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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仲(先秦时期人物)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南仲,南氏(一说姬姓),名仲,周宣王时期的卿士与军事统帅。他以北伐玁狁、筑城朔方而著称,《诗经·小雅·出车》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之句,《大雅·常武》首章亦列其名:“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

南仲的事迹,几乎全部依赖这两首诗来重建。“城彼朔方”是西周防御北方族群的重要举措,其地望、性质、与后世“朔方郡”的关系,历来聚讼纷纭。此外,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屡见“南仲”之名,学者或以之与《诗经》的南仲相合,然尚无定论。

名号与“南氏”

南阳历史名人

“南仲”之称,包含“氏”与“字”两层。

“南”为氏。西周金文中有“南”字,或作族名、或作人名。宋人著录的“南仲鼎”“南仲簋”,铭文有“南仲”字样,或即其人所作之器。若此说不误,则“南氏”确是西周晚期的望族。

“仲”为排行或字。周代贵族男子称“伯仲叔季”以示行次,“仲”为次子。若“南仲”是以行次称,则其兄当为“南伯”,其弟为“南叔”“南季”。金文中确有“南伯”之称,可为旁证。

《毛诗》郑笺于“南仲”无注,孔颖达疏只说“南仲,宣王时卿士”。宋人朱熹《诗集传》同。至于其是否为姬姓,文献无明证。《通志·氏族略》以“南氏”为“姬姓之后”,本于《世本》,然《世本》已佚,其说难以复核。

后世姓氏书又多以“南仲”为南姓始祖之一,称“南氏出自周宣王时南仲之后”。此类追溯,与方叔、张仲的情形相同,皆属谱牒建构,可备一说,不可尽信。

《出车》六章细读

尹吉甫画像

《出车》是《小雅》中的征戍诗,全诗六章,章十二句,以“我”的口吻叙述一次北伐的全过程。

首章:“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出车于牧地,从天子之所受命而来,召唤仆夫装车,因王事多难而急迫。“棘”即急。

次章:“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出车于郊,设旐旗、建旄旗,旗饰为何不飘扬?内心忧闷,仆夫憔悴。“悄悄”写忧,“况瘁”写劳。

三章:“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正面点出南仲。“往城于方”即前往“方”地筑城。“彭彭”写车马之盛,“央央”写旗帜之明。“城彼朔方”是本诗的核心句。“襄”毛传训“除也”,即驱除玁狁。

四章:“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去时黍稷开花,归时雨雪满路。“简书”即戒命之书,因畏王命而不敢言归。此章与《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机杼,皆以时序之变写征戍之久。

五章:“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以草虫、阜螽起兴,写思妇之情。“未见”“既见”的对举,是《诗经》常见的思念句式。“薄伐西戎”说明南仲所伐不止玁狁,还有西戎。

六章:“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春日和暖,草木茂盛,黄鹂鸣叫,采蘩之人众多。俘获敌人,班师而还。“夷”训“平”,与三章“襄”呼应。

六章之中,“赫赫南仲”出现四次(三、五、六章及末句),是全诗的“主旋律”。这种反复称名的手法,使南仲的形象在“征人—思妇—归途”的多重视角中被不断强化。诗的作者,旧说以为“下之人”或“从役者”,今人多视为“将士之作”,其视角是“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常武》中的南仲

先秦诸侯图

《大雅·常武》记宣王亲征徐方,首章即列南仲: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大祖”二字,历来难解。毛传:“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父为大师。”郑笺:“南仲,文王时武臣也……命以南仲为大祖。”两说不同。孔颖达疏折衷之,以为“大祖”是“太祖之庙”,即宣王在太庙命将。

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提出新解:“大祖”当为“大师”之误,与下文“大师皇父”对举。此说较有理,但仍属推测。

“大师皇父”即皇父,为“大师”(太师)。《常武》下文屡言“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旅啴啴,如飞如翰”“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写宣王亲征、王师之盛。南仲在此诗中的角色,是“卿士”之首,与皇父同受命于太庙,其地位在“大师”之上或与之并列。

《常武》与《出车》对读,可见南仲的两副面貌:《出车》中的南仲,是“往城于方”的筑城者,是防御战的主帅;《常武》中的南仲,是“王命卿士”的朝廷重臣,是亲征时的随行大臣。前者偏“将”,后者偏“相”。二者合观,方见其全。

至于《常武》的“南仲”与《出车》的“南仲”是否一人,旧说无异词。今人或疑《常武》之作在宣王晚年,而《出车》在早年,若南仲年辈较长,则两诗所记或为同一人的不同阶段。此说合理,然无确证。

“城彼朔方”的地望之争

先秦人物画像

“朔方”是《出车》最关键的地理名词,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

第一种意见,以“朔方”为泛指北方。《尚书·尧典》有“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之语,伪孔传:“朔方,北方也。”《尔雅·释训》:“朔,北方也。”据此,“城彼朔方”即在北方筑城,非专指某地。

第二种意见,以“朔方”为具体地名,即今宁夏、内蒙古河套一带。此说多本于汉武帝所置“朔方郡”。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卫青取河南地,置朔方郡,治朔方县(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学者见“朔方”二字相同,遂以《诗经》之“朔方”当之。

第三种意见,以“朔方”在今陕西、山西北部。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朔方”为“今陕西延安、宁夏一带”;今人杨宽《西周史》则以为在“今山西北部”。

三说之中,第二种最为流行,然亦最需警惕。汉武帝所置“朔方郡”,其名取自《诗经》,是“以经典命名新地”,而非“新地即古地”。以汉郡的地望反推《诗经》的“朔方”,属“以今律古”,方法上不成立。

较稳妥的解释是:“朔方”在西周语境中是“北方”的泛称,“城彼朔方”即“在北方筑城”,其具体地点已不可考。至于所筑之城,或即《诗经》他篇所称的“方”“大原”一带的军事据点,其性质是“前沿要塞”,而非“郡县”。这一判断,既符合《诗经》的用语习惯,也避免了“以汉地当周地”的误区。

玁狁、西戎与宣王的两线作战

《出车》所记的敌人,有两个:玁狁与西戎。

“玁狁”是西周晚期北方最强大的族群。《诗经》中屡见:《小雅·六月》“玁狁孔炽,我是用急”“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小雅·采芑》“显允方叔,征伐玁狁”;《小雅·出车》“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可见玁狁之患,贯穿宣王一朝。

玁狁的族属,历来有“匈奴先民”“鬼方之后”“犬戎别种”诸说。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以“鬼方、昆夷、薰育、玁狁”为一族之异称,其说影响最大。今人多认为玁狁是活动于今陕甘宁交界至内蒙古南部的游牧或半农半牧族群,其社会组织与军事能力均相当可观。

“西戎”则是西方诸戎的总称。《史记·匈奴列传》说“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又说“穆王之伐犬戎”,可见周与西戎的关系由来已久。南仲“薄伐西戎”,说明其北伐不止一路,而是“北御玁狁、西击诸戎”的两线作战。

青铜器铭文可为旁证。多友鼎铭记“玁狁广伐京师”,多友追击,“凡俘戎车百乘”,其时代多定为厉王或宣王;不其簋铭记“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诲于戎工……”,亦与玁狁战事相关;虢季子白盘铭记“薄伐玁狁,于洛之阳”,斩首五百,俘五十。这些铭文与《诗经》互证,可见宣王时期对玁狁的战争规模之大、频次之高。

南仲“城彼朔方”的战略意义,正在于此:以筑城为防线,以车战为机动,把“野战”转为“守御”,这是西周对付游牧族群的传统办法。《汉书·匈奴传》说“周室既衰,戎狄交侵”,可见至西周末,这条防线终未能守住。

金文中的“南仲”

南仲之名,见于西周晚期若干青铜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无叀鼎”与“驹父盨”。

无叀鼎(又称“南仲鼎”)铭文记“南仲”命“无叀”管理“场”与“田”,并涉及“王在”某地之事。铭中“南仲”为“右者”(即册命礼中的引导者),地位显赫。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定此器为宣王时,以“南仲”即《诗经》之南仲。

驹父盨铭文有“南仲邦父”之称,记“驹父”受命“即南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夷”之事,事在宣王时。铭中“南仲邦父”是否为《诗经》的南仲,学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南仲”为氏、“邦父”为字,即一人;或以为“南仲邦父”是另一人。

这些金文材料,为南仲研究提供了《诗经》之外的证据,但其解释仍有很大弹性。器物的断代依赖铭文内容与形制纹饰,而铭文内容的解读又依赖历史背景的判断,二者互为条件,容易陷入循环。

较谨慎的结论是:西周晚期确有“南仲”这一显赫家族,其成员在宣王时担任卿士、参与册命与军事活动;《诗经》所咏的南仲,很可能是这一家族的某一代宗主。至于其确切世系、事迹,则非今日材料所能详。

南仲的“城彼朔方”,在军事史上被视为“筑城防御”的早期范例;其“赫赫”之名,则因《诗经》的传诵而久远。至于其人的生卒、葬地,史无明载,旧志所记的“南仲墓”,皆属传闻。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