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傅雷
出生	1908年4月7日; 大清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
逝世	1966年9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国籍	中国
籍贯	江苏省南汇县（今上海市）
身份	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代表作	《约翰·克利斯朵夫》译作、《傅雷家书》、《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配偶	朱梅馥
子女	傅聪（钢琴家）、傅敏（英语教师）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原名怒安，字怒安，号怒庵，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美术理论家。他以翻译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梅里美等人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其译作文笔典雅、传神达意，被誉为中文翻译史上的里程碑。他所提出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文学翻译领域的核心理念之一。傅雷同时还是一位深具远见的教育家，其与长子傅聪的通信集《傅雷家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畅销三十余载，成为中国人家庭教育的重要参考读物。

生平

傅雷出生于江苏南汇（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一个乡绅家庭。他幼年丧父，母亲贤淑刚强，极有主见，亲自聘请塾师教其认字，并教授英语与算术。1919年，傅雷进入镇小学二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考取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傅雷原名怒安，十五岁时易字为"怒安"，另取名为"雷"。

1924年，傅雷被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读高中。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五卅"爱国斗争和反军阀学潮，并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初步展现其文学才华。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局动荡。他欲安心读书，决定出国留学。母亲为其变卖田产，筹措资金。

1927年12月30日，傅雷告别亲友，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起程赴法。1928年2月3日抵达马赛，次日至巴黎。他持严济慈的信，经郑振铎介绍进法国西部的贝底埃补习法语，同年秋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课余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观赏法国各大艺术馆、博物馆的美术名作，这段经历为其日后从事文艺评论积累了深厚的艺术素养。

1929年暑假，傅雷受曾觉之安排，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圣扬乔尔夫木屋度假，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及刘海粟、刘抗、陈人浩等艺术家同游。他无意中看见房东旧历书上的《圣扬乔尔夫的传说》，爱不释手，便开始试译，并于1930年发表在《华胥社文艺论集》上，这是傅雷首次发表译作。随后，他又试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1931年9月傅雷返抵祖国，应刘海粟之邀，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兼授西方美术史和法语。同时应中华书局邀请负责出版《世界名画集》，编选《刘海粟》专辑。他回绝了给母亲修墓的孝心建议，专心投身于艺术教育与翻译事业。1933年9月，因母亲离世，傅雷遂辞去美专职务，选择以译书为业，从此开启了他职业翻译家的生涯。

抗战期间，傅雷隐居上海，潜心译著，翻译了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服尔德传》，罗素的《幸福之路》等，并重译了《贝多芬传》，撰写长篇评介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1943年11月，他参与筹办美专同事、国画大师黄宾虹首次个人画展《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发表十余篇涉及时局、民主、教育、文艺等内容的政论杂文，这是他第一次迈出书斋直面社会和人生，以鲜明立场支持民主运动。同年12月，他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携带家眷前往香港，不久转回北京，再返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工作。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重译了《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代表作，并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等大量作品。

1957年，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后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随着鸣放整风转入"反右"运动，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9月虽被摘掉"右派"帽子，但其身心已遭受极大打击。此后四五年间，他更加深居简出，潜心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以及重新修订《高老头》，正式翻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底，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1966年9月3日上午，女佣发现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去世后，其骨灰被一位名叫江小燕的女子冒死救下，后又经一位公墓管理人员的暗中保护，最终得以完好保存。1979年4月，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为傅雷夫妇举行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予以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翻译/创作生涯

傅雷的翻译生涯始于1929年留学法国期间。他的第一部译作是《圣扬乔尔夫的传说》，随后尝试翻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1933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译作——斐列甫·苏卜的《夏洛外传》，标志着他职业翻译道路的正式开启。

1934年至1937年是傅雷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期。他陆续翻译并出版了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并于1937年完成了其毕生最具影响力的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这部四卷本长篇巨著的翻译，奠定了傅雷在中国翻译界的卓越地位。

1940年代至1950年代，傅雷将主要精力转向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先后译出了《欧也妮·葛朗台》(1949)、《高老头》(1950)、《贝姨》(1951)、《邦斯舅舅》(1952)、《夏培尔上校》(1954)、《搅水女人》(1962)等十余部巴尔扎克名著，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人间喜剧》的重要篇章介绍给中国读者。此外，他还翻译了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以及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等作品。

1960年代初，在被划为"右派"的艰难时期，傅雷依然坚持翻译，完成了巴尔扎克《幻灭》的翻译，并正式出版了泰纳的《艺术哲学》。他的翻译总量约达500万字，其中巴尔扎克作品占十余部。1980年代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巴尔扎克全集》，其中傅雷的译文被大量采用。

代表译著/作品

傅雷的译著数量巨大、品质精良，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罗曼·罗兰作品翻译 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通过一个音乐家奋斗与抗争的一生，展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光辉。傅雷的译文深情而富有韵律感，完美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内核。他翻译的《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贝多芬传》并称"巨人三传"，对启发中国青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尔扎克作品翻译 傅雷翻译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十余部核心作品，包括《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幻灭》《搅水女人》《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等。这些译作文笔流畅、传神达意，至今仍被视为中文译本中不可超越的经典。

伏尔泰和梅里美作品翻译 傅雷翻译的伏尔泰《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以及梅里美的《嘉尔曼》（即《卡门》）和《高龙巴》，均以其独特的语言魅力而广受好评。

原创著作 《傅雷家书》——1954年至1966年间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信件合集，由其次子傅敏编辑成书，1981年出版后畅销不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在上海美专讲授西方美术史的讲稿整理而成，被几代读者视为西方艺术入门经典。

学术贡献

傅雷对中国翻译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念。1951年，他在《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各种文学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这一主张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形神论"创造性地引入翻译理论，以文艺美学的视角把握文学翻译，将翻译活动纳入美学的范畴。

傅雷强调，译者首先要对原文精读四五遍以上，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己有，方能下笔翻译。他要求"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在措辞上极为讲究，独创了大量的精彩译笔，被后世译界奉为典范。

在教育思想方面，傅雷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强调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健全人格高于知识与技术的传授。他在《傅雷家书》中反复叮嘱傅聪"先学会做人，然后才谈得上做艺术家"，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数代中国家庭的家庭教育观念。

历史评价

傅雷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翻译家楼适夷评价："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文学家杨绛形容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傅雷以刚直不阿的品格和对翻译艺术的极致追求赢得了世人的永久敬仰。2013年10月，傅雷夫妇的骨灰安葬于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傅雷夫妇纪念碑高约1.8米，碑身洁白如雪。同年，为纪念傅雷的翻译成就，"傅雷翻译出版奖"正式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中国法语翻译界的优秀译作，成为中国翻译界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

2007年，傅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其刚正气节与艺术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轶事典故

傅雷性格刚烈、爱憎分明，对自己要求极为严苛。他的翻译要求极高，每部作品都要反复修改多遍，据次子傅敏回忆，父亲修改《高老头》的译稿多达五遍以上，每遍都是整段整段的重译，其苦行僧般的翻译精神令人敬仰。

傅雷对儿子傅聪的教育极为严厉。傅聪幼年练琴时，稍有不慎即遭父亲严厉训斥甚至体罚。然而这种极度严格的教育也造就了傅聪后来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的基础。傅雷在信中为傅聪的每一个进步而欣喜，为他的每一次挫折而忧虑，字里行间贯穿着一位严父深沉的挚爱。

傅雷与老友黄宾虹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1943年，他为黄宾虹筹备了首次个人画展——《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亲自撰写序言高声推荐。黄宾虹在画展成功举办后写信感谢，两人之间的通信往来成为研究中国现代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晚年在极度动荡的环境中，傅雷曾自费印行小册子为自己的言行辩解，但终归无法摆脱政治运动的冲击。他在遗书中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字里行间，一个刚正不阿的文人面对时代悲剧的无奈与尊严令人心碎。

人物关系

傅雷之妻朱梅馥为他的表妹，1932年结婚。朱梅馥贤惠温淑，在傅雷最为艰难的岁月中始终不离不弃，最终与丈夫一同赴死。两人育有三子：长子傅聪成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次子傅敏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后成为英语教师，也是《傅雷家书》的主要编辑者；另有一子夭亡。

傅雷与画家刘海粟为至交好友。两人相识于法国留学期间，傅雷回国后即受刘海粟之邀任上海美专教务。后虽因性格不合一度疏远，但彼此之间的艺术共鸣始终存在。傅雷与黄宾虹、庞薰琹等艺术大师亦交谊深厚。在文学和翻译界，他与郑振铎、柯灵、钱钟书、杨绛夫妇等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翻译艺术与理论贡献

傅雷的翻译艺术达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巅峰水准。他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总数多达三十余部，涵盖了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梅里美、莫罗阿、泰纳等西方文学巨匠的代表作。他的翻译工作始终遵循着"重神似不重形似"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在《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首次系统阐述后，便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主张之一。傅雷认为，翻译如同临画，追求的不应是表面的形似，而应是内在的神似。他要求译者在动笔之前必须精读原作四五遍以上，"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开始翻译。这种对原作的深度理解和吸收，使他的译文达到了"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的高度。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傅雷展现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和文化素养。他的译作语言典雅流畅，既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又完全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他尤其擅长处理长篇累牍的心理描写和复杂的句式结构，能够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使中文读者获得流畅舒适的阅读体验。他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尤其精当，既保留了异国文化的情调，又不使中文读者感到隔膜。傅雷的翻译成就使他成为中国翻译史上公认的标杆人物，后世翻译家多以他为榜样和参照。

傅雷还是一位杰出的文艺评论家和艺术史学者。他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西方美术史期间撰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系统介绍了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的西方绘画艺术。这部著作视野开阔、见解深刻，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等艺术大师的生平与创作。虽是为学生讲课的讲义，但其学术价值和艺术鉴赏力至今仍为艺术界所推崇。

《傅雷家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便成为中国人家教领域最为重要的读物之一。这些写于1954年至1966年间的家书，记录了傅雷对长子傅聪在音乐、艺术、为人处世等各方面的悉心指导。书中的许多话语已经成为中国家教领域的经典名言，如"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等。这些家书不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父子情感记录，更是一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现代家教经典。

傅雷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历史洪流中命运的缩影。他幼年丧父、少年勤学、青年留法、中年译书、晚年含冤而逝的人生轨迹，折射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他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品格，也代表了传统中国文人的气节和风骨。在学术上，他是无可挑剔的翻译巨匠；在做人上，他是无愧于时代的正直知识分子。傅雷已故去半个多世纪，但他的翻译作品、他的家书、他的精神，仍然活在中国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