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兴斯泰纳
凯兴斯泰纳(格奥尔格·凯兴斯泰纳,1854年7月29日—1932年1月3日),德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史上劳作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公民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曾长期担任慕尼黑市教育局长,把国民学校改造为劳作学校,主张以劳作学校为实施公民教育的理想机构,提出公民教育、劳作教育和性格陶冶的系统理论,其代表作《劳作学校要义》《德意志青少年的公民教育》等对德国职业教育和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二十世纪各国劳动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1]
生平经历
凯兴斯泰纳1854年7月29日生于德国慕尼黑一个经营小商贩的家庭,家境清寒,幼年时曾因家境困难辍学做工,这段经历使他对劳动者的处境有切身体会。后在亲友资助下得以继续求学,中学毕业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学,兼修教育学和哲学。大学毕业后,他历任中学教师、校长、督学等职,在长期的教育行政与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1895年起,他出任慕尼黑市教育局长,主政慕尼黑教育长达二十多年,在此期间他系统推行学校改革,将辖区内的国民学校改造为劳作学校,把劳作教育纳入公民教育系统之中,使慕尼黑成为德国教育改革的示范城市。1918年退休后,他继续从事教育著述与讲学,其教育思想在德国内外广泛传播。1932年1月3日,凯兴斯泰纳在慕尼黑去世,享年77岁。[2]
凯兴斯泰纳的教育理论工作与其实践改革相互交织。1901年,他发表《德国青年公民教育》一文,对如何将德国国民学校改制为劳作学校、使其为培养公民服务进行理论阐述,因而获得皇家实用科学院的奖励。此后他陆续出版《德意志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学校组织的根本问题》《国家公民教育的概念》《劳作学校要义》《性格与性格教育》等著作,形成了以公民教育为指导思想、以劳作学校为实施机构的完整教育理论体系。他的思想受到裴斯泰洛齐与杜威教育理念的影响,同时针对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发展对熟练劳动者和国家公民的需求,回应了当时德国教育中忽视劳动实践和公民品格培养的顽疾。[3]
教育思想与主张
公民教育思想
公民教育是凯兴斯泰纳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其核心目标是培养国家所需的"有用公民"。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具有责任感和服务精神的公民,公民教育理论由公民教育思想和劳作教育思想构成,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公民知识教育,对学生进行有关国家制度、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知识教育,使学生更好地履行公民职责;其二,职业教育,培养和训练公民的职业技能,使每个人能够在社会中从事某项劳动或职业;其三,公民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忠诚与责任精神,把个人的工作同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他强调公民教育不能停留在知识灌输上,而要通过实际行动和性格陶冶来完成,学校必须成为培养公民品格的场所。应当指出,他的公民教育服务于当时德国的国家需要,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主张针对不同阶层的人实行不同的教育,维护了当时德国的双轨学制,这是其思想的历史局限所在。[4]
劳作学校理论
劳作学校是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的标志性创造。他主张把国民学校改为劳作学校,认为劳作学校是最理想的学校组织形式,劳作学校的原则是使学生"在学校中也成为真正的劳动者"。这里的"劳作"并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指学生亲自动手、身心并用的创造性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劳动素养和道德品格。凯兴斯泰纳给劳作学校规定了三项基本任务:一是对学生进行职业陶冶或职业陶冶的准备,帮助每个学生能够在社会中从事某项劳动或选择某种职业;二是使职业陶冶伦理化,培养学生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或职业的责任感,形成自愿做好应做工作的道德规范;三是使个人所在的团体伦理化,把个人的劳作纳入集体生活,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这三项任务紧密相连、相辅相成,而实行劳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公民教育的任务。[5]
劳作教育的实施
在具体实施上,凯兴斯泰纳在慕尼黑的国民学校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每所学校里进行实在的工作计划,增设实习工场、校园、烹调室、缝纫室、实验室等劳动场所,系统地培养学生体力劳作的兴趣、习惯和技能;把劳作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列入课程,聘请受过技术训练的教师进行具体指导,以保证教学效果;同时改革教学方法,主张在做中教、从做中学,以学生的实践活动为中心组织教学。他还区分了身体劳动、精神劳动以及教育学意义上的劳动,强调并非所有劳动都具有教育意义,学校中的劳动必须具有教育价值,必须同学生的道德性格发展结合起来。凯兴斯泰纳认为,过去那种死记书本知识的教育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与其让学生学习大堆的死知识,不如让学生获得精神的发展、伦理的适应力和劳作的本领,因此他主张在国民学校里适当精简知识材料,多给学生性格的陶冶,使学生养成较好的适应力、工作的兴趣和本领。[6]
性格陶冶与教师观
凯兴斯泰纳把以性格陶冶为主的教育体系作为其理论特色,认为教育首先要塑造的是人的性格,即意志的坚定性、责任感和道德判断力。他重视教师的作用,要求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是学生性格形成的引导者,教师自身要具备劳动的观念和公民的品格,以身作则地影响学生。他强调学校集体生活的教育意义,主张通过共同的劳作和团体生活把学生培养成为愿意为集体和国家尽责的人。这些主张使他的劳作学校理论超出了单纯的职业训练范畴,而成为一种融合知识教学、劳动实践与道德养成于一体的综合教育构想。
主要著作
凯兴斯泰纳的主要著作包括《德意志青少年的公民教育》(1901年)、《学校组织的根本问题》、《国家公民教育的概念》、《劳作学校要义》(1912年)和《性格与性格教育》等。其中《劳作学校要义》是其劳作教育思想的代表作,系统论述了劳作学校的概念、任务、课程组织和方法,被视为二十世纪劳动教育理论的经典文献;《德意志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则奠定了其公民教育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些著作在他生前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文译本也收入我国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等文献中流传。[7]
影响与评价
凯兴斯泰纳倡导的劳作学校精神,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指明了发展方向。他把劳动教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系统实施的探索,开创了近代学校劳动教育的先河,德国后来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传统,可以追溯到他在慕尼黑推行的劳作学校改革。他的公民教育理论则对德国乃至欧洲的公民教育课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际上,他的劳作学校思想传播到美国、日本等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教育界也曾热烈讨论"劳作教育",陶行知等人倡导的教学做合一与劳动教育实践,与凯兴斯泰纳的思想不无相通之处。
对凯兴斯泰纳的评价历来存在两面性。一方面,他较早意识到学校教育脱离劳动实践的弊病,把劳动的育人价值提升到课程与性格陶冶的高度,突破了以往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模式,其思想对今天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处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仍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他的公民教育明确以培养服从国家需要的"有用公民"为目标,主张对大多数人进行职业训练、对少数人进行精英教育的双轨安排,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和阶级差别色彩,这是其理论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但就其把劳作引入学校、把性格培养置于教育中心的努力而言,他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8]
参考资料
- ↑ 凯兴斯泰纳的劳动教育与启示,中国教育新闻网。
- ↑ "立德树人"视域下劳动教育再审思——凯兴斯泰纳劳作教育思想及启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立德树人"视域下劳动教育再审思——凯兴斯泰纳劳作教育思想及启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立德树人"视域下劳动教育再审思——凯兴斯泰纳劳作教育思想及启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凯兴斯泰纳的劳动教育与启示,中国教育新闻网。
- ↑ "立德树人"视域下劳动教育再审思——凯兴斯泰纳劳作教育思想及启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立德树人"视域下劳动教育再审思——凯兴斯泰纳劳作教育思想及启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凯兴斯泰纳的劳动教育与启示,中国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