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
| 公共治理 | |
|---|---|
| 英文名 | Public Governance |
| 学科领域 | 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 |
| 代表学者 | 詹姆斯·罗西瑙、罗茨、格里·斯托克、鲍勃·杰索普 |
| 核心议题 | 从统治到治理、网络治理、元治理、整体性治理 |
| 中国表述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相关概念 | 社会治理、多中心治理、善治、公共参与 |
公共治理(英文:Public Governance)指国家、市场与社会中的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与网络化的方式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与制度安排。它区别于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统治":统治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威与强制,治理则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资源交换与共同规则。公共治理既是一种经验描述,用以概括20世纪后期以来国家角色与公共行动方式的变化;也是一套规范主张,认为在复杂、分化的社会中,单一中心难以应对跨域问题,有效的公共行动需要多主体的协同。它不否认政府的作用,而是重新界定政府在网络中的位置与工具。
概念界定
治理一词源于希腊语,本义为"掌舵",后被用于公司治理、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等诸多领域。它与统治的差别可以从四个方面把握:主体上,统治以政府为唯一主体,治理包含政府但不限于政府;权力向度上,统治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运行,治理是上下互动、多向协商;权威来源上,统治依靠法定强制,治理还依靠认同、信任与共识;运行方式上,统治以命令与管控为主,治理以谈判、契约与伙伴关系为主。
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1992)中提出,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其有效运转不依赖正式授权。罗茨在1996年梳理了治理的多种用法,包括最小国家、公司治理、新公共管理、善治、社会—控制论系统与自组织网络。斯托克则归纳出五个著名命题: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又不限于政府的机构与行为者;治理意味着边界与责任的模糊;治理确认集体行动中各机构之间存在权力依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治理认为政府办好事情的能力不在于下命令或运用权威,而在于动用新的工具与技术来掌舵。
理论兴起
公共治理的兴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面临财政压力,凯恩斯主义式的大政府干预受到质疑;全球化使资本、人员与议题跨越国界,单一国家的调控能力被削弱;社会分化与知识专业化使中央机构难以掌握全部信息;新公共管理引入市场机制与绩效导向,进一步打破了官僚制的封闭结构。多重压力之下,国家从"划桨"转向"掌舵",从直接生产服务转向设定规则、购买服务与协调网络。
这一转变被称为"治理转向"。它并非简单地"国家退场",而是国家权力的重新组织:决策权向上转移到超国家机构,向下转移到地方与社区,向外转移到市场与社会组织。有学者用"空心国家"形容这一格局,意指中央政府虽仍掌握合法性与财政资源,却越来越依赖其他主体来实现政策目标。
网络治理与多中心
网络治理是公共治理最核心的形态。政策网络研究指出,政策形成并非发生在单一的等级链条中,而是发生在由政府部门、利益团体、专家与地方行动者构成的稳定关系网中。网络以信任、互惠与共同知识为纽带,以协商而非指令为协调方式。网络的优点是能容纳复杂信息、降低执行阻力;缺点则是封闭、排他与责任模糊——谁能进入网络,往往决定了谁能影响政策。
多中心治理与网络治理互为支撑。它主张在重叠的辖区与多个独立中心之间形成竞争与协作,以地方知识、退出机制与相互调适来替代单一权威。二者共同构成对"唯一正确答案由中央给出"这一假设的否定,也把公共治理的重心从"谁有权"转向"如何组织协作"。
元治理与整体性治理
治理并不自动带来秩序。杰索普提出"元治理"概念,指对治理本身的治理:国家作为元治理者,为自组织网络设定规则、提供认知框架、平衡各方利益、承担失败责任。元治理承认治理的多中心,却坚持需要一个能够"治理治理"的行动者,以应对协调失败与责任真空。
整体性治理是对碎片化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门分割、机构林立造成的"服务孤岛"日益突出,英国工党政府于1997年提出"协同政府",试图通过跨部门目标、联合预算与一站式服务整合公共行动。佩里·希克斯等人系统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强调以公民需求而非部门职能为起点重组服务流程。这一思路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演化为"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实践。
中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中国公共治理的话语转型具有标志性意义。长期以来,公共事务主要沿用"社会管理"的表述,重心在于政府对社会的管控与秩序维护。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由此取代"社会管理",成为主导概念。
这一转变包含三重内涵。主体上,从政府单一管控转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格局;方式上,从行政指令转向协商、服务与法治;目标上,从单纯维稳转向秩序与活力的统一。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一步把治理成果的共享纳入框架。此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网格化管理与"枫桥经验"的创新推广,构成了这一理念的实践形态。
与西方治理理论相比,中国的公共治理强调党的领导作为元治理的核心机制,强调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的结合。这既提供了强大的动员与整合能力,也提出了如何在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中保持活力的问题。
争议与评价
对治理理论的第一类批评指向其规范色彩。治理被描述为高效、民主、灵活的替代方案,但经验研究显示,网络化协调常常伴随责任不清、议而不决与精英俘获。杰索普本人即警告存在"治理失败",市场与国家失灵之外,治理同样可能失灵。
第二类批评指向概念的泛化。治理几乎可以指任何协调活动,"善治"则常被用作政策条件的包装,失去分析力度。第三类批评关注民主问责:当决策分散到未经选举的网络与专家机构中,谁向公众负责?这一追问使公共治理的研究重新回到制度设计与公共参与的问题上,也说明治理不是统治的替代,而是统治方式的复杂化。
参见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政府网, 2013. https://www.gov.cn/zhengce/ 2. 求是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求是网, 2024. https://www.qstheory.cn/ 3. 中国社会科学网. 治理理论与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 https://www.cssn.cn/shx/ 4. 光明网. 理论频道·公共治理与协同政府. 光明网, 2024. https://theory.gmw.cn/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治理、网络与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4.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6. 中国政府网.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文件. 中国政府网, 2020. https://www.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