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指企业有意识地让知识跨越组织边界流动——把外部创意与技术在早期引入内部,同时把内部成果通过许可、分拆、出售等方式输出到自身不经营的市场上。这一概念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亨利·切萨布鲁夫在2003年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用以描述一批领先企业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命名的转变。
提出它的那个案例
施乐公司位于帕洛阿尔托的研究中心是20世纪最富成果的企业实验室之一:图形用户界面、以太网、激光打印机、所见即所得的文本编辑器,都诞生于此。但这些成果带来的财富,大部分落在别的公司手里——苹果把图形界面做成了麦金托什,3Com把以太网做成了产业,Adobe靠页面描述语言起家。
切萨布鲁夫用这个案例说明的事,不是施乐的研究人员不够聪明,而是它的商业模式与组织流程只支持一种变现路径:自己研发、自己制造、自己销售。凡是不能被这条路径吸纳的成果,无论多有价值,都只能躺在实验室里,或者被离职的研究人员带走。问题出在边界上,不出在能力上。
封闭与开放:一组对照
该书用一组对照列出了两种范式的差别。封闭范式的信条是:这个领域聪明的人都在我们公司;要从中获利,必须自己发现、自己开发、自己推向市场;谁先研究出来谁赢;把行业里最好的想法都创造出来就能赢;要控制知识产权,免得竞争对手受益。
开放范式的信条相反:并非所有聪明人都为我们工作,我们需要与内外部的聪明人合作;外部研发能创造可观价值,内部研发要能占住其中一部分;不必自己原创也能获利;更好的商业模式比抢先上市更重要;善用内外部的想法才会赢;应当从别人使用我们的创新中获利,并在必要时购买别人的知识产权。
这组对照之所以影响大,是因为它把一种默认的世界观写成了可以被逐条质疑的清单。[1]
三个方向
后续研究把开放式创新拆成三个方向。
向内流动,即外部知识进入。做法包括技术许可引进、与高校和初创企业合作、设立外部技术扫描机构、通过众包与创新竞赛征集方案、并购以获取团队与技术。
向外流动,即内部知识输出。做法包括专利许可、技术转让、把不符合主业方向的项目分拆成独立公司、把闲置专利出售。这一方向常被忽略,多数大企业持有的专利中真正使用的只是小部分,其余长期沉淀。
双向耦合,即联盟、联合开发、平台生态与开放挑战赛。知识在双方之间按约定规则来回流动,关系比单纯买卖更长期,也比并购更松散。
这三个方向的共同前提是商业模式。同一项技术,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变现,回报可以相差数倍;因此开放创新的关键决策往往不是"要不要引入外部技术",而是"用什么方式把它变成收益"。[2]
思想来源
切萨布鲁夫的论述并非凭空出现。冯·希佩尔从1970年代起研究用户创新,发现大量重要改进由使用者在制造商察觉需求之前完成,其中"领先用户"的创新尤为集中;蒂斯讨论过"从创新中获利"取决于互补资产与独占性制度;科恩与莱文塔尔提出吸收能力,指出企业识别、消化、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取决于自身已有的相关知识。这三条线索合起来,构成了开放式创新的理论底座。[3]
常见误解
最常见的误解是把它等同于外包。外包是先确定需求、再签订合同、按期交付,目标是"不再自己做这件事";开放创新是改变问题的提出方式与答案的来源,目标是把外部的不确定性纳入自己的判断。两者对内部能力的要求正好相反:外包削减内部能力,开放创新提高内部能力。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越开放越好。若企业拆掉自己的实验室、只做外部技术的集成商,短期内成本下降,中长期会失去判断力——看不懂外部科学的好坏,也就无法选择。所谓"开放悖论"正在于此:越想借用外部智慧,越需要自己有智慧。
第三个误解是忽视激励。工程师愿意把成果发到外部平台,需要有相应的评价与奖励安排;若内部考核只认"自主研制",向外输出就会被视为流失资产而不是创造收益。
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大致有三条路径。一是引进消化吸收,通过合资、许可与设备采购获取技术,再在应用中改进,这条路径在制造业中最为普遍。二是平台化的开放创新,一些大型企业把供应链、创投与内部创业结合起来,建立面向外部团队的技术需求发布与孵化机制。三是参与开源与标准组织,通过贡献代码与提案进入全球技术网络。
三条路径的共同难点不在"愿不愿开放",而在"能不能吸收"。有研究反复指出,外部知识的价值取决于内部接收方的知识存量与工程能力;缺乏这一条件,开放只会带来更多的技术选项,而不会带来更多的技术能力。
争议
批评者指出,开放式创新的证据多来自成功案例的回溯,存在明显的选择偏差——被引用的都是开放之后受益的企业,而开放之后失去技术优势的企业很少被讨论。也有研究提醒,知识产权制度较弱的环境中,过度开放可能使企业难以收回投入,反而抑制创新意愿。这些保留意见并不否定概念的价值,但提示它不是一个普适处方,而是有条件的策略选择。
另一类批评针对"开放"的边界本身。切萨布鲁夫讨论的主要是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而在平台经济中,边界问题变得更复杂:平台把大量外部开发者纳入自己的技术体系,开发者获得了工具与市场,平台获得了生态与数据。这种关系既不是市场交易,也不是企业内部组织,用"开放"与"封闭"二分来描述已不够用。近年研究因此转向"开放度"的连续谱,讨论在哪些环节应当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由谁掌握接口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