本人并不直接主持发掘现场工作，但他作为史语所所长，从经费筹措、人才调配到学术方向把握，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殷墟发掘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成就之一。
在语言学方面，傅斯年支持赵元任等人开展了广泛的方言调查工作，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语言资料。他还推动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调查，为中国的民族语言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历史评价
傅斯年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人格风范和爱国精神，都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
在学术界，傅斯年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与胡适、陈寅恪等人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研究范式。其"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主张虽然在后世引发了不少讨论和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主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李济曾评价："傅孟真先生是使中国史学走上科学道路的第一人。"
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称道。他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对于学术造假和腐败行为毫不留情。他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学者身份直言敢谏、痛斥贪腐。他曾多次公开批评孔宋豪门，甚至不惜与蒋介石当面争论。这种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品格，使他赢得了"傅大炮"的绰号，却也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台湾大学对傅斯年怀有深厚的敬意。台大校训中蕴含着傅斯年倡导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精神。台大的"傅钟"每到整点敲响二十一下，寓意傅斯年曾说过的"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每年傅斯年逝世纪念日，台大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当然，傅斯年也并非没有争议。有学者指出，他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过于强调史料整理而忽视了理论建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史学界对理论的轻视。此外，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某些言论也有过于激烈之处。但总体而言，这些并不影响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6年，傅斯年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大陆和台湾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他的著作被系统地整理出版，《傅斯年全集》共七卷，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聊城市也建立了傅斯年纪念馆，以纪念这位从山东走出的学术巨匠。
轶事典故
五四运动的总指挥：1919年5月4日，傅斯年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他手持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带领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冲向赵家楼。这一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后来傅斯年回忆说："那天我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三千多人，我一面走一面想，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了。"
"傅大炮"：傅斯年性格刚烈，在公众场合发言从不留情面，因此得了"傅大炮"的绰号。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多次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败行为。据说有一次蒋介石请他吃饭，席间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傅斯年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政府的腐败。蒋介石起身离开，傅斯年竟追在后面继续说。这个故事成为民国政坛的一段趣谈。
与陈寅恪的友谊：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成为挚友。两人志趣相投，常常通宵讨论学问。傅斯年创办史语所后，第一件事就是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在史语所期间撰写了大量重要论著。傅斯年对陈寅恪尊重有加，曾称"陈先生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殷墟发掘的推动者：虽然傅斯年没有亲自参与发掘，但是安阳殷墟发掘的幕后总策划。当有人对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时，傅斯年坚定地说："地下埋藏的是我们祖先的遗物，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不挖出来，永远不知道真相。"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他为殷墟发掘争取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临终前的抗争：傅斯年在台大校长任上，为了争取台大经费，他不顾体弱多病，亲自到省议会据理力争。1950年12月20日，他在议会发言时情绪激动，当场晕倒，当晚辞世。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台大，问心无愧。"他的猝然离世，使整个台湾为之震动。出殡时，数千名台大学生自发为他送行。
人物关系
与胡适：傅斯年与胡适是师生，也是终生挚友。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深受胡适赏识，胡适称傅斯年是"我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傅斯年也曾说："适之先生是我一生最大的恩师。"两人在学术和政治上观点相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胡适晚年提到傅斯年时常常动情落泪。
与李济：傅斯年与李济的合作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傅斯年延揽李济加入史语所，并支持他主持殷墟发掘工作。李济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这与傅斯年的知人善任密不可分。
与陈寅恪、赵元任：这三人是史语所黄金时代的核心学者。傅斯年与陈寅恪是留学柏林时的至交，与赵元任是长期的好友。三人在学术上各有所长，相互砥砺，共同铸就了史语所的辉煌。
与罗家伦：傅斯年在北大的同学和挚友，两人共同创办《新潮》杂志。后来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也曾得到傅斯年的多方支持。
参考文献
[1]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全七册）[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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