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社会学
学校社会学是把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与社会场域加以研究的一门教育社会学分支学科。它研究学校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学校文化的构成与传承、学校内部的社会关系、学校与社区和家庭的联系,以及学校在社会分层与文化再生产中的作用。如果说教学社会学聚焦课堂内部的互动,学校社会学关注的则是课堂所处的组织环境与制度脉络,因而常被视为介于宏观教育社会学与微观课堂研究之间的"中观"层次。
学科简介
学校社会学的出发点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学校究竟是什么?常识把学校理解为传授知识的场所,学校社会学则指出,学校同时是一个科层组织、一个文化机构、一个筛选装置、一个社会网络。作为组织,学校有明确的层级、规章、分工与考核;作为文化机构,学校通过课程、仪式、校训、校服、奖惩传递价值观念;作为筛选装置,学校通过考试与评价把学生分流到不同的教育轨道与职业前途;作为社会网络,学校连接着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与政府。这些面向相互纠缠,构成了学校生活的实际样态。[1]
在学科谱系中,学校社会学与班级社会学、教师社会学、教学社会学并列,共同构成微观教育社会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独特贡献在于坚持"组织视角":许多被视为教师个人能力或学生个人品质的问题,放在组织与制度的框架中看,往往是结构性的产物。
学科形成与发展史
古典社会学的遗产
学校社会学的理论资源来自古典社会学。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中把教育视为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机制,认为学校的功能在于向年轻一代系统传递社会的道德与认知共识,培养社会连带所需的纪律精神、群体归属与自主意识。这一功能论视角奠定了学校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则提供了另一条线索:现代学校具有科层组织的典型特征——等级权威、成文规章、专业化分工、非人格化的运作方式;但学校同时又是专业人员的组织,教师的教学自主与行政的层级控制之间存在持续张力,这种张力成为学校组织研究的经典议题。
沃勒与学校文化研究
1932年,沃勒在《教学社会学》中把学校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来解剖。他分析了学校与社区的关系、学校文化的构成、教师职业的形态,指出学校文化由年轻人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共同构成,两者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学校仪式、校歌、校训、运动会等活动都在强化群体认同。沃勒的研究使"学校文化"成为可被系统观察的对象,也为后来的学校民族志提供了方法论示范。
结构功能论与再生产理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帕森斯把班级视为社会体系,分析其社会化与选择功能,把学校研究与宏观社会结构连接起来。六十年代后期,科尔曼等人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大型调查报告指出,学校物质条件的差异对学生学业成就的解释力有限,家庭背景与同伴环境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发现引发持久争论,也催生了"有效学校"研究,后者试图证明学校自身的组织特征确实能够影响学生发展。
七十年代以后,批判取向兴起。布迪厄以场域、资本、惯习的概念说明学校如何通过看似公平的评价把文化资本的差异转化为学业差异;伊利奇在《非学校化社会》中对学校制度进行了激进批判,认为学校垄断了学习资格的授予,反而阻碍了真正的学习;威利斯在《学习劳动》中通过民族志呈现了工人阶级子弟如何主动建构反学校文化,最终又把自己送入工厂。这些研究把学校从"中立的教育机构"重新描述为"社会再生产的装置",深刻改变了学校社会学的提问方式。[2]
中国的学校社会学研究
中国教育社会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建,学校研究随之展开。研究者最初关注班级社会体系、师生关系、学校文化等主题,其后逐步扩展到学校组织结构、校长领导、教师群体、学校与社区关系、择校与学校分层等议题。谢维和的《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吴康宁的《教育社会学》等著作,为本土研究提供了概念框架。1990年代以来,随着重点学校制度、择校热、民办教育发展、县域教育格局变化等现象的出现,学校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明显增强。[3]
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
学校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可分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学校的组织结构,包括科层化程度、权力分配、部门设置、决策过程,以及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的关系。第二是学校文化,包括学校的精神传统、仪式活动、教师文化、学生文化、隐性规范,以及学校文化如何被新成员习得。第三是学校制度与分层,研究重点学校制度、学区制、就近入学、民办学校与择校现象,分析学校之间的资源差异如何转化为学生机会的差异。第四是学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包括学校与社区、家庭、政府部门、企业的互动,家校关系中的信任与冲突。第五是教师职业的社会学分析,包括教师的职业声望、工作负担、专业自主、同侪关系与职业发展。第六是学生文化与同伴群体,研究学生的亚文化、地位分层、同伴影响、越轨行为。
研究方法
学校社会学以质性方法见长。学校民族志要求研究者长期驻校,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文件分析呈现学校生活的整体图景;个案研究用于剖析特定学校的组织运作与文化特征;组织分析借用管理学的框架考察学校的结构效率;问卷调查用于测量教师工作满意度、学生学校归属感等变量;社会网络分析用于刻画同伴关系与教师协作网络;制度分析与历史研究则用于解释学校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近年来,多来源数据的链接分析(如将学校数据与学生学业数据、社区数据匹配)成为新的方法趋势。
代表学者与著作
涂尔干的《教育与社会》、韦伯关于科层制的论述构成了学校社会学的古典基础。沃勒的《教学社会学》是学校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帕森斯关于班级作为社会体系的论文、科尔曼的教育机会均等报告,分别代表了功能分析与实证调查两条路径。布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产》、伊利奇的《非学校化社会》、威利斯的《学习劳动》,则提供了批判取向的经典文本。在中国,吴康宁、谢维和、张人杰等人的著作对学科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发展趋势与应用
当前学校社会学的研究呈现几个趋势。一是学校治理现代化,研究关注章程建设、校长职级制、集团化办学的组织后果、学校自主权的边界。二是家校社协同育人,家庭与学校责任的重构、家长参与的社会分层、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化成为热点。三是学校选择的公平问题,民办学校规范治理、学区房、县中振兴等议题把学校分层重新推到政策前台。四是数字化学校,智慧校园、数据驱动的管理、在线教育的常态化正在改变学校的组织形态与互动方式。
在应用上,学校社会学为学校改进提供组织诊断,为教育治理改革提供制度分析,为家校关系调适提供研究依据,也为理解教育公平问题提供结构性视角。它提醒政策制定者,学校不是孤立的单位,任何改革都会在组织文化与人际关系中被重新解释。[4]
参考资料
- ↑ 教育社會學,教育雲線上字典。
- ↑ 吴康宁: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三十年发展(1979—2008),爱思想。
- ↑ 學校文化,教育雲線上字典。
- ↑ 吴康宁: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三十年发展(1979—2008),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