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
| 市民社会 | |
|---|---|
| 英文名 | Civil Society /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
| 学科领域 | 政治哲学、思想史、社会学理论 |
| 代表学者 | 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 |
| 经典文本 | 《法哲学原理》,1821年 |
| 核心论题 | 需要与劳动的相互依赖领域 |
| 相关概念 | 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 |
市民社会是 civil society 在中文思想史研究中的译名,主要指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社会领域,其经典形态由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1821)中系统阐述。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需要的体系":个人为满足需要而劳动、交换、缔结契约,形成相互依赖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并发展出司法、警察与同业公会等制度。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这一概念,主张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从而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葛兰西则把市民社会重新定位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域,视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场所。
概念史
civil society 的源头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koinōnia politikē)与西塞罗的"公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在古典用法中,它指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与家庭、村落相区别,尚未与国家分离。17至18世纪的自然法传统把公民社会与"自然状态"对置:霍布斯、洛克笔下的公民社会即走出自然状态、建立政府的社会,政治性与社会性尚未分化。
苏格兰启蒙运动改变了这一用法。弗格森在《公民社会史论》(1767)中,把公民社会理解为商业、分工、法律与礼仪交织的文明状态,社会开始获得独立于国家的意义。黑格尔正是在这一传统中,把市民社会从"政治社会"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理论位置。
中文世界的"市民社会"并非直接译自欧洲文本,而是经由日语的转译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用"市民社会"对译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既指城市工商业者的社会,也指与政治国家相对的私人领域。这一译语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最初与"社会""群"等概念混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黑格尔与马克思原著的译介,才逐渐固定为学术术语。译名的这一旅程本身说明,概念的旅行总是伴随意义的增减。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
《法哲学原理》把伦理生活分为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三个环节。家庭以爱为纽带,是直接的、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互中介的领域;国家则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规定为"需要的体系"。个人作为特殊主体,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劳动,劳动的分工使个人的满足依赖于他人的劳动,从而形成普遍的相互依赖。这一体系包含三个环节:需要的体系及其满足方式,即经济与劳动;司法,即财产权的保障与契约的执行;警察与同业公会,即公共秩序、福利调节与职业团体的自治。黑格尔敏锐地看到,市民社会在释放生产力与个体自由的同时,也产生贫困、阶级分化与消费主义,因而它自身是不自足的,需要国家作为伦理整体加以统摄。
同业公会在这一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它是职业群体的自治组织,既保护成员的特殊利益,又把他们纳入普遍性的伦理生活。黑格尔认为,同业公会弥补了市民社会中个人原子化的缺陷,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这一构想后来被法团主义继承,成为讨论职业团体与公共治理关系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的批判
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的框架作了颠倒。黑格尔主张国家是伦理的最高环节,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马克思则指出,家庭与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并受其制约的。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这一颠倒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把分析的起点从观念与国家转向物质生活关系,为后来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埋下伏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即后来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需要注意的是,德语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兼有"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两义,马克思的使用常常同时指向前者与后者,这一双关也构成了后世争论的焦点。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笔记中重新界定了市民社会。他反对把市民社会简单等同于经济关系,而把它归入上层建筑,视为教会、学校、工会、政党、报刊等民间组织构成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他提出"完整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依靠强制与法律维持统治,市民社会则通过同意与文化领导权(egemonia)获得支配。
这一区分改变了革命策略的想象。在葛兰西看来,西方国家的统治不仅靠暴力,更靠市民社会中形成的共识;因此夺取政权不能只靠"运动战"(正面冲击国家机器),而需要"阵地战"(在文化与社会组织中争夺领导权)。市民社会由此从经济领域转为文化斗争的场域,这一转向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化研究、后马克思主义与公民社会理论。
当代回响
20世纪后期,市民社会概念在东欧异议运动中重新活跃。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用"市民社会"描述独立于党国的自主结社与公共交往,把它视为反抗极权、重建公共生活的基础。1989年以后,这一用法与英语世界的"公民社会"合流,成为讨论民主转型与全球治理的通用语汇。
中文世界的译名之争也由此展开。"市民社会"更贴近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文本,带有经济与阶级分析的意味;"公民社会"更贴近当代政治学,强调公民权利与公共参与。两者指向同一西文概念,却对应不同的理论谱系与问题意识。研究思想史多用前者,研究当代结社与治理多用后者,混用现象普遍,严格区分者亦有之。
争议与评价
第一组争论关于译名。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应译为"市民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到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若强调经济关系,则"资产阶级社会"更贴切;若强调城市公民的交往,则"市民社会"更合适。第二组争论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黑格尔强调国家的统摄,马克思强调社会的决定作用,葛兰西强调二者的渗透,三种立场至今仍在博弈。
第三组争论关于概念的适用性。市民社会理论诞生于欧洲的市民阶层与商业社会,其预设的独立公共领域在非欧洲社会未必存在。批评者因此主张,与其把市民社会当作普遍框架,不如把它当作一个地方性的历史经验,用来反观不同社会中结社、公共讨论与国家权力的具体形态。
参见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网. 市民社会与政治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 https://www.cssn.cn/shx/ 2. 斯坦福哲学百科. Recognition. 斯坦福大学, 2024.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cognition/ 3. 斯坦福哲学百科. Social Ontology. 斯坦福大学, 2024.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social-ontology/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黑格尔法哲学与市民社会研究.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4.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与政治理论研究.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24. https://www.hup.harvard.edu/ 6. 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 法哲学与市民社会经典文本. 北京大学, 2024. https://www.pku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