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
| 城市化 | |
|---|---|
| 英文名 | Urbanization |
| 学科领域 | 社会学、城市学、地理学 |
| 核心指标 | 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比) |
| 核心议题 | S形曲线、以人为核心、半城市化 |
| 相关概念 | 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城乡关系、社会转型 |
城市化(英文:Urbanization,中国官方文献多称"城镇化")指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张、城镇生活方式与产业形态向乡村扩散的过程。它包含三重含义:人口意义上的城镇化,即城镇人口比重上升;空间意义上的城镇化,即城镇用地与建成区扩展;社会意义上的城镇化,即就业结构、居住形态、交往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城市化。三者并不同步,也正因不同步,城市化才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过程,而非单纯的人口迁移。衡量城市化最常用的指标是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
含义与测量
城镇化率的计算看似简单,实则在口径上有讲究。分母通常为常住人口,即实际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不论户籍;分子为其中的城镇常住人口,包括城区与镇区范围内的常住人口。中国自2000年起在统计上采用这一口径,此前的口径以户籍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为主,两次口径之间的数据不具直接可比性。
"城镇"的界定本身也是变量。中国以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划分城市与镇,设市标准与设镇标准历经调整;统计上的"城镇"既包括设区的市,也包括建制镇,后者的人口规模可能很小,但被计入城镇人口。这一界定使中国的城镇化率在口径上宽于部分国家,比较时需加注意。
除城镇化率外,还有若干辅助指标:城镇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非农产业就业占比、城镇人口密度、建成区面积增速等。单一指标难以刻画城市化的全貌,研究者通常组合使用。其中"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建成区扩张的速度长期高于城镇人口增长的速度,这一错位是理解中国城市化质量问题的关键。
诺瑟姆曲线
1979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国城市化历程的比较,提出城市化水平随时间变化的S形曲线。曲线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城镇化率低,增长缓慢,农业仍占主导,城市的功能主要是行政与商业中心;中期阶段,城镇化率在百分之三十至七十之间,增长加速,工业化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后期阶段,城镇化率超过百分之七十,增长趋缓,城市化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郊区化与逆城市化现象开始出现。
S形曲线的解释力在于它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对应起来:城市化的加速需要产业支撑,而产业的集聚又依赖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二者互为因果,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曲线的两端趋于平缓,则是因为初期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
曲线也常被误用。它描述的是长期趋势,而非精确的预测工具;不同国家的曲线斜率差异很大,有的国家在数十年内完成加速段,有的则长期停滞。把S形曲线当作"必然规律",据此推算某一年份应达到的城镇化率,往往会导致政策目标脱离实际。曲线的真正价值,是提示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与政策重心的转移时机,而非提供一张时刻表。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改革初期,中国的城镇化率不足两成,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与工矿城市,城乡之间由户籍制度严格分隔。1980年代,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兴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1990年代以后,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吸引了大规模跨省流动,城镇化率进入快速上升期。
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一半,城镇人口总量超过农村人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历史性转折。此后城镇化率继续上升,近年已超过六成,但增速明显放缓。与此同时,户籍城镇化率始终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二者之间的差距,正是"人已进城、户口未落"的流动人口的规模。
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几个显著特征。其一是速度快,从不足两成到超过六成,用时短于多数发达国家。其二是政府主导,行政区划调整、土地供应、开发区建设与户籍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与西方以市场自发集聚为主的模式不同。其三是地区差异大,东部沿海的城镇化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西部部分地区仍明显偏低。其四是规模巨大,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新型城镇化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标志着政策重心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规划的核心命题是:城镇化不是把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而是让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平等享有公共服务、逐步融入城市社会。
规划提出若干具体任务: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宽落户条件,推行居住证制度;优化城镇布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增强中小城市与县城的承载能力;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绿色低碳与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权益。此后,"以人为核心"成为城镇化政策的基本表述,"三个一亿人"(促进约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成为阶段性目标。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此前城市化模式的反思。此前的城市化以投资驱动、土地财政为特征,城市面积扩张快于人口集聚,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于人口流入,形成了"半城市化"的困局。新型城镇化试图把评价标准从"建成区面积"转为"人的福祉",这一转向在理念上清晰,在落实中则受制于财政体制、土地制度与地方竞争格局。
半城市化
半城市化指人口在空间与产业上已进入城市,但在身份、权利与生活方式上尚未完成城市化的状态。其典型表现是:在城镇就业与居住多年,却仍持农村户籍;子女难以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社会保险的参保地与工作地分离;住房以城中村、群租房或工棚为主;政治参与仍绑定于户籍地。
半城市化的规模在中国极为庞大。数亿流动人口处于这一状态,他们为城市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劳动力,却在公共服务的分配中被部分排除。这一状态既非完全的农村,也非完整的城市,而是一种制度性的中间态。它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使城市得以在不为全部流入人口提供完整公共服务的前提下维持运转,但也积累了社会融合的隐患。
半城市化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对个体而言,它意味着权利的不完整与生活预期的不稳定;对家庭而言,它导致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的出现,家庭在空间上被撕裂;对城市而言,它削弱了劳动者的归属感与消费意愿,也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破解半城市化,需要户籍、财政、土地与公共服务制度的协同改革,单兵突进难以奏效。
争议与评价
围绕城市化的争论,首先在译名与路径。中国官方使用"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意在强调小城镇的作用,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支持者认为,小城镇可以降低迁移成本、保留乡土社会纽带;批评者认为,小城镇的规模效应不足,难以提供充分的就业与公共服务,人为限制大城市发展反而抬高了城市化成本。
其次是速度与质量的权衡。快速城市化带来了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改善,也带来了征地冲突、环境压力、房价上涨与城市病。有观点主张放缓速度、提升质量;也有观点认为,城市化仍有较大空间,放缓会损害增长动力。争论的实质,是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宜居之间取得平衡。
第三是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一种思路认为,城市化终将吸纳大部分农村人口,乡村只需保留少量农业从业者;另一种思路强调城乡融合,认为乡村的生态、文化与社会功能不可替代,城市化不应以乡村衰败为代价。近年政策转向"城乡融合发展",正是对单向城市化思路的修正。
较为稳健的判断是: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表现,其方向不可逆转,但其形态可以被塑造。衡量城市化成败的标准,不是城镇化率的高低,而是进城的人能否享有完整的权利、保留乡愁的人能否享有体面的生活。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检验标准最终落在个体的处境上,而非统计图表上。
参见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中国政府网, 2014. https://www.gov.cn/zhengce/ 2.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国家统计局, 2020. 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indexch.htm 3.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 4. 中国社会科学网. 城镇化与城乡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 https://www.cssn.cn/shx/ 5.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联合国, 2024.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 6. Our World in Data. Urbanization. 牛津大学, 2024. https://ourworldindat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