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
幸福感(well-being,或称幸福)是对生活状态的整体积极评价与积极情绪体验的总称,是人衡量自身处境“过得好不好”的核心心理指标。它既包含当下的愉快、满足与安宁,也包含对人生方向、关系质量与自我实现的长期判断。幸福感之所以成为心理学的正式研究对象,是因为它把“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古老的伦理问题,转化成了可以测量、可以比较、可以追问成因的经验问题:什么样的人更幸福,什么条件下幸福感会上升或下降,外部条件的改善能否真正带来内心的改善。围绕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情绪与人格研究之外,心理学对“良好生活”最直接的回答。[1]
两种传统:享乐与实现
对幸福的理解有两条源流。一条是享乐主义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提卜与伊壁鸠鲁,它把幸福等同于快乐的最大化与痛苦的最小化,近代的功利主义者边沁沿用了这一思路,试图把快乐与痛苦折算成可加总的量。另一条是实现论传统,以亚里士多德的“幸福”(eudaimonia)为代表,他认为幸福不是一种感受,而是灵魂按其德性充分活动的状态,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潜能实现出来的过程。这两条线索看似对立,实则指向不同的提问方式:前者问“你感觉如何”,后者问“你活得是否充实”。
现代心理学继承了这一区分,并把它操作化为两个可测量的构念,即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前者由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平衡组成,偏向享乐传统;后者由自我接纳、积极关系、自主、环境掌控、生活目标与个人成长六个维度组成,偏向实现传统。两者的测量结果中度相关,却并不重合:有人对生活相当满意,却觉得人生缺乏方向;也有人目标明确、不断成长,日常情绪却并不轻松。正是这种不重合,说明“幸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量。
从哲学思辨到经验研究
幸福感进入实证研究的时间并不长。20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以收入与效用为福利的代理指标,社会学关注生活质量,心理学则主要研究负性情绪与精神病理,正面体验很少被系统测量。这一局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改变:社会指标运动推动了对生活质量的问卷调查,心理学家开始编制测量主观幸福的工具,并积累起跨国、跨年龄的比较数据。迪纳(Ed Diener)在20世纪80年代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系统梳理,把这一领域整合为一个有共同概念框架的研究纲领,此后关于幸福感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
这一转变的实质,是把“幸福”从一个只能由个人体会、由哲学家评判的东西,变成了可以问、可以编码、可以统计的东西。代价是它必须接受测量的苛刻检验:一份自评量表能否代表一个人真实的体验,跨文化的回答能否直接比较,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在众多相关因素中,社会关系是最稳定的预测源。与伴侣、家人、朋友之间有质量的联系,比收入、职业声望或居住面积更能预测幸福感;反之,孤独与关系冲突对幸福的侵蚀,往往超过物质匮乏。这一结论在多项长期追踪研究中反复出现,也被对成年发展长达数十年的追踪所支持。工作方面,决定幸福的不只是薪水,还包括自主性、任务意义与同事关系,一份收入尚可但毫无掌控感的工作,可能比收入较低却有自主权的工作更消耗人。
收入的作用则比直觉复杂。跨国比较发现,国民收入与平均幸福感的关联在低收入阶段较为明显,越过一定水平后趋于平缓;在同一国家内部,收入与幸福的相关也弱于人们的预期。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较早指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国民幸福水平的同步提升,这一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卡尼曼与迪顿的分析也提示,收入对情感体验的改善存在一个趋缓的区间,超过之后,收入更多影响的是对生活的评价而非日常情绪。至于年龄,常被引用的“中年低谷”呈 U 形曲线,但不同国家、不同测量方式的结果并不一致,尚不宜当作普遍规律。宗教信仰、健康与人格特质也各有作用,其中健康的影响在自评健康较差的人群中尤为突出,而人格中的外向性与神经质分别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紧密相关。
适应与设定点
任何外部改善带来的幸福提升,往往都会随时间衰减,这一现象被称为享乐适应。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对彩票中奖者与意外致残者的比较研究,是这一论题最常被引用的证据:中奖者并未如想象中那样长期更幸福,致残者的情绪也并未永远停留在谷底,两类人的幸福感都在一段时间后向原有水平靠拢。由此发展出的设定点理论认为,每个人有一个由遗传决定的幸福基线,生活事件只会造成暂时偏离。
设定点理论一度被推向极端,仿佛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幸福水平。后续研究对此作了重要修正:遗传确实解释了幸福感的相当一部分个体差异,双生子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但基线并非完全不可移动。长期失业、慢性疾病、亲密关系的持续恶化会留下持久的影响,而稳定的婚姻、持续的社交投入与有意义的工作也能缓慢抬高基线。更合理的图景是:幸福既有黏性,也有可塑性,短期的强烈事件多半被适应消化,长期的结构性生活条件则会缓慢塑造一个人的常态。
测量与方法
常用的测量工具分两类。一类是总体判断,如生活满意度量表,让个体对“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之类的陈述作整体评分;另一类是情绪体验的采样,如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分别测量正负情绪的频率与强度。经验取样法在随机时点提醒被试报告当下的情绪与活动,日记法与日重建法要求回溯一天的时间分配与感受,这些方法减少了回忆偏差,却增加了对被试的负担,样本量通常有限。
测量上的难题有几个。自我报告受当前心境影响,刚经历不愉快的人会对整体生活给出更低评分;社会赞许性使人倾向于报告“应该有的”幸福;不同文化对表达满意的尺度不同,东亚受访者在生活满意度量表上的平均分常低于西方,但这未必意味着实际体验更差,也可能反映谦虚规范与不同的参照标准。此外,把幸福等同于快乐,会遗漏意义感、投入感这些难以用情绪词捕捉的体验,这也是实现论取向的研究者持续批评的一点。
政策与批评
20世纪末以来,幸福感被引入公共政策。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经合组织的“更好生活指数”、以及若干国家在官方统计中加入主观幸福指标,都是把幸福当作发展目标的尝试。这一转向有合理之处:收入增长若不能改善人们的实际体验,政策就应关注更直接的福利指标。但它也带来风险,指标一旦被当作政绩考核对象,就可能被操纵,或诱导政策只追求短期可测的满意评分,而忽略难以量化的深层问题。
学界对幸福感研究的批评主要有三。其一是概念松散,快乐、满意、意义、繁荣等含义被混用,导致结论难以累积。其二是文化偏狭,以个体自我报告为核心的测量方式,默认了“幸福是个人的内在状态”,而许多文化把幸福理解为家庭和睦、关系和谐与尽责。其三是规范性问题,把幸福当作最高目标,可能贬低痛苦与不满的建设性价值,也会让不幸福的人承受额外的自责。较为审慎的立场是:幸福感是衡量社会状况的重要信息之一,但不是唯一尺度,更不能替代对公正与自由的判断。[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