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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周勃(?—前169年),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封绛侯。少以织薄曲、吹箫给丧事为生,从刘邦起兵,屡立战功。高祖临终许为“安刘氏者必勃也”。吕后崩后与陈平合谋,入北军、诛诸吕,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官至太尉、右丞相。晚年被告谋反下狱,赖薄太后得释,叹“安知狱吏之贵”。

出身与从军

周勃的出身极为寒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其“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薄曲是养蚕用的苇席,吹箫给丧事是替人办丧事时奏乐,都是当时最下层的营生。

秦二世元年,刘邦起兵于沛,周勃“以中涓从”,即作为近侍之臣随从。此后“攻胡陵、方与”,“击秦军于砀东”,“攻丰,击秦军”,一路以军功迁为“五大夫”“虎贲令”。

周勃的作战风格,史称“勃为人木强敦厚”,不喜言辞,临阵则“先登”“陷阵”。这种“厚重”的性格,既是他的长处(刘邦信之),也是他的短处(文帝朝为相时“汗出沾背”)。

楚汉之际,周勃“从击项籍”,又“攻爰戚、东缗”,“以往击项籍功最多,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食绛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绛侯”。

开国战功与“安刘”之托

汉初的异姓诸侯王,周勃几乎都参与平定。

- 燕王臧荼反,“勃以将军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破之”。 - 韩王信反于代,“勃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霍人、武泉,破匈奴骑兵于平城。 - 陈豨反,“勃以将军从高帝击反者陈豨,屠马邑”,斩其将乘马絺。 - 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定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凡“二十二县”。

高祖十二年,刘邦病重,吕后问后事:

> 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重厚少文”四字,是刘邦对周勃的定评;“安刘氏者必勃也”六字,则是对他政治角色的预言。刘邦看人,确有洞见——他看出周勃不具备“独任”的才具,却具备“危难时可托”的忠诚。

吕后称制八年,周勃为太尉,然“不得入军中主兵”,北军之权在吕禄手中。

诛诸吕

高后八年,吕后崩。诸吕“谋作乱”,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掌朝政。

周勃与陈平谋,行“劫郦商”之计:郦商之子郦寄与吕禄善,二人劫郦商,使其子往说吕禄:“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 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吕禄以为然,“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

周勃入北军,行令军中曰:

>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

“军中皆左袒”,周勃遂将北军。与此同时,朱虚侯刘章率兵千余,入未央宫,击斩吕产。周勃“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吕禄、吕嬃等皆伏诛。

诸吕既诛,大臣议立新君。齐王刘襄为高祖长孙,功高而外家驷氏“恶”,大臣恐“复为吕氏”;代王刘恒“仁孝宽厚”,母薄氏“谨良”,遂迎立之。

代王至长安,“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然后即位,是为文帝。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邑万户”。

诛诸吕一事,是西汉前期最关键的一次政治转折。它确立了两条原则:其一,刘氏宗室为正统;其二,功臣集团对“非刘氏而王”有否决权。这两条,后来成为汉代政治的“底线共识”。

为相的窘迫

文帝即位后,周勃为右丞相,位在陈平之上。有一次朝会,文帝问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谢曰“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汗出沾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陈平,陈平曰:“有主者。”问“主者谓谁”,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陈平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周勃“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

此事之后,周勃“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乃“谢病请归相印”。文帝许之,陈平“专为一丞相”。

这一段记载,是《史记》中最生动的“宰相职掌”之辨。陈平所说“主臣”“理阴阳”,听似玄虚,实则道出了相权的本质:宰相不亲细务,而在“任人”与“调燮”。周勃的“不知”,不是无能,而是不明白自己该管什么。

下狱与“狱吏之贵”

文帝四年,有人上书告周勃“欲反”,文帝“下廷尉”。

周勃“恐,不知置辞”,狱吏“稍侵辱之”。周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周勃长子周胜之尚文帝女,故可为证。

薄太后亦为之言。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乃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

周勃出狱,曰:

>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这十个字,是汉代政治史上最沉痛的一句感慨。一个曾经“将百万军”的开国元勋,在狱吏面前“不知置辞”,只能“以千金”求一线生机。司马迁把这句话原样录入,其批判的锋芒,直指文帝朝的“文法之治”。

周勃归国后,“孝文十一年薨”,谥武侯。其子周胜之嗣,后“坐杀人,国除”;一年后,文帝“择绛侯子贤者”,封周亚夫为条侯。

周亚夫即“细柳营”故事的主角。文帝时匈奴入边,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文帝“改容式车”,称“此真将军矣”。景帝时亚夫为太尉,平七国之乱,后亦因“欲反”下狱,绝食而死。

父子两代,皆以“欲反”之罪入狱,一得释,一瘐死。这一对照,是西汉功臣集团命运的最佳注脚。

评价

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末的评语,把周勃提到了极高的位置:

> 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是《史记》中对功臣最高的评价之一。司马迁的理由很明确:周勃之功,不在战阵,而在“匡国家难,复之乎正”——在汉室将倾之际,他以一个“木强敦厚”的武人,完成了儒臣难以完成的事。

但司马迁也记下了另一面:“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质朴近于粗鄙。这种“鄙朴”,既是他的力量(不结党、不弄权),也是他的局限(为相而不知相职)。

班固《汉书》的评语大体沿袭《史记》,而更强调“外戚之祸”的教训。此后历代论周勃,多以其“诛诸吕”为“忠”的典范,而以其“下狱”为“文法之弊”的例证。二者合观,可见汉初政治的两面:一面是“功臣与共天下”的契约,一面是“皇权独尊”的收束。周勃的一生,恰好横跨在这两端之间。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