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琮

基本信息

全琮（？—249年），字子璜，吴郡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三国时期东吴名将，出身吴郡全氏望族，其父全柔是东汉末年及东吴初期重要官吏。全琮为人恭顺谦和，兼具军事谋略与治理才干，一生历经孙权一朝，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远见卓识及对东吴的忠心，逐步晋升，官至右大司马、左军师，假节，封钱唐侯，还迎娶孙权之女孙鲁班，成为东吴皇室姻亲。其一生主要参与袭击关羽、洞口之战、石亭之战等关键战事，同时在安抚流民、平定山越、治理地方等方面颇有成效，为东吴政权的稳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存在家族管理疏漏、与同僚偶有嫌隙等局限，最终于赤乌十二年（249年）病逝。全琮的事迹主要记载于《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及裴松之注引史料，《资治通鉴》补充了其相关战事与政务细节，后世因《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其形象与正史记载存在一定差异。

人物经历

望族出身，初露锋芒

全琮出身吴郡全氏，该家族是东吴本土望族，世代仕宦，在地方颇具声望。其父全柔，汉灵帝时期被举为孝廉，曾任尚书郎右丞，董卓之乱后弃官归乡，后归附孙策，被表为丹杨都尉，孙权时期又先后担任长史、桂阳太守，是东吴政权初期的重要官吏。全琮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不仅熟悉兵法谋略，还养成了宽厚待人、恭顺谦和的性格，年少时便展现出过人的见识与格局。

早年，全柔曾派全琮运送数千斛米前往吴郡进行贸易，全琮抵达吴郡后，见当地士大夫与百姓深陷困境，便将粮食全部散发赈济，空船而归。全柔得知后大怒，全琮叩首解释，称贸易之物并非急需，而百姓与士人正处于危难之中，赈济之事更为紧迫，全柔听后转而对其刮目相看，认为其有不凡气度。当时中原士人避乱南渡，依靠全琮生活的有数百人，全琮倾尽家资予以接济，与他们共享有无，其仁厚之名也因此远播四方。

孙权得知全琮的才干与德行后，将其征召入仕，任命为奋威校尉，授予数千兵力，命其征讨山越。全琮借机公开招募士卒，得到精兵一万余人，随后率军出屯牛渚，逐步在军中立足，也开始展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不久后晋升为偏将军，正式开启其军旅生涯。

献策伐羽，初立战功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围攻樊城、襄阳，势力日益强盛，对东吴构成巨大威胁。全琮敏锐察觉到局势变化，上疏孙权，陈述讨伐关羽的计策，建议趁机夺取荆州，消除东吴的侧翼隐患。此时孙权已与吕蒙暗中谋划袭击关羽，担心计策泄露，便将全琮的奏表搁置不答，未予回应。

不久后，吕蒙率军突袭荆州，成功擒获关羽，东吴彻底夺取荆州控制权。孙权在公安设酒设宴庆功，席间回头对全琮说，你此前献上讨伐关羽的计策，我虽未答复，但今日的胜利，也有你的一份功劳。随后，孙权论功行赏，封全琮为阳华亭侯，以表彰其远见卓识与献策之功，全琮也凭借此次事件，进一步获得孙权的信任与器重。

御魏平乱，战功渐盛

黄武元年（222年），曹魏派遣大军率领水军大举进攻洞口，孙权任命吕范督率诸将抵御魏军，双方军营对峙相望。魏军多次派轻舟前来抄击，全琮始终身着铠甲、手持兵器，昼夜戒备，不敢有丝毫懈怠。不久后，魏军数千人出兵江中，全琮率军主动出击，大败魏军，斩杀魏将尹卢，凭借此战之功，全琮被晋升为绥南将军，晋封钱唐侯。

黄武四年（225年），全琮被授予假节，兼任九江太守，负责镇守地方、防备曹魏。黄武七年（228年），孙权前往皖城，派遣全琮与陆逊一同率军进击曹魏大司马曹休，双方在石亭展开激战，全琮配合陆逊，按照既定部署夹击魏军，大败曹休所部，巩固了东吴的东部防线。此战之后，丹杨、吴、会稽三郡的山民再次发动叛乱，攻陷所属县城，孙权分三郡险地设置东安郡，任命全琮兼任东安太守，前往平乱。

全琮到任后，明定赏罚制度，积极招诱叛乱者归降，同时加强地方治理，安抚百姓，短短几年间，便招降叛乱者一万余人，成功平定叛乱，稳定了地方局势。叛乱平定后，孙权征召全琮返回牛渚驻守，撤除东安郡，全琮也因平乱之功，进一步提升了在东吴军中的地位。

荣宠加身，恪尽职守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登基称帝，建立东吴政权，全琮因战功卓著、深得信任，被晋升为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同时迎娶孙权长女孙鲁班，成为东吴皇室驸马，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东吴的地位。此后，全琮多次参与东吴的军事与政务，始终恪尽职守，提出诸多具有远见的建议。

嘉禾二年（233年），全琮督率步、骑兵五万征伐六安，六安百姓闻讯四散逃走，诸将纷纷请求分兵追捕，以获取战功。全琮却坚决反对，认为乘人之危侥幸获利，不符合国家大政，分兵追捕得失相半，既不能削弱敌军，还可能遭遇不测，宁愿自身承担出兵无获的罪责，也不愿为邀功而损害国家利益，其沉稳审慎的态度得到将士们的认可。

孙权曾计划出兵围攻珠崖和夷州，事先询问全琮的意见，全琮直言劝谏，认为远方异域被大海隔绝，水土有毒气，士兵前往后必生疾病，相互传染，损失江岸兵力去谋求万分之一的小利，实在得不偿失。但孙权并未采纳其建议，出兵一年后，士兵因疫病死去十分之八九，孙权深为后悔，后来谈及此事，全琮表示，当时群臣中若有不劝谏者，便是不忠，其直言敢谏的品格可见一斑。

赤乌九年（246年），全琮晋升为右大司马、左军师，成为东吴军事最高长官之一，手握重兵，深受孙权倚重。即便身居高位，全琮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待人谦和，广泛接纳士人，脸上从无骄矜之色，其家族子弟也因他的缘故受到宠贵，累计获得赏赐千金，但全琮始终严于律己，不恃宠而骄。

晚年境遇，病逝任上

全琮晚年，依旧坚守岗位，协助孙权处理东吴军事政务，始终心系东吴安危。期间，他虽与同僚朱桓因战功归属问题产生嫌隙，引发军中一些议论，但并未影响大局，也未因此受到孙权的责罚。此外，全琮在家族管理上存在疏漏，对子弟约束不够严格，为后来家族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赤乌十二年（249年），全琮病逝于任上，具体享年不详。全琮去世后，孙权念及其一生为东吴征战四方、尽心尽责，下令厚葬，并命其子全怿继承其钱唐侯爵位，统领其部众。全怿后来继承父业领兵，在救援诸葛诞于寿春时，出城先投降曹魏，其兄子全祎、全仪、全静等人也相继降魏，全氏家族逐渐衰落，成为东吴后期政治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

争议与史实辨析

生卒年考证

关于全琮的生卒年，正史《三国志》仅明确记载其病逝于赤乌十二年（249年），未记载其出生年份，因此具体享年无法精准推算。后世史学界结合其早年事迹及家族背景推测，全琮出生于东汉末年，大致活动于公元200年至249年之间，但其具体出生年份暂无正史与实物史料支撑，学界对此无明确共识，均以“生卒年不详，卒于赤乌十二年（249年）”为准。

后世部分民间文献与解读中，曾对全琮的出生年份有不同推测，但均缺乏正史依据，属于后世附会，可信度较低。结合史料记载，可明确全琮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东汉末年至东吴赤乌年间，见证了东吴政权的建立、发展与鼎盛，是东吴中期不可或缺的重要将领。

正史与演绎的差异

《三国演义》对全琮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与简化，与正史记载存在明显差异，核心差异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事迹的简化与虚构，演义中仅记载全琮在石亭之战中担任右都督，协助陆逊大败曹休，以及诸葛亮逝世后，奉孙权之命率军屯于巴丘界口，作为蜀国近援防备魏军，简化了其献策伐羽、平定山越、劝谏孙权不征珠崖夷州等重要事迹，虚构了其与魏将薛乔对垒的情节。

其二，人物形象的片面化，演义中仅将全琮刻画为一名普通的辅助性将领，弱化了其军事谋略、远见卓识与仁厚品格，忽视了其作为东吴后期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的地位与作用，也未提及其迎娶公主、家族兴衰等重要背景，导致其形象不够丰满立体。

其三，细节的偏差，演义中未记载全琮赈济流民、宽厚待人的事迹，也未提及其与朱桓的嫌隙、家族子弟降魏等争议性内容，同时弱化了其直言敢谏的品格，将其塑造成一名单纯的武将，与正史中“恭顺谦和、有大臣之节”的记载存在偏差，不够贴合真实历史人物原貌。此外，演义中对全琮参与的战事描述较为简略，未能展现其沉稳审慎的作战风格与战略眼光。

人物评价

历史评价

同期人物及后世史家对全琮的评价较为客观，既肯定其军事才能、远见卓识与仁厚品格，也客观提及其家族管理上的疏漏与同僚关系上的不足，无过多褒贬倾向。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全琮“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辞未尝切迕”，同时肯定其“倾家给济，与共有无”的仁厚之举，将其与贺齐、吕范等东吴名将并列，认可其在东吴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孙权对全琮极为信任与倚重，不仅多次予以晋升封赏，还将公主许配于他，即便全琮劝谏自己不征珠崖夷州，未被采纳且事后证明全琮正确，孙权也未因此疏远他，反而对其更加敬重；陆逊与全琮共事期间，配合默契，共同在石亭之战中大败曹休，认可其军事指挥能力与战略眼光。全琮麾下将士对其忠心耿耿，百姓也因他的赈济与安抚而感念其德，可见其深得人心。

同时，史家也客观记载了全琮的局限，其在家族管理上不够严格，对子弟约束不力，导致其死后家族子弟降魏，全氏家族衰落；此外，他与同僚朱桓因战功问题产生嫌隙，虽未造成重大影响，但也反映出其在同僚相处上存在不足，这些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历史评价。

后世评价

后世对全琮的评价趋于客观全面，既肯定其一生的功绩与品格，也客观看待其局限与家族兴衰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全琮是东吴中期重要的名将与重臣，其一生不仅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参与袭击关羽、石亭之战等关键战事，为东吴疆域的稳固作出重要贡献，还在治理地方、安抚流民、平定山越等方面颇有成效，展现出出色的治理才干。

全琮的远见卓识尤为值得肯定，其献策讨伐关羽、劝谏孙权不征珠崖夷州，均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与军事洞察力，符合东吴的长远利益；其恭顺谦和、宽厚待人、轻财好施的品格，也展现出优秀将领与重臣的素养，受到时人与后世的认可。东吴文学家陆机在《辩亡论》中评价东吴诸将时，虽未单独提及全琮，但将其归入东吴功臣之列，肯定其为东吴政权稳固作出的贡献。

同时，学者也客观指出，全琮的知名度相较于周瑜、陆逊等东吴名将偏低，一方面是因为其活动于东吴中期，处于陆逊等名将的光环之下；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对其形象的简化与边缘化，也导致后世对其真实事迹与才干认知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