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濞
刘濞(前215年—前154年),沛郡丰人,汉高祖刘邦之侄,代顷王刘仲之子。高祖十二年封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在国铸钱、煮盐,国用富饶,遂生骄心。景帝三年,因削藩令下,联合楚、赵等六国举兵,史称“吴楚七国之乱”。三月而败,逃亡东越被杀。
封王与“反相”
刘濞为刘邦兄刘仲之子。刘仲本封代王,因匈奴攻代不能守,被废为合阳侯,刘濞遂以“沛侯”从军。
高祖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东击荆,荆王刘贾败死。刘邦亲征,破英布。荆地既平,无王,刘邦“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乃立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史记·吴王濞列传》记一细节:拜受印之后,刘邦“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
> 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刘濞“顿首曰:'不敢。'”
“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这句话,是否真出刘邦之口,后世颇有疑议。司马迁记此,更像是“事后追述”的叙事手法——以一句预言,为五十年后的叛乱埋下伏笔。但它至少反映了一种时人的判断:吴地“轻悍”,且远离关中,本就是易生变乱之地。
吴国之富
吴国的富庶,来自两项资源:铜山与海盐。
《史记》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盗铸”二字,说明吴国的铸钱并未得到朝廷许可。汉初“听民自铸”,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贾山皆谏,以为“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必然导致“黥罪繁积”。吴国据铜山之利,所铸钱“布天下”,其经济实力已非一般诸侯国可比。
“煮海水为盐”,则垄断了东南的盐利。“以故无赋”,即吴国不收百姓的赋税——这一方面是“惠政”,另一方面也是“收买人心”,使吴国成为“国中之国”。
枚乘、邹阳、严忌等文士,皆曾游于吴王之门。吴国在文帝一朝,实际上是东南的文化与经济中心。这种实力,为后来的叛乱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使其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
太子之死与怨望
吴王与朝廷的裂痕,起于一桩意外。
文帝时,吴太子(刘濞之子)入京朝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博是古代的一种棋戏,“争道”而起争执,吴太子“不恭”,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竟“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
此事《史记》记载极简,却极重。皇太子以棋盘击杀藩王太子,无论在礼制还是人情上,都是无法弥合的伤害。吴太子“丧归葬”,吴王怒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遂“复遣丧之长安葬”。
此后吴王“由此怨望,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知其“以太子故”,遂“赐吴王几杖”,许其“不朝”。这一“宽假”,本为化解怨气,却使吴王“谋亦益解”——胆子更大了。
《汉书》记晁错之言:“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在晁错看来,吴王之反是必然,只是时间问题。
七国的地理与兵力
七国的分布,大体沿“关东—江淮”一线展开。
吴国据有会稽、豫章、丹阳三郡,约当今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是七国中实力最强者。楚国据彭城,约当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赵王刘遂据邯郸,约当今河北南部。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国皆在胶东半岛,为齐地分封所裂。
这一分布有一个共同点:皆在关东。关中的汉廷据崤函之险,以“关中—关东”为基本战略格局。七国欲西进,必须突破成皋、荥阳一线;而梁国(今河南商丘一带)正在这条线上,故梁王刘武的坚守,成为全局的关键。
兵力方面,吴王“发兵二十余万”,楚、赵各数万,合计约三十万。汉廷方面,周亚夫所率“三十六将军”之兵,加上梁国守军,总数相当。双方在兵力上并无悬殊,胜负取决于“粮道”与“士气”。
吴军的致命弱点,是“客地作战”。二十万大军深入梁地,粮道绵长,一旦被断,即陷入困境。周亚夫“绝其食道”之策,正是针对这一点。这一战例,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以逸待劳、断敌粮道”的经典。
削藩与七国之乱
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上《削藩策》:
>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景帝三年,楚王刘戊以“薄太后丧服奸”削东海郡,赵王刘遂以罪削常山郡,胶西王刘卬削六县。紧接着,“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先起兵”。
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
>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
“发兵二十余万”,又“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吴军“西涉淮,因并楚兵”,与楚王刘戊合,攻梁国,破棘壁,“杀数万人”。
七国之名,据《史记》为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其“反书”称:“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景帝从袁盎之计,“斩晁错于东市”,以谢七国。然吴王“闻袁盎来,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至此,叛乱的政治目标已由“清君侧”转为“分天下”。
“清君侧”三字,从此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叛乱者”最常用的口号。
败亡
七国之乱的转折,在梁国与昌邑。
梁王刘武为景帝同母弟,“城守”睢阳,吴楚“攻梁,梁城守,吴楚兵不敢过而西”。这为周亚夫赢得了部署的时间。
周亚夫为太尉,“守便宜”,不救梁,而“使轻骑兵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乏粮”,“卒多饥死”,“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东越”。
吴王“弃其军”,军遂溃。楚王刘戊自杀。
东越“兵可万余人”,吴王“收聚亡卒”,欲依托东越再举。汉廷“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遂“绐吴王出劳军,使人纵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
吴王死时年六十二。自起兵至败亡,凡三月。
七国既平,景帝“徙汝南王非为江都王,王吴故地”,又“以军功”封功臣。而“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的制度由此确立——王国之相、内史、中尉皆由朝廷任命,诸侯王只剩“衣食租税”之权。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矛盾的总爆发。其结果是中央集权的确立,也是“文景之治”后汉帝国真正走向“大一统”的关键一步。
评价
司马迁在《吴王濞列传》末的评语,带有明显的批评色彩:
> 吴王濞之王吴,分曹为四…… 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
“争技发难”指博局之争,“亲越谋宗”指借东越之力以攻同宗。司马迁的判断是:吴王之反,起于私怨,成于骄横,败于失道。
班固《汉书》的评语稍缓,以为“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敛以诱其民,然卒以反诛”。两家的共同点是:都不认为吴王之反有“正义性”,但都承认其“富”与“得民心”是事实。
后世论七国之乱,多从“削藩”的必要性着眼。贾谊《治安策》早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父偃后来的“推恩令”,正是这一思路的完成。从这个角度看,晁错的“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虽过于急切,其判断却是不错的。
吴王刘濞的历史形象,因此颇为复杂:他既是一个“骄横致败”的叛逆者,也是一个在既定制度下被步步紧逼的诸侯王。他的失败,宣告了“郡国并行”体制的终结。
参考资料
-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七国之乱本末) - 二十四史全译
-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吴王濞、削藩) - 二十四史全译
- 《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削藩之议、晁错之死) - 二十四史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