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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初次分配(英文:Primary Distribution)是国民收入分配过程的第一个层次,指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其对产出所作的贡献,在市场上直接获得相应报酬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关系。它发生在生产领域之内,以要素的市场价格与边际生产力为基本依据,主要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和薪金、资本所有者获得的利息与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地租、技术与管理要素获得的报酬以及数据要素获得的收益。初次分配是全部分配关系的基础,它决定收入分配的总量格局与基本结构,又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慈善捐赠等后续环节被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所修正。与再分配相比,初次分配更强调效率与要素回报的对应性,但同时也依赖市场竞争的充分程度与产权制度的清晰程度。初次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历来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起点环节。

一、基本解释

全球分蛋糕

初次分配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其贡献大小取得相应报酬的过程,它是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起点和基础。在这一环节中,资产在生产中被使用,劳动力被投入,最终形成的增加值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割。从核算角度看,初次分配对应于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即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资金流量表专门记录了初次分配的阶段,其中部门间的初次分配收入在国家、企业和住户三个部门之间形成不同的比重结构。一个国家的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直接决定了居民收入的基础水平。

初次分配的核心依据是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与其市场价格的对应关系。在竞争性市场中,企业对每一种要素的使用会一直持续到该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其价格为止,因此工资率趋向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利率和利润率趋向于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地租趋向于土地的边际产品价值。这一机制保证了报酬与贡献之间在方向上的一致性,但它并不保证结果的均等。因为要素禀赋本身在个体之间分布不均,有人拥有较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有人则只拥有少量低技能劳动力,即便价格机制完全公平,收入结果仍会存在明显差异。

初次分配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工资这一项。城镇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合同确定了工资水平与增长机制;个体经营者和农户的收入来自经营净收入;居民持有的存款、债券、股票和房产为其带来利息、红利和租金等财产性收入;部分居民还会获得来自政府的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转移性收入,只不过转移性收入严格说来属于再分配的范畴。在统计上,国家统计局按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大类发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其中前三类主要来源于初次分配,第四类主要来源于再分配。

初次分配的制度条件包括清晰的产权界定、公平的市场准入、充分的竞争环境和顺畅的要素流动。产权不清会导致要素收益归属不明,进而抑制要素所有者的投资与积累意愿;市场准入受限会造成行业性垄断租金,使部分主体凭借行政或市场势力获得超额收益;要素流动受阻则会形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益落差,使同质要素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得到悬殊回报。因此,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通常被看作改善初次分配结构的重要抓手。

二、概念解读

收入分配报告

理解初次分配首先要把握它与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层次关系。初次分配发生在生产领域之内,前提是创造出了可供分配的价值;再分配发生在生产领域之外,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强制或半强制的手段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第三次分配则发生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由社会成员以自愿捐赠和慈善的方式对分配结果作补充性调整。三个层次构成的完整链条说明,收入分配并非一次性完成的事件,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主体、多工具的持续调节过程。初次分配解决的是蛋糕如何切的基本问题,后两个层次解决的则是切割结果如何被修正的问题。

其次要区分初次分配中的功能分配与规模分配两个观察角度。功能分配关注的是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分割比例,典型指标是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规模分配关注的则是不同家庭或不同个人所获得的收入份额,典型指标是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收入份额。功能分配的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规模分配的结果,如果劳动报酬占比长期偏低,居民部门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成果就会相对有限,而规模分配的不平等也会随之扩大。这两个角度互为补充,共同刻画初次分配的全貌。

初次分配还涉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在初次分配环节强调效率、让要素回报与其贡献相匹配,有利于激励劳动供给、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把蛋糕做大;但如果初次分配的差距过度扩大,就可能抑制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人力资本投资,反过来损害长期效率。因此现代收入分配理论主张初次分配也要兼顾公平,但不是通过平均主义的方式,而是通过维护竞争秩序、打破行政垄断、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和改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机会公平。机会公平与结果调节相互配合,构成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完整逻辑。

在政策实践中,初次分配常被拆解为若干可以测量的政策目标。其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使劳动者所得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其二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避免政府和企业部门占比过高;其三是拓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让更多居民能够通过储蓄、投资和住房等途径获得资本收益。这三大目标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提高财产性收入可能扩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需要在政策设计中进行权衡。测度初次分配结构的基础工具是投入产出表和资金流量表,它们提供了劳动报酬、营业盈余与混合收入的部门分布数据。

三、主要类型

美国贫富差距

按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划分,初次分配可以分为劳动报酬、资本报酬、土地报酬、技术与管理报酬以及数据要素报酬若干类型。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因提供劳动而获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和津贴,是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初次分配中规模最大的一项。资本报酬是资本所有者因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而获得的利息、股息和利润,通常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收入群体集中。土地报酬是土地及附着资源的所有者获得的地租和使用费,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往往增长迅速。技术与管理报酬是技术入股、专利许可、股权激励以及企业家才能所获得的回报,具有高弹性和向少数人集中的特点。

按分配发生的部门划分,初次分配可以分为企业部门内部的分配、住户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以及国际之间的要素收入流动。企业部门内部的分配主要体现为工资与利润的分割,这一分割比例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差异很大。住户与政府之间的初次分配主要体现在生产税净额上,即企业生产环节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扣除补贴后的部分。跨境要素收入流动则表现为外商投资的利润汇出与本国对外投资的投资收益流入,在核算上体现为国民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这些层次叠加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多面的初次分配图景。

按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划分,还可以区分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初次分配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初次分配。前者发生在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市场发育完善的领域,价格信号灵敏、要素流动自由,报酬与贡献的对应关系较强;后者发生在市场分割、准入受限或行政干预较多的领域,例如部分金融资源与土地指标仍受计划性配置影响,导致资金成本与土地成本在不同主体之间差别很大,形成所谓的要素价格扭曲。要素价格扭曲会造成资源错配,使一些效率低下的主体获得低成本要素,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反而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终扭曲初次分配结果。

按收入的性质划分,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可以归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三类。工资性收入来自受雇就业,是城镇劳动者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来自个体经营、家庭农场和私营企业的经营所得,在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居民中占比更高;财产净收入来自存款利息、债券收益、股票红利、房屋租金以及土地流转收益。这三类收入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占比差异很大:高收入群体的财产净收入占比明显偏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占比则接近全部,这种结构性差异是理解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键线索之一。

按组织方式划分,初次分配还可以分为市场主导型与企业内部协商型两种形态。市场主导型适用于通用性较强、流动成本较低的要素,劳动者的工资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跳槽与招聘是价格调整的主要途径。企业内部协商型则适用于技能专用性较强、流动成本较高的岗位,工资水平往往通过集体协商、工会谈判或企业内部的薪酬制度确定,并伴随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晋升通道。两种形态的并存说明,即便在同一个经济体内,初次分配的形成机制也并非同一种逻辑,政策工具需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味依赖单一的工资指导线或行政指令。

四、理论知识

收入分配现状

解释初次分配的最基础理论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上,每一种要素的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因此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资本的租金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会使要素投入量恰好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位置,从而在均衡状态下形成要素价格。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为报酬与贡献的对应性提供了逻辑基础,也揭示了技术进步如何通过改变边际产品而影响要素相对份额:当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时,资本的边际产品上升、劳动的边际产品相对下降,劳动报酬占比就可能下滑。

与边际生产力理论并列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的要素份额理论与总量生产函数分析。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产出是资本与劳动的函数,其指数参数恰好对应各要素的收入份额,因此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份额在技术上被视为相对稳定的常数。然而实证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主要经济体的劳动报酬占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劳动报酬份额之谜,其解释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流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市场集中度上升与工会力量削弱等因素。这一发现说明要素份额并非天然稳定,而是制度与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关初次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理论是库兹涅茨倒 U 型假说。库兹涅茨根据若干国家的历史数据提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初期上升、达到高点后趋于稳定,随后在较高收入水平上下降,形成一条倒 U 形曲线。其机制在于:工业化初期现代部门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并存,部门间生产率差距扩大导致总体不平等上升;当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完成、现代部门成为主体之后,部门间差距缩小,不平等程度随之回落。这一假说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在增长过程中的分配格局变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框架,尽管后续实证研究对其普适性提出了不少质疑。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初次分配被理解为国民收入的原始分配,即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首先在物质生产部门内部按照要素所有权关系进行分配的过程。其中必要产品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剩余产品则以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归于资本和土地所有者。这一分析框架特别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分配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背面,因此改善初次分配的结构必须从完善所有制结构与劳动关系入手。这一视角与西方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形成互补,为理解我国劳动报酬比重问题提供了另一条分析脉络。

现代实证研究进一步把初次分配与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结合起来。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培训与健康投资会提高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因而技能溢价是教育回报的体现,这为解释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提供了依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强调,由于制度壁垒和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两个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与晋升机会截然不同,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并不完全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把这两类理论结合起来,可以更完整地解释初次分配中工资差距的形成机理,也为教育和培训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

五、常见误区

第一个常见误区是把初次分配等同于按劳分配。初次分配固然以劳动报酬为主体,但它还包含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多种要素的报酬,按劳分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把初次分配简单等同于按劳分配,容易导致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忽视资本和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结构的重要作用,从而低估财产分配政策的意义;二是用平均主义的思路理解初次分配,认为初次分配环节也应该追求结果均等,进而否定要素回报与贡献对应这一效率机制。准确的理解应当是,初次分配以按要素贡献分配为原则,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第二个常见误区是认为初次分配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这种观点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忽视了初次分配同样存在公平问题,只是其公平更多体现为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竞争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如果市场准入存在歧视、垄断势力可以攫取超额利润、劳动者缺乏集体协商能力,那么即使在初次分配环节,结果也会偏离按贡献分配的初衷。因此完善初次分配并不等于放弃公平目标,而是把公平的实现方式从结果调节前移到规则塑造,通过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和劳动权益保护来维护初次分配的公正性。

第三个常见误区是忽视要素价格扭曲对分配结果的实质性影响。不少人把初次分配的差距完全归因于要素禀赋差异和个人能力差异,却忽略了资金、土地、能源等要素在价格形成上可能存在的行政干预与市场分割。当资金价格实际偏低时,能够获得低成本信贷的主体就等于获得了隐性补贴,其占有的分配份额会被系统性放大;当土地供给受指标约束时,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也会向特定主体倾斜。因此,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仅是提高效率的举措,也是矫正初次分配扭曲、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制度安排。

第四个常见误区是认为工资上涨必然损害就业与竞争力。这种观点假设工资由企业单方面决定,忽视了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人力资本持续积累、技术进步不断推进的条件下,工资的合理上涨往往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可以通过改善管理、更新设备和提升产品附加值予以消化。当然,如果工资上涨速度长期大幅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确实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并影响投资意愿。因此政策的合理取向不是简单抑制或强行推高工资,而是推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并同步改善劳动保护与技能培训。

六、总结

初次分配是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的基础环节,它决定了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以及数据等要素之间的基本分割格局,也决定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基础比重。它以要素的市场价格和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能够较好地实现报酬与贡献的对应,但在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和议价能力不平衡的条件下,其结果可能明显偏离按贡献分配的理想状态。因此,改善初次分配不能单靠事后调节,必须从完善产权制度、打破行政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入手。

从制度改革的方向看,提高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长期坚持的两个重要目标。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在初次分配环节着力畅通要素流动渠道、健全工资决定与正常增长机制、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并在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环节加以配套。只有把三个层次统筹起来,形成初次分配讲效率与规则公平、再分配讲调节力度、第三次分配讲自愿参与的组合,才能构建起既有活力又有温度的收入分配制度格局,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参见

  • 再分配
  • 第三次分配
  • 收入分配
  • 收入差距
  • 劳动报酬
  • 共同富裕

参考资料

[1] [2] [3] [4] [5] [6]

  1. ↑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 第八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2. ↑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3. ↑ 蔡昉.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收入分配[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0.
  4. ↑ 李实, 岳希明.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报告[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5. ↑ 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6. ↑ 国际劳工组织.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R].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