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电影
地下电影(Underground Film)是指在主流商业电影体制与官方文化体制之外,以自筹资金、独立发行、非正式放映渠道流通的电影,通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反叛精神与对禁忌题材的探索。"地下"一词源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与"地下报刊""地下文化"一道构成反文化运动的语汇,指称那些不能(或拒绝)进入常规影院的影片及其社群文化。地下电影与独立电影、先锋电影概念交叠,但更强调其文化的异端性与传播的亚文化性。
"地下电影"作为自觉的文化现象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其前奏是四十年代以来围绕玛雅·德伦等人形成的个人实验电影社群;五十年代末,纽约、旧金山出现成规模的地下电影放映与制作网络——咖啡馆、阁楼、艺术学校的放映室取代商业影院成为展映场所,影迷以口耳相传与地下刊物交换信息。1959年前后,评论家们开始以"地下电影"称呼这批作品;1960年成立的"新美国电影集团"发表宣言,反对好莱坞的僵化与审查,主张"我们要的电影是属于个人的"。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包括杰克·史密斯(其《华丽的共和国》1963年被禁映后经由地下放映成为传奇)、安迪·沃霍尔(其工厂出品的长时间实验片与超八毫米明星片)、肯尼斯·安格、约翰·沃特斯(巴尔的摩出品的"Trash 电影"以其故意的粗俗挑战品味秩序)等。地下电影的美学特征鲜明:粗粝的影像(超8毫米、16毫米的廉价格式)、业余的表演与制作、性的坦露、暴力与越轨的直视、对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挪用拼贴,以及一种"重要的是拍出来"的即兴精神。地下电影与当时盛行的嬉皮士运动、性解放、迷幻文化共生,构成反文化运动的影像分支;它同时是其他领域的孵化器——地下音乐、地下漫画与地下电影共享着反叛美学与流通网络。
地下电影的历史脉络向前可追溯到更早的"非官方电影"传统: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苏联之外的左翼纪录电影、三四十年代被纳粹查禁的"灰姑娘电影"、各国审查体制外的影片,都具有地下传播的形态。在地下电影的核心时期,美国的审查环境(海斯法典的残余与州级审查)确实使一批题材无法进入正规渠道,地下流通成为必要。六十年代末以后,随着审查放松与新好莱坞吸收地下养分(斯库拉贝格、科波拉等新导演与地下社群的联系),地下电影作为一种运动渐次转入历史;但其精神在后续浪潮中反复重现:七十年代的"无浪潮"(No Wave)电影(纽约下城的吉姆·贾木许、萨拉·德里弗等人的粗粝黑白作品)、八十年代的同性恋地下电影("新酷儿电影"的前史)、朋克影像与录像艺术中的地下脉络,直至数码时代的网络自制影像,"地下"作为文化位置始终有继任者。在中国语境中,"地下电影"一词常被用于指称特定历史时期未经审查许可而制作的独立影片;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独立电影展映体系与青年导演扶持机制的建立,相关创作逐步进入更公开的流通渠道,其状况随电影管理体制与市场环境的变迁而演变。
地下电影的意义在于它守护了电影的异端可能性。从电影史看,地下电影为美国乃至世界电影输送了重要的美学资源:地下电影的粗粝美学、性的直白、拼贴手法与日常性,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独立电影、MTV、朋克美学与当代艺术影像;马丁·斯科塞斯、大卫·林奇等主流作者都曾从地下文化中汲取养分。从文化研究看,地下电影是亚文化理论(伯明翰学派意义上的"风格抵抗")的经典案例:它以品味、身体与性向的越轨对抗主流秩序,其放映仪式(昏暗房间、烟雾、胶片的吱嘎声)构成一种共同体文化。从制度角度看,地下电影提示着电影自由表达的边界问题:一部电影史,既是艺术史也是审查史与流通史,地下电影正是在体制的缝隙中为电影的想象力保留了最野性的种子。数字时代虽然改变了"地下"的技术含义,但边缘的、反叛的、自我组织的影像实践仍在继续,地下电影的精神由此长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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