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佚(先秦时期人物)
史佚,史氏,名佚(一作逸),又被称为尹佚、作册逸,周初太史。他历事文王、武王、成王,是西周最早见于文献的史官,也是后世“史官”这一职守的人格典范。
史佚之名,散见于《尚书·洛诰》、《大戴礼记·保傅》、《左传》诸篇。《洛诰》记“王命作册逸祝册”,是他在成王时掌册命之事的直接证据;《大戴礼记·保傅》把他与周公、太公、召公并列为“四圣”,称“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左传》则多次征引“史佚之志”“史佚有言”,保存了他的一批格言。其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句,流传最广,也最易被误读。
名号:史、尹、作册

史佚的称谓,有三套系统,各有来源。
其一,“史佚”。“史”为职官,“佚”为名。以职为称,是先秦史官的常例,如“史伯”“史赵”“史墨”“史苏”,皆以“史”冠名。
其二,“尹佚”。“尹”为官名,与“史”相近。《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墨家著录“《尹佚》二篇”,注:“周臣,在成、康时也。”可见汉人以“尹佚”称之。“尹”在周初是“正”“长”之义,与“师”“保”同类,皆为执政之号。
其三,“作册逸”。“作册”是史官的一种,掌册命、祭祀之文书的起草与宣读。《尚书·洛诰》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成王在新邑举行祭祀,命“作册逸”宣读祝册,向先王报告周公将留守洛邑之事。
“作册逸”是否即“史佚”?自汉以来,学者多以为是一人。其理由有三:其一,“逸”与“佚”古字通;其二,“作册”与“史”同为史官,职掌相合;其三,时代相合,皆在成王时。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即主此说。
金文中亦见“作册”之职,如“作册般”“作册令”,可见“作册”是西周史官的正式职名之一。史佚以“作册”见称,正说明其执掌的是“文书”而非“记事”,这一区分对理解上古史官的实际职能颇为重要。
《洛诰》与成周的册命

《洛诰》是《尚书》中篇幅较长的一篇,记周公营洛、成王命周公留守之事。史佚在此篇中只出现一次,却是关键的一次。
原文的顺序是:成王在新邑举行“烝祭”,以骍牛祭文王、武王;祭毕,“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祝册”即宣读册书,“告周公其后”即向先王报告:周公将留下治理洛邑。
这一仪节的意味,须放在周初政治中看。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此后是否留居洛邑,关系到“二都”体制的确立。成王命史佚宣读册书,向先王“报告”,实即通过仪式确认这一安排。史佚在此扮演的,是“王命的传达者”与“先王与今王之间的中介”。
这一角色,正是史官的核心职能。《周礼·春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诸职,其中“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与“作册”相近。史佚所任,当即此类。
《洛诰》末尾又有“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之语,“诰”即告谕。可见史佚在整场仪式中,反复承担“宣读”与“告谕”的职能。这一细节,比任何理论概括都更能说明史官在周初政治中的实际位置:他不是“记录者”,而是“仪式的执行者”。
《大戴礼记·保傅》的“四圣”

史佚在周初的地位,最形象的表述见于《大戴礼记·保傅》。
其文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
这段话构造了一个极精致的“四维”图式:周公在“前”,职在“道”(引导);太公在“左”,职在“充”(充实);召公在“右”,职在“弼”(匡正);史佚在“后”,职在“承”(补阙)。
四者各有其德:周公“笃仁好学、多闻道慎”,太公“诚立敢断、辅善相义”,召公“絜廉切直、匡过谏邪”,史佚“博闻强记、接给善对”。四者各有其位:前后左右,环绕成王。
这一图式,明显带有战国秦汉“明堂制度”与“师保之教”的思想色彩,未必是周初实况。但它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在汉代人的理解中,史官的职能是“承天子之遗忘”,即以博闻强记补君主之疏漏。这与后世“秉笔直书”的史官形象不同,却更接近“作册”“内史”的实际职守。
“四圣”之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汉代以后,凡论“君德之成,必有师保”,多引此文。史佚因此与周公、太公、召公并列,成为“辅弼之臣”的典型。这一地位的获得,与其说是因功业,不如说是因“职守”——他代表的是一种“以知识服务权力”的角色。
《左传》所引“史佚之志”

史佚在春秋时期的影响力,可从《左传》的反复征引看出。
《左传》至少四处引“史佚”之言:
其一,《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后,晋惠公被俘,秦穆公问公孙枝如何处置,公孙枝引“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不要开启祸端,不要倚仗动乱,不要重复激怒。
其二,《文公十五年》:鲁国季文子论齐侯侵鲁之事,引“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兄弟之间应尽力为善。
其三,《成公四年》:鲁成公欲背晋而事楚,季文子引“《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同族,其心必不同。
其四,《襄公十四年》:晋国执政论戎狄之事,引“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因其可重而安抚之。
四条引文,皆以“史佚有言”或“史佚之志”冠之,说明在春秋时期,史佚已被视为“格言”的作者,其言论结集为《史佚之志》,为卿大夫所熟诵。
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史佚是西周初人,其言却在五六百年后的春秋被反复引用,且引用的场合多为“外交辞令”与“政治谏说”。这说明《史佚之志》在当时是一部“资治”之书,其功能类似于后世的《左传》故事、《国语》嘉言——供卿大夫在应对进退时援引,以增强说服力。
《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史佚之志》,其书当已于秦汉之际亡佚。今所知者,仅《左传》所引四条,及《逸周书》《国语》中的零星痕迹。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语境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史佚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是被误读最深的一句话。
其出处是《左传·成公四年》:鲁成公即位后,因晋国怠慢鲁国,欲背晋而改事楚国。季文子谏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楚虽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怎么会真正爱护我们呢?
这里的关键,是“族类”二字的本义。“族”在先秦指“宗族”“部族”,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类”指“类别”。“非我族类”即“不是我们这一宗族/部族的人”。季文子以此说明:晋、鲁同为姬姓(鲁为周公之后,晋为唐叔之后),虽有摩擦,终究“同族”;楚为芈姓,虽强大,终究“异族”,不可依靠。
这一用法,与近代以来把“族类”解为“民族”的做法,有本质区别。先秦的“族”是宗法性的,其边界由“姓”与“氏”划定;近代的“民族”是政治性的,其边界由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划定。把“非我族类”直接等同于“非我民族”,是一种“时代错置”。
更须注意的是,这句话在春秋的语境中是“谏阻背晋事楚”的论据,其目的是“维持盟约”,而非“排斥异族”。季文子并不主张对楚用兵,只是主张“不要背弃同姓之国而依附异姓之国”。这一层意思,后世引者往往略去。
当然,这句话在后世确实被广泛用于“华夷之辨”,其语义在流传中发生了偏移。这一“偏移”本身,也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词条的责任,是指出“原意”与“后用”的差别,而非简单地褒贬。
史官传统与“书法”的建构
史佚被后世尊为“史官之祖”,这一地位的确立,与“书法”传统的建构有关。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段话把“史官”的职能概括为“记言”与“记事”,并上溯至“古之王者”。
“君举必书”的著名例证,是《左传·宣公二年》的“赵盾弑其君”:晋灵公被杀,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辩解,太史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一故事,成为“秉笔直书”的典范。
史佚与这一传统的关系,是“象征性”的:他是最早留下名字的史官,故被追认为“史官之祖”;他的“博闻强记”,被转化为“记事之慎”;他的“承天子之遗忘”,被转化为“补君之阙”。经过这一系列的转化,一个“掌文书、备顾问”的周初官员,变成了“执笔定褒贬”的史官典型。
这一转化,在唐宋以后尤为明显。刘知几《史通》论“史官建置”,以史佚为“史职之始”;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论“史德”,亦以“董狐”“齐太史”与“史佚”并称。史佚的形象,就这样在“史学”的自我叙述中被不断塑造。
须指出的是,这一形象与史佚的实际职守,已有相当距离。《洛诰》中的“作册逸”,宣读的是“王命”,不是“史评”;《保傅》中的史佚,职在“承遗忘”,不是“秉笔”。二者之间的落差,正是“历史人物”与“文化符号”之间的落差。
墨家《尹佚》与托名之风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墨家著录:“《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时也。”
这部书,今已亡佚。其内容,从书名与班固注看,当是托名史佚的墨家之言。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盛行“托古”之风:儒家托名周公、孔子,道家托名黄帝、老子,墨家则托名大禹、尹佚。托名的目的,是借古人之口以自重。
《尹佚》归入墨家,说明其内容与墨家主张相近,大约主张“尚贤”“节用”“非攻”之类。这与《墨子》中屡称“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的“尚贤”叙事,可以互参:墨家对周初的“贤臣集团”有特别的兴趣,故托名其成员以立说。
托名之风,对研究上古人物构成一个陷阱:凡战国秦汉书中称引的“某人之言”,未必真出其人。史佚的“四条格言”,因见于《左传》,可靠性较高;而《尹佚》二篇,则只能视为“墨家所传的史佚学说”,不能径作“史佚原著”。
辨别真伪的方法,大体有三:其一,看征引的时代,愈早愈可靠;其二,看思想的内涵,是否与所称时代相符;其三,看文献的流传,是否有明确的传授系统。以此三条衡量,《左传》所引“史佚之志”可采,《尹佚》二篇则只能“存目”。
史佚的史料,大体如此:一条《洛诰》的册命,一段《保傅》的“四圣”,四条《左传》的格言,一部亡佚的《尹佚》。这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全部。
参考资料
- 《大戴礼记·保傅》(“常立于后,是史佚也……则四圣维之”) - 墨书院古籍库(繁体原文)
- 《左传·成公四年》(季文子引《史佚之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 墨书院古籍库(繁体原文)
- 《左传·僖公十五年》(“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 - 墨书院古籍库(繁体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