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 宋庆龄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孙中山夫人，著名社会活动家 | |
| 出生/逝世 | 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海南文昌 |
| 身份 | 社会活动家、政治家、革命家 |
生平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文昌市），出生于上海。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也是宋氏家族最杰出的成员之一。父亲宋耀如（宋嘉树）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传教士、实业家和革命资助人，早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印刷业和实业经营，以雄厚的财力长期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母亲倪桂珍出身浙江余姚的世家大族，是一位受过完整新式教育的基督教徒，知书达理、品格高尚，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宋庆龄在这样一个融汇中西文化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受到了良好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先进的西方文化熏陶。
宋庆龄自幼聪慧好学，早年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这是一所由美国南方监理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以英语和西方文化教育见长。1908年，年仅15岁的宋庆龄与妹妹宋美龄一同赴美留学，先入新泽西州萨密特的波特温学校（Miss Porter's School）学习英语和基础课程，后于1909年进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学习文学。在美国求学期间，她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阅读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深受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影响。191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她的毕业论文《留学生对中国的贡献》展现了她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独立思考能力。这段留学经历极大地开阔了她的国际视野，为她日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3年夏，宋庆龄从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毕业后离美赴日。途经日本时，她与正在异国流亡的孙中山重逢。此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北京专权，革命形势陷入低谷。许多革命党人流亡日本，孙中山也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中坚持斗争。宋庆龄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人格魅力深表敬佩，毅然接受孙中山的邀请担任其英文秘书，协助处理英文函件和外交联络工作。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两人志趣相投、情愫渐生。1915年10月25日，22岁的宋庆龄不顾父亲宋耀如的强烈反对和整个家族的阻拦，赴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宋耀如得知消息后追到日本，但终究无力改变女儿的抉择。这段婚姻不仅是爱情的结合，更是革命理想的共鸣——宋庆龄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她在婚后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很快乐，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帮助孙先生为中国的未来工作。"
婚后的十年是宋庆龄与孙中山共同战斗的黄金岁月。她以秘书和夫人的双重身份全力协助孙中山处理政务，整理文件档案，起草重要信函，参与对外谈判。1917年至1925年间，她陪同孙中山经历了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运动、广州蒙难等重大历史事件。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宋庆龄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展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坚韧的意志力。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宋庆龄毅然决定让孙中山先撤离，自己留下掩护。她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你先走，我随后。"在叛军的炮火中，她镇定自若，穿过枪林弹雨，历经艰险才得以脱险。然而这次惊险经历使她因过度紧张和劳累而不幸流产，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是她个人生活中最沉重的打击之一，但她从未因此抱怨或动摇对革命事业的信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孙中山将《总理遗嘱》托付给宋庆龄等人，并特别嘱咐她"不要忘记革命"。32岁的宋庆龄承受着巨大的丧夫之痛，但她强忍悲痛，坚定地表示将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此后，她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坚决维护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1926年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性人物。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分共。宋庆龄义愤填膺，于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谴责蒋汪集团的背叛行为，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被一些人歪曲和利用"，并宣布与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彻底决裂。此后，她与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27年8月，宋庆龄赴苏联访问，后旅居欧洲多年。在旅欧期间，她广泛考察了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深入接触了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积极参与国际反法西斯和保卫和平运动。1929年，她曾短期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中华民族的危亡，宋庆龄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她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主席，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为保护革命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宋庆龄毫不畏惧，公开宣称"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的死更使我们意志坚定"，展现了非凡的勇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自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盟以向国内外宣传中国抗战真实情况、募集医疗物资和资金、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主要任务。她充分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崇高声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发动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保盟的工作成效卓著，向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食品和衣物。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美国医生马海德等人都是在保盟的安排和支持下奔赴中国抗日战场的。宋庆龄还亲自编辑保盟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向世界生动地讲述中国人民的抗战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继续致力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6年，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改称中国福利会），将工作重心转向儿童福利、妇女保健和文化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1947年至1948年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前夕，蒋介石多次派人劝说宋庆龄去台湾或美国，均被她严词拒绝。1949年6月，她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她积极投身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建设，特别关注妇女儿童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和国际和平运动。1950年她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她荣获斯大林和平奖，将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福利会等公益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曾试图迫害宋庆龄，但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保护而未能得逞。周恩来曾多次指示有关部门保护宋庆龄的安全和尊严，并亲自过问她的生活起居。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批准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崇高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因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6月3日，国家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按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与父母和保姆李燕娥长眠在一起，而未葬于南京中山陵与孙中山合葬。
主要活动
革命与政治活动
宋庆龄的革命生涯起步于她与孙中山的结合。从1915年结婚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宋庆龄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她不仅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更是他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她协助孙中山起草了大量重要文件，参与了多次重要的政治谈判和外交活动。她以流利的英语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在整理孙中山的文稿和著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了《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英文稿的撰写，为向世界宣传孙中山的建设蓝图做出了贡献。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宋庆龄积极参与政务，陪同孙中山接见外国使节和各界代表，负责处理外文函件，并亲自组织妇女界支持北伐。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三大政策的过程中，宋庆龄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同年11月，她随孙中山北上，致力于推动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天津期间，孙中山病情加重，宋庆龄日夜守护，衣不解带。孙中山逝世后，她化悲痛为力量，成为继承和捍卫孙中山革命遗产的核心人物，也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宋庆龄毅然与国民党右派决裂。她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实行独裁的真面目。她的表态在海内外引起巨大震动，许多中间派人士因为她的立场而重新审视国共之间的政治选择。1927年至1931年间，她在苏联和欧洲的流亡生活进一步丰富了她对社会主义和政治体制的认识。她与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人建立了联系，参与了国际反帝大同盟的活动。
1931年回国后，宋庆龄继续以非党人士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她凭借个人的崇高威望和特殊的政治地位，在国共两党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宋庆龄利用自己的关系，秘密帮助红军与国民党方面建立了联络渠道。1936年初，她托人将一封重要信件和一份陕北根据地的文件转交给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同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她支持和平解决的方针，积极参与斡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公开呼吁国共团结抗战，并在香港积极展开抗日国际宣传工作。
民权保障活动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政治生涯中一项极具特色和重要意义的活动。该组织成立于1932年12月，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共同发起，宋庆龄担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同盟的宗旨是争取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酷刑、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权利，并以"援助一切争取民权的斗争"为己任。同盟总部设在上海，并在北平（今北京）设立了分会。
同盟成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933年初，同盟首先营救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牛兰夫妇（苏联情报人员），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公开审判。随后，同盟又积极营救了被捕的陈赓（后来成为解放军大将）、廖承志（廖仲恺之子，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罗登贤、余文化、陈淑英等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宋庆龄亲自出面交涉，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向当局施压，使多人最终获释。1933年3月，她还亲自到南京监狱探望被捕的陈赓，并当面向蒋介石要求放人。陈赓后来回忆说："孙夫人到监狱来看我时，看守们都不敢阻拦，她的到来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虽然仅持续了不到一年（1932年12月至1933年6月），但它在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统治、保护革命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6月18日，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同盟的活动被迫终止。杨杏佛遇刺后，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公开参加追悼会并发表义正词严的讲话，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恐怖手段。同盟的活动标志着中国现代人权运动的重要开端，也为后来的民主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国际和平与反法西斯活动
宋庆龄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27年至1931年旅欧期间，她访问了苏联、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与各国进步知识分子和反法西斯人士广泛交流。1933年8月，她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远东反战会议（又称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1938年她与英国工党知名人士一起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平台。
1950年代，宋庆龄积极参与世界和平运动。1950年她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她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1952年12月，她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与来自85个国家的代表共同为世界和平事业努力。同年，她还推动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来自37个国家的378位代表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和平会议。
宋庆龄还多次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出访各国，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1955年她访问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1956年访问印度尼西亚，在这些访问中她以温和而坚定的形象展现了中国女性的风采，同时也为新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她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卓越的外交才能使她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桥梁。她曾风趣地说："我生在上海，但我属于整个世界。"
妇女儿童福利事业
宋庆龄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注贯穿了她的一生。她深信妇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儿童福利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她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战时儿童福利事业中。保盟支持和赞助了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八路军医护学校和制药厂以及多所战地医院。她还积极救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孤儿和难民儿童。
1946年，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后，在上海设立了儿童福利站，开展儿童识字教育、营养救助和医疗保健工作。她还创办了儿童剧团和儿童图书馆，丰富儿童的文娱生活。在这些工作中，她提出了"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这一理念，成为她毕生从事儿童福利事业的核心原则。她认为儿童是"人类的花朵"和"未来的希望"，全社会都应当给予儿童最好的保护、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医疗。
1951年，宋庆龄将所获的斯大林和平奖十万卢布全部捐出，用于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用这笔资金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少年宫——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还支持兴办了多个妇幼保健院。少年宫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开放，开展科技、文艺、体育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成为新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的典范。她还在1950年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儿童杂志《儿童时代》，亲自为刊物题写刊名并经常撰写文章，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热爱祖国、立志成才。中国福利会在她的领导下还创建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致力于妇女儿童的健康事业，培养了大批妇幼保健人才。
思想主张
继承与发展三民主义
宋庆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她始终坚持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纲领。但她特别强调，真正的三民主义必须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灵魂。她认为没有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就成了一纸空文。1927年她在声明中写道："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这一立场清晰地表明了她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它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密不可分，与联合工农群众和国际进步力量密不可分。
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的诠释带有鲜明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她认为真正的民族主义必须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真正的民权主义必须保障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的民生主义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使工农群众摆脱剥削和压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她越来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认为这是实现三民主义理想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
妇女解放思想
宋庆龄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妇女解放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解放。她曾说："妇女的解放必须与整个社会的解放相联系，必须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才能实现。"这一观点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
宋庆龄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提出了几个核心主张：第一，妇女必须获得经济独立。她认为经济依附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之一，妇女只有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才能获得真正独立的人格。第二，妇女必须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她一生倡导女子教育，认为教育是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第三，妇女必须参与政治生活。她鼓励妇女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争当"新中国的女主人"。第四，必须建立切实有效的妇女组织和福利制度。她提出创办妇幼保健院、托儿所、妇女职业学校等具体措施，为妇女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
宋庆龄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但她的和平主义不是消极的、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而是积极的、以反侵略、反压迫为前提的和平主义。她认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不可分割，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之上。在抗日战争中，她积极主张以武装斗争抵抗日本侵略，用"以战止战"的方式赢得和平。在冷战期间，她呼吁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战争。
在国际主义方面，宋庆龄深信全人类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她认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她主张各国人民不分种族、民族、宗教和政治制度，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她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别国的独立和尊严。"她的国际主义思想既有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底蕴，也包容了近代西方民主自由理念，更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全球视野。
历史贡献
推动中国革命进程
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她是孙中山革命遗产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十年里，她坚持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各种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行为进行斗争，使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得以延续和发展。其次，她是国共合作的重要桥梁。在1927年至1937年国共分裂的十年里，她始终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了大量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又积极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次，她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支持。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夫人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声望，使得许多中间派人士和国际舆论因为信赖她而认同和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毛泽东曾评价她说："宋庆龄同志是最高尚的爱国主义者，她始终热爱人民、热爱党。"
推动国际和平事业
宋庆龄将中国的革命事业与国际反法西斯和和平运动紧密结合，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她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争取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她发起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增进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她参与的世界和平运动，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在冷战剑拔弩张的年代，她以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呼吁和平，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周恩来称赞她是"中国和平使者的杰出代表"。
推动妇女儿童福利事业
宋庆龄创立的中国福利会（原中国福利基金会）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在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教育等领域创造了诸多"新中国第一"：新中国第一个少年宫、第一份儿童杂志、第一个儿童艺术剧院、第一个妇幼保健院等。她关于"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的理念，至今仍是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她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包括推动制订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创办妇幼保健机构、培养妇女干部等，奠定了新中国妇女工作的重要基础。
历史评价
宋庆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受尊重的政治人物之一。中国共产党对她的评价极高，称她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时评价她："宋庆龄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是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领袖。"周恩来称她为"国之瑰宝"。郭沫若曾写诗赞颂她："昔有娲皇补天手，今得庆龄继祖鞭。"
在台湾方面，由于宋庆龄选择投共并留在大陆，国民党方面对她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为主，但也不得不承认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学术界对宋庆龄的研究日益客观，逐渐认可她在抗战和妇女运动方面的贡献。
在国际上，宋庆龄享有很高的声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她为"中国最勇敢的女性"。英国作家韩素音说："宋庆龄是中国妇女中最光辉的名字之一。"1951年苏联政府授予她斯大林和平奖。纽约时报曾在报道中将她评为"亚洲最伟大的女性领导人"。许多国际和平组织和文化机构授予她荣誉称号。
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宋庆龄是一位品德高尚、爱憎分明的女性。她虽然出身于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却选择了最艰苦的革命道路；她虽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却一生简朴、严于律己；她虽然经历了丧夫、流产、政治迫害等重重磨难，却从未放弃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她的个人品德和人格力量使她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海外和国内、在上层社会和普通民众中都赢得了真诚的尊敬和爱戴。
轶事典故
三姐妹的悲欢离合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故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家族传奇之一。三姐妹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都嫁给了中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男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大姐霭龄嫁给实业家和财政部长孔祥熙，一生致力于敛财和经商；妹妹美龄嫁给蒋介石，成为"第一夫人"和国民党政权的象征；而庆龄选择了孙中山和革命道路。政治的巨大分歧使三姐妹之间的关系时而亲密、时而疏远。
抗日战争初期，三姐妹一度抛开政治分歧，携手开展妇女救亡工作。1940年，三姐妹一同视察重庆的儿童保育院、妇女工厂和抗战设施，共同出席集会并发表演讲，成为一段抗战佳话。宋庆龄后来回忆这段时光时感慨地说："我们三姐妹曾经那样亲密，那时我想，也许我们还能重新在一起。"然而，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决裂，她们最终各奔东西。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宋霭龄则定居美国。从此三姐妹再未能团聚，这成为她们姐妹关系中最令人唏嘘的遗憾。晚年的宋庆龄常在夜深人静时看着三姐妹的合影默默流泪。
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
宋庆龄与蒋介石的关系堪称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私人恩怨之一。蒋介石早年追求宋美龄时，宋庆龄最初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没有信仰、不可靠"。但宋美龄执意嫁给蒋介石，宋庆龄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北伐时期，宋庆龄一度对作为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寄予期望。然而，四一二政变后，她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立即与之决裂。此后数十年，蒋介石对这位"二姐"既恼火又忌惮，一方面多次派人试图拉拢她，许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又指使特务监视她、威胁她，甚至策划暗杀。但宋庆龄始终不为所动。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专门派人送上飞机票，恳求宋庆龄去台湾，被她严词拒绝。她后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蒋介石要来见我，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简朴的一生
宋庆龄虽然出身豪门，但一生保持着极其简朴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和北京的住宅中，她的家具都是最普通的款式，衣服也多是素色简洁的款式。她将工资和稿费的大部分捐给了中国福利会和社会公益事业。她的房间里放满了书籍和文件，没有一件奢侈品。她晚年生活孤独，但仍然衣着整洁、精神矍铄，每日坚持读书看报、处理公务。她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发现，她的私人存款仅有几千元，而她的个人穿戴中最贵重的竟是一块用了三十多年的普通手表。这种清贫自守的品格让所有接触过她的人深深感动。
人物关系
宋庆龄的家庭背景极其显赫。父亲宋耀如（1866－1918），海南文昌人，早年赴美留学，后成为上海著名的实业家和革命资助人，是宋氏家族的奠基人。母亲倪桂珍（1869－1931），浙江余姚人，出身基督徒世家，受过良好教育，以高尚的品格和坚强的意志影响了子女的成长。宋庆龄在六个子女中排行第二。大姐宋霭龄（1889－1973），嫁孔祥熙。大弟宋子文（1894－1971），民国时期著名的金融家、政治家，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二弟宋子良（1899－1987），曾任职于金融界。三弟宋子安（1906－1969），长期在美国经营银行业务。小妹宋美龄（1897－2003），嫁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丈夫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两人于1915年在东京结婚，虽然年龄相差27岁，但在革命理想上高度一致。宋庆龄与孙中山没有子女。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超越了寻常的夫妻关系，孙中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宋庆龄是他"最亲密的革命伴侣"。
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建立了终身不渝的深厚友谊。周恩来与宋庆龄相识于1920年代的广州，此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周恩来对宋庆龄始终以"孙夫人"相称，尊敬有加。周恩来曾在困难时期多次保护宋庆龄免受政治迫害。邓颖超与宋庆龄在妇女运动方面有着长期合作，两人情同姐妹。此外，宋庆龄与鲁迅、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进步知识分子均有着密切的交往和真挚的友谊。鲁迅在1936年逝世前，宋庆龄曾多次探望病中的鲁迅，并主持了他的葬礼。宋庆龄还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加拿大的白求恩等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的养女隋永清、隋永洁（均为中国福利会抚养的革命烈士遗孤）陪伴她度过了晚年岁月，给她带来了家庭的温暖。
参考文献
1. 尚明轩.《宋庆龄传》. 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0年. 2.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年. 3. 刘家泉.《宋庆龄传》.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4.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吕明灼.《宋庆龄与中国革命》.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林家有.《宋庆龄评传》.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7.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书信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宋庆龄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年. 9. 张磊等.《宋庆龄与中国民主革命》.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王毅.《宋庆龄的爱国情怀》.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