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公元354年—公元430年)是罗马帝国晚期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曾任北非希波城(今阿尔及利亚安纳巴)主教,后被教会尊为圣徒。他一生著述宏富,其中《忏悔录》《上帝之城》等著作对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文化与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关于信仰与理性、记忆与学习、教师与学生的论述,构成了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
人物简介
奥古斯丁全名奥勒留·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出生于北非努米底亚行省的塔加斯特城(今阿尔及利亚苏克阿赫拉斯)。父亲帕特里奇乌斯是异教徒,担任地方税务官员;母亲莫妮卡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儿子的一生影响极大。奥古斯丁先后在马道拉和迦太基学习文法、修辞与文学,青年时期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在迦太基求学期间,他信奉了当时流行于北非的摩尼教,前后达九年之久,同时过着追求感官享乐的生活。约383年他赴罗马教授修辞学,384年应聘任米兰的修辞学教授。在米兰,他结识了主教安布罗斯,接触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思想逐渐发生变化。经过长期的内心挣扎,他于386年夏在米兰花园中经历著名的皈依时刻,次年复活节接受安布罗斯施洗,正式加入基督教。此后他返回北非,391年出任希波城神父,395年升任希波主教,直至430年8月28日在汪达尔人围困希波城期间去世。在担任主教的三十余年间,他主持教务、布道讲学、著书立说并参与多次教义论争,成为当时基督教世界最有权威的思想家。[1]
生平经历
奥古斯丁的一生可以大致分为求学与迷惘、皈依与著述两个阶段。求学阶段,他在家乡与迦太基接受了当时北非最好的古典教育,学习西塞罗等人的著作,为日后雄辩与写作打下根基。他在《忏悔录》中回忆自己少年时厌恶学习、喜爱游戏与观看竞技,常因荒疏功课而遭体罚,成年后反思这种教育方式的粗暴与无效。迷惘阶段,他先后经历摩尼教信仰的破灭、古典学问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幸福与真理的苦苦追寻。386年的皈依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此后他把全部才智奉献给了神学与哲学著述。
任主教期间,奥古斯丁与多纳图斯派、伯拉纠派等展开论战,捍卫恩典与原罪的教义,反对认为人可以单凭自身努力得救的主张。这些论战著作同样包含丰富的教育意蕴,例如他强调儿童自幼需要在信仰环境中被引导和训练,家庭教育与教会教育应当配合。他还留下大量布道词与书信,其中包含对学校教育的批评与对教师职分的讨论,是研究罗马晚期北非教育状况的重要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本人深受罗马修辞教育体制的熏陶,年轻时教授修辞学的经历使他既了解古典教育的价值,也洞悉其弊病。他在书信与布道中反复讨论学童的学业负担、教师的待遇与修辞学校的教学内容,肯定修辞训练对传道工作的必要性,同时批评学校以竞技获奖相诱、以鞭笞恐惧相迫的做法。他把这种现实观察上升为理论反思,在《忏悔录》中提出著名的追问:人为何从一个无知的婴儿开始,经由苦涩的学习,追逐虚名与荣耀?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其教育哲学的出发点,即一切学习唯有指向爱上帝与爱邻人,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否则博学只能加深人的傲慢与迷误。这一立场使他把教育问题的讨论从技艺层面提升到目的论层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关于博雅教育与信仰教育关系的长期争论。他对语言的哲学分析同样具有教育学意义,他认为词语作为符号指向事物,而人对事物的把握又依赖心灵之光,因此教学不能停留在词语的表层,必须引导学生超越语词、直面真理本身。这种把符号、意义与心灵三者贯通起来的分析,被视为中世纪符号理论与教学理论的滥觞。[2]
教育思想与主张
奥古斯丁并没有留下系统的教育学专著,但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于《忏悔录》《论教师》《论基督教教义》等著作中,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学习的起源,奥古斯丁认为一切真正的学习始于记忆与内心的自省。他在《忏悔录》第十卷以大量篇幅分析记忆,认为记忆是一座广阔无边的殿堂,储存着感官印象、知识与情感,人正是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推理与寻求真理。他在《论教师》中借与儿子阿德奥达图斯的对话讨论语言教学问题,指出词语本身并不能传达事物的实质,真正使人理解的是内在的理性之光,教师的职责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发现真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上帝才是人的内在教师。这一观点把教育的重心从外在的知识灌输转向学习者内在的心灵活动,对后世强调学习主体性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
其二,关于儿童教育与学习方式,奥古斯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当时学校流行的体罚与恐吓。他回忆自己童年因贪玩而挨打,成年后指出以打骂驱使儿童学习,只会使儿童憎恶学习本身,把求知变成被迫的苦役。他认为儿童学习语言主要靠观察和模仿,是在与成人的自然交往中不知不觉掌握的,而不是靠死记硬背文法规则;他据此批评文法教师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语词的繁琐辨析上,却忽视了对心灵的教育。这种重视兴趣与自然学习的态度,被视为古代教育思想中难得的先声。
其三,关于教育的目的,奥古斯丁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认识上帝与爱上帝,知识与美德应当统一起来。他在《论基督教教义》中提出,正确理解《圣经》需要掌握文法、逻辑、修辞乃至自然知识,因此世俗学问并非无用,而应作为理解信仰的工具,按需要加以拣选。他提出"信仰寻求理解"的命题,认为信仰为理解提供起点,理解又深化信仰,二者相互促进。这一命题为中世纪经院哲学把理性用于神学与教育奠定了方向,也使奥古斯丁成为把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教育连接起来的关键人物。[3]
其四,关于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论述。奥古斯丁在布道和著作中反复强调,教师首先应当是学习者,要以谦卑之心对待真理;讲解经文的人要按照听众的理解能力循序渐进,先立根基,再及深义。他重视师生的相互启发,把教学理解为一种以爱为纽带的对话,而非单向的命令与服从。
主要著作
奥古斯丁传世著作数量庞大,据后世统计其著述共约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包括:《忏悔录》,约成书于397年至401年,以十三卷的自传性独白回顾自己从童年学习到皈依的心路历程,深刻分析了记忆、时间、欲望与恩典,是西方自传文学与心灵哲学的开山之作;《上帝之城》,413年至426年间陆续完成,共二十二卷,针对罗马城遭洗劫后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指责,论述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分野,系统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论三位一体》,历二十余年写成的神学巨著;《论自由意志》,讨论恶的起源与意志自由;《论基督教教义》,系统论述解释《圣经》的方法与传道者的培养;《论教师》,专论语言学习与教学本质的对话体著作。此外还有《独语录》《论真宗教》以及大量布道辞与书信。这些著作在罗马帝国晚期即被抄录传播,中世纪时成为修道院与教会学校的基本读物。
影响与评价
奥古斯丁去世后不久,教会即确认其正统地位,此后千余年间他的著作一直是拉丁西方思想与教育的源头活水。修道院修士每天诵读其著作,早期经院学者围绕其思想展开研究,中世纪大学的神学课程把他的著作列为基础文本。他把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传统与基督教信仰相结合的努力,直接影响了后来托马斯·阿奎那等人调和理性与信仰的方案。在教育制度层面,中世纪修道院学校的读经传统、文法学校以拉丁经典为核心的课程安排,以及大学中以问题与辩论为基本形式的教学实践,都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他把古典方法用于神学教育的示范;他关于讲道者应按听众程度安排内容的主张,成为中世纪布道学教科书的重要原则。在教育学方面,他对记忆与内在理解的分析、对体罚的批评、对语言学习自然过程的观察,都在近代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回响:夸美纽斯的直观教学、卢梭的儿童本位,虽然立场各异,却都可视为对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内在心灵活动优先这一命题的不同回应。近现代学者评价奥古斯丁是连接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桥梁式人物,其思想深度与著作规模在古代作家中罕有其匹;当然也有论者指出,他的恩典观与原罪观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其关于人性堕落的判断对后世教育中的某些严苛倾向不无影响。总体而言,奥古斯丁既是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西方教育思想史绕不开的源头性人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