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
多尔是美国著名课程理论家,后现代课程观的主要建构者,被誉为"后现代教育之父"。他在1993年出版的《后现代课程观》中,批判了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课程范式的封闭性与工具理性,吸收过程哲学、混沌理论与建构主义思想,提出了以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严密性为标准的后现代课程框架,对世界范围内的课程理论发展和课程改革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生平与学术经历
多尔1929年生于美国。他早年在多所大学学习与任教,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任教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曾任该校课程理论项目主任,退休后获荣誉退休教授称号,并曾担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在学术生涯中,他多次应邀到亚洲、欧洲讲学,曾五次访问中国,担任中国多个学区与大学的课程顾问,与中国课程学界保持长期学术交流。
多尔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他早年接受的是传统的科学化课程训练,后来在系统研究现代科学变革与教育思想史的基础上,逐步转向对现代主义课程范式的批判性反思。20世纪80至90年代,他在多篇文章与报告中阐述后现代思想对课程研究的意义,1993年集结出版《后现代课程观》,标志其理论体系的完成。该书出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其中译本于2000年前后传入中国,引起课程学界的强烈反响,此后多次再版,成为中国课程论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主要理论与贡献
对现代主义课程范式的批判
多尔对现代主义课程的批判,是从对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反思入手的。他认为,现代范式建立在笛卡儿的方法论与牛顿的稳定宇宙观之上,追求确定性、精确性与线性因果,反映到课程领域,便形成了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封闭课程体系:课程目标预先确定,课程内容被视为绝对客观和稳定的知识体系,课程实施注重灌输与阐释,评价则以目标达成为唯一尺度。多尔把封闭性、简单化与累积性视为现代主义课程的病理,指出这种课程把师生当作机械系统中的零件,压抑了课程的开放性与师生的创造性。他强调,在科学自身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课程研究必须超越这种封闭的观点,寻找新的范式基础。
后现代课程框架与四项标准
在批判的基础上,多尔建构了自己的后现代课程框架。他从多个思想传统中汲取资源: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的平衡化模式提供了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机制;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与混沌思想揭示了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状态下通过自组织形成新秩序的可能;布鲁纳的认知研究提供了螺旋式课程的认识论基础;杜威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则为把经验、变化与关系置于思想中心提供了哲学依据。多尔认为,课程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生成的系统,课程目标不应预先完全确定,课程实施应给师生留出创造与重组的空间,所有课程参与者都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创造者。
多尔把他设想的后现代课程标准概括为四项,即所谓四项标准。第一是丰富性,指课程的深度、意义的层次、多种可能性与多重解释,每门学科都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其丰富性,为合作性对话探索提供多重领域。第二是回归性,指课程没有固定的起点与终点,任何课程活动的结束都意味着新的开始,学习者在与环境、他人、文化的反思性相互作用中不断返回自身,发展能力,其框架是开放的,这与布鲁纳的螺旋式课程概念一脉相承。第三是关联性,包括教育关联与文化关联两个方面,前者强调课程结构内部观点与意义之间联系的不断寻求,后者强调课程与历史、文化背景及更大意义系统的联系。第四是严密性,与通常理解的逻辑精确不同,它指有目的地寻找各种可能的关联与选择方案,是与诠释性和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概念。这四项标准与传统的读写算三项技能标准形成鲜明对照,构成后现代课程观的核心纲领。
教师角色与师生关系
在师生关系上,多尔提出了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这一著名观点。他认为,在反思性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并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而是要求学生对这种权威保持怀疑,并与教师一道探究正在体验的内容;教师作为学习者社区中一个平等的成员发挥领导作用,其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从外在于学生的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教师不再是原因性的,而是转变性的;课程不再是跑道,而成为跑的过程自身;学习则成为意义创造过程中的探险。多尔以此勾勒了他的课程理想: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在这一社区中,隐喻比逻辑更能引发对话,教育目标、规划与评价都将是开放的、灵活的、侧重过程而非成果的。
代表著作
多尔的代表作是《后现代课程观》。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现代范式,一种封闭的观点,通过对比前现代秩序与现代秩序,剖析了现代课程体系的工具理性及其机械性、确定性和预设性的弊端;第二部分题为后现代范式,一种开放的观点,依次论述皮亚杰、普利高津、布鲁纳、杜威与怀特海的思想,构建后现代课程的认识论基础;第三部分题为一种教育观,阐述后现代课程的基本观点与四项标准的具体内涵。该书由王红宇译成中文,先后由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多次出版,收入"世界教育思想文库"。此外,多尔与高夫主编的《课程愿景》也由张文军、张华等译成中文出版,进一步阐发了动态、关联、生态的课程理想。他晚年致力于发展后现代框架内关于混沌与复杂性课程的观点。
影响与评价
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对中国课程理论界的影响尤为显著。自中译本出版以来,围绕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学者们或肯定其对泰勒模式的反叛意味着课程开发范式的转型,或辨析其理论的适用限度;有研究者认为他的课程理论具有建构性特征,为课程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也有学者指出后现代课程观缺乏可操作的方案,更多是一种理念与设想,在实践中面临落实的困难。国内一些研究者还在其四项标准基础上,探讨了网络课程建设、大单元教学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可能路径。
在理论谱系上,多尔所代表的建构性后现代课程研究,与派纳发起的概念重建运动共同构成20世纪80至90年代课程领域后现代转向的两条重要脉络。他提出的平等者中的首席、课程即过程等命题,已成为课程理论中的经典表述,被广泛运用于教师教育与新课程改革的讨论之中。尽管对其理论的质疑始终存在,但学界普遍承认,多尔以科学思想史与过程哲学为基础,系统而完整地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泰勒原理的课程模体,使课程研究真正直面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为21世纪的课程理论开辟了新的思想空间。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
- ↑ 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理解课程,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师报》。
- ↑ 后现代课程观书评,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 ↑ 世界教育思想文库后现代课程观图书信息,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