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张元济
出生	1867年10月25日; 清广东省广州府
逝世	1959年8月14日（91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国籍	中国
籍贯	浙江海盐
身份	出版家、教育家、文献学家
主要贡献	主持商务印书馆，推动近代出版业与文化教育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文献学家，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与长期掌门人。他自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起，直至1959年辞世，主持馆务长达半个多世纪，以其卓越的文化远见和出版理念，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印刷作坊打造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出版机构。张元济毕生以"文化救国"为理想，以出版事业推动教育普及、学术发展与思想启蒙，对中国近代文化建设的贡献至为深邃，被学界公认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之父"和"文化界的时代巨擘"。

生平

家世渊源与早年教育（1867—1892）

张元济出生于广东广州的一个官宦世家。张氏家族源远流长，先祖可远溯至唐代著名政治家、诗人张九龄，后代迁居浙江海盐，世为书香门第。祖父张应昌为嘉庆年间举人，博学多识，以诗文名世，编纂有《国朝诗铎》《春秋属辞辨例编》等著作，在江南文坛颇负盛名。父亲张森玉历任广东多县知县，为官清廉自守，在任内兴修水利、整顿治安，深得当地民众爱戴，去世后百姓为他修建了"遗爱祠"。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对张元济的教育极为重视，常以"读书明理、立身处世"的道理相勉励。

张元济幼年随父宦游粤东各地，六七岁时开蒙读书。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老师讲授的经史典籍往往一读即能复述大义。十一岁时，他已经通读了《四书》《五经》的绝大部分内容，并能写出文理通顺的八股文章。课余时间他喜欢翻阅父亲任上积存的典籍和地方志书，对历史和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家中藏书丰富，他在十三四岁时便读完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籍，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

1884年，年仅十七岁的张元济参加县试，以优异成绩考中秀才，名列全县前列。1889年，他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中试成为举人。1892年，二十五岁的张元济赴北京参加壬辰科会试，中式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同榜进士中有蔡元培（中二甲第三十四名）、沈曾植、屠寄、叶昌炽等后来各成大家的杰出人物。张元济随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后考核名列优等，授职翰林院编修。在京期间，他利用翰林院丰富的藏书资源潜心研读经史，暇时也开始接触一些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的西方译著，对"西学"产生了最初的兴趣。当时的翰林院聚集了一批思想开明的青年士子，张元济与同僚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探索救国之道。

维新变法运动中的积极参与（1894—1898）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水陆两路均遭惨败，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并赔款两亿两白银。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上下，无不震骇"。张元济在京亲历了战争的始末，内心受到的冲击难以言表。他反复思考中国惨败于向来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的原因，又联想到十年前的1884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认定根本问题在于教育落后、制度陈腐，而非器物层面的不足。从此他大量阅读西学书籍，从《格致汇编》《谈天》《地学浅释》到《万国公法》《佐治刍言》，知识结构发生了质的转变。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揭开维新运动的序幕。同年秋康有为组织强学会，设会址于北京宣武门外，集会演讲，议论时政。张元济积极参与其中，与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他多次参加强学会集会和阅览活动，与康有为就变法方案进行交流。张元济对康有为的改制思想有所认同，但对其过于激进的作风也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变法应当从教育入手循序推进，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素质，而非一蹴而就地颠覆既有政治体制。这种稳健务实的改良思想，贯穿了他此后数十年的文化实践。

1896年，张元济与陈昭常、张荫棠、沈曾植等人在北京宣武门内象来街创办通艺学堂。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由私人创办的西式学堂之一。学堂定名"通艺"，取《周礼》中"通五经、贯六艺"之意而赋予新解，教学上则以西方近代科学和新式学问为主体，兼习中国经史之学。学堂开设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国际公法、万国史等课程。张元济亲自担任英文和算学教员，每天课后批改作业到深夜。他还延聘英国浸礼会传教士秀耀春（F. Huberty James）担任西学教习，又请了通晓英文的中国人担任助教。学堂的办学经费大部分由张元济和几位发起人自筹，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变卖自己的藏书来维持学堂运转。通艺学堂规模虽不大，但在京城知识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陆续有一些官员和士绅的子弟前来就读。鉴于办学成绩，总理衙门曾授予通艺学堂"广育英才"的匾额以示嘉奖。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张元济在翰林院中属于少壮开明派，对变法持积极支持态度。他通过翰林院向光绪帝数次上书，提出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内容包括：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以通经致用；在各省广设新式学堂，教授中西实学；设立译书局专门翻译西书，以广开民智；设立报馆，允许民间开报以通上下之情。这些建议条分缕析，切中时弊。光绪帝阅读后深以为然，特别下旨召张元济陛见。据张元济后来回忆，光绪帝在召对时态度和蔼，详细询问了教育改革的各项细节。张元济从容应对，从课程设置到师资培养到教材编纂，都有细致入微的设想。光绪帝连连颔首，表示将逐步采纳这些建议。

然而政局的急转直下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重新临朝训政。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海外，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张元济因为参与变法活动，也受到牵连。他在政变后不久即被清廷下旨"革职永不叙用"。对于年仅三十一岁、正处在仕途上升期的翰林院编修来说，这个打击的沉重难以言喻。但是张元济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对前来安慰他的朋友说："人生的道路不止一条，朝廷的门关了，还有别的门可以打开。"他在北京短暂停留后，收拾行装南下上海，开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道路。

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1899—1901）

1899年底，张元济离开政治漩涡中心的北京，应盛宣怀之邀南下上海，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任。南洋公学是盛宣怀1896年奏请设立的南北洋两所新式学堂之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分年级、分班级教学制度的学校之一，设有师范院、外院（小学）、中院（中学）和上院（大学）。译书院的设立初衷是为学堂提供西学教材，同时面向社会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

张元济到任后全面规划译书工作，制定了详尽的翻译出版纲目，将重点集中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哲学、自然科学六大领域。他广泛联系当时国内精通西学的翻译人才，与严复、林纾、伍光建、杨廷栋、张相文等人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译书院期间最卓著的成就，是支持并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译著是中国近代翻译的第一部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经典巨著。严复翻译此书耗时三年，张元济在过程中与之频繁通信，就译名选择、文体风格、注释内容等反复切磋。《原富》出版后广受学界重视，吴汝纶、梁启超等都撰文评介，影响深远。

译书院还出版了《社会通诠》（甄克思著）、《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著《论自由》）、《名学浅说》（耶方斯著）、《法国革命战史》等大量有影响力的译著。据不完全统计，译书院在张元济主持的三年间，共出版各种西学译著五十余种，累计印行逾十万册，影响遍及全国。这段经历使张元济深刻认识到出版在知识传播中的巨大能量——一本书的读者可能超过十所学校的学生总和。这种认识最终促使他毅然投身出版事业。

加入商务印书馆（1902）

1902年初，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亲赴南洋公学拜访张元济，诚恳邀请他加入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最初只是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弄堂里的一个小印刷作坊，以印刷商业簿册、账本、广告招贴为主要业务。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02年已小有规模，但夏瑞芳清楚地认识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出版机构，必须有一位学养深湛、目光远大、在知识界有声望的人来主持编辑事务。他几次三番登门拜访，盛情邀请张元济加盟。

张元济最初颇为犹豫。作为一个进士出身的翰苑名士，加入一个私营印刷企业，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多少有些"屈就"的意味。但经过反复权衡，他想到的是比社会体面更宏大的东西——通过出版书籍来传播知识、开启民智，这个事业的意义不亚于办学教书，而影响力甚至更为广泛久远。经过与夏瑞芳多次深谈，两人在办馆理念上高度契合：夏瑞芳表示"愿将编辑全权委托给先生"，张元济则承诺"当以经营文化事业为毕生之志业"。1902年底，张元济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这个决定改变了商务印书馆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走向。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全盛时期（1902—1926）

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后的首要工作是全面改组编译所。原来的编译所只有几个编辑，基本没有系统的编辑出版规划。张元济公开招募学有专长的人才，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为号召，广延海内英才。他先后聘用了高梦旦（主持国文部）、杜亚泉（主持理化部）、蒋维乔（主持小学教科书编辑）、邝富灼（主持英文部）、陆尔奎（主持辞典部）、孙毓修（主持涵芬楼）等一大批饱学之士。编译所下设立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史地、辞典、杂志等多个专业部，实行专业分工、协作配合的制度，大大提高了编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这套编译所制度后来成为全国出版界普遍效仿的模式。

在出版方向上，张元济精准把握了时代的需要。他确定了以教科书为核心的战略，抓住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机遇，第一时间组织力量编写适应新式学堂需要的教科书。1903年，《最新教科书》国文第一册出版试销，大受欢迎。到1904年，全套教科书出齐，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套体系完整、内容创新的中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覆盖了从初小到中学的全部课程，国文、修身、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理化）、农业、商业、英文等科目齐备，每科都有教科书、教授法书、习问和挂图相配套。在内容上，《最新教科书》的一大亮点是用浅近的文言文编写，循序渐进，图文并茂，且大量融入了民主、科学、爱国等近代思想元素。出版后迅即风靡全国，至清朝覆亡的七年间累计发行量达数百万册。据统计，清末最后几年全国新式学堂所用的教科书，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商务印书馆。

在期刊出版方面，张元济同样展现了高远的眼光。1904年他创办《东方杂志》，这是中国近代历时最久（1904—1948年）、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之一。《东方杂志》初为月刊，每期约二百页，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既有国内大事的深度报道，也有国际形势的分析评论，还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潮。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等先后担任主编，鲁迅、胡适、陈独秀、梁启超等均有文章在上面发表。此后他又相继创办了《教育杂志》（1909年）、《小说月报》（1910年）、《妇女杂志》（1915年）、《学生杂志》（1914年）、《儿童世界》（1922年）等多种期刊，构建起中国近代最完整的期刊矩阵。《小说月报》在沈雁冰（茅盾）和郑振铎先后主持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经典作品以及大量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创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学术出版和古籍整理方面，张元济倾注了更多心血。他主持编纂的《辞源》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由陆尔奎、方毅等主编，1915年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再版数十次，开启了国人编纂现代汉语辞书的先河。《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也陆续出版，形成了商务印书馆的工具书出版传统。《四部丛刊》初编（1919—1922年）收录经史子集四部重要典籍三百二十三种，全部采用宋元明善本或精校精刻本影印，每书前有张元济亲撰提要。《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程同时启动，他倾注二十余年心血，搜求宋元古本，以众本互校的方法完成这部空前规模的史学巨著。这些大型出版工程，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学术出版界的崇高地位。

在发行网络建设上，张元济也展现了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各省会和大城市设立了四十多家分馆，在一些重要县镇设有经销处。在海外，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也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一张覆盖广泛的发行网。商务印书馆在国内最早建立了图书邮购业务，读者可以通过邮寄方式直接向上海总馆购书，极大地方便了边远地区的读者。商务印书馆还自建了规模宏大的印刷厂，从德国、美国进口最新式印刷机，铅印、石印、珂罗版印刷、照相铜锌版制版等技术一应俱全，使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能力在亚洲首屈一指。

1914年，夏瑞芳在上海街头被暗杀身亡。张元济悲痛万分，但也由此独力承担起商务印书馆的全部经营重任。夏瑞芳之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有人担心商务印书馆会因此衰落。但张元济稳住了局面——他以自己数十年积累的出版经验、人脉资源和人格魅力，不仅保持了商务印书馆的稳定发展，而且推动其进入了更大的繁荣期。到192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已经拥有员工超过三千人，年出书量超过千种，占全国出版总量近半数，真正成为了亚洲第一大出版机构。

退居二线与灾难岁月（1926—1949）

1926年，年近六旬的张元济主动退居二线，辞去总经理职务，由王云五接任，自己改任董事长。退居二线之后，他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两项工作中：一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最后校勘，二是涵芬楼所藏善本的整理研究。他每天凌晨即起，在书房中伏案工作数小时。这个时期的他虽然不再直接管理商务印书馆的日常事务，但重大决策仍需经过他的首肯。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上海闸北地区。商务印书馆总厂所在的宝山路处于密集轰炸区内，遭到毁灭性打击。总厂厂房全部被炸毁，大量机器设备和纸型化为灰烬。更令人痛心的是东方图书馆——这座张元济倾尽三十年心血打造的、藏书五十二万余册的亚洲最大私立图书馆，在日军纵火中化为一片焦土。数以万计的宋元珍本、稿本抄本、地方志和中外珍贵文献，几分钟之内即化为灰烬。很多孤本秘笈就此永远消失于人间。

消息传来，时年已六十五岁的张元济老泪纵横。他后来说："数十年辛勤，付诸一炬。"据说他当天整夜未眠，坐在书房里一言不发。但在极度的悲痛之后，他以一个文化守护者的坚强意志，迅速发出了一个震动全国的声明："商务印书馆被毁，商务印书馆不日即将恢复营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事已至此，徒悲无益。商务印书馆可以毁于炮火，但商务人的精神是炸不毁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拖着年迈的身体四处奔走，筹措重建资金，租借临时厂房，订购新式机器。在他的感召下，商务印书馆全体员工同仇敌忾，在废墟上慢慢恢复了生产。到1933年，商务印书馆部分恢复出书能力。劫后重生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新书，就是张元济亲自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最后几种。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文化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至陪都重庆。张元济坚持留在上海租界，时年已七十余岁。在"孤岛"时期的险恶环境中，他深居简出，但民族气节丝毫不坠。日伪势力多次派人拉拢他，许以高官厚禄，企图控制商务印书馆为其侵略宣传服务。张元济每次都坚辞拒绝，甚至有几次称病不见。为了明志，他在卧室中悬起一幅《苏武牧羊图》，表示自己绝不屈服于侵略者。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古籍整理工作，同时写下了许多怀念故国河山的诗词，其中《壬午除夕》一诗中有"神州尚有未归人"之句，沉郁苍凉，令人动容。

抗战胜利后，张元济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但精神仍然健旺。他密切关注着商务印书馆的重建工作，提出了"重振商务，出版好书"的号召。1948年中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恶性通货膨胀使商务印书馆受到很大冲击，但张元济竭尽全力维持局面，支撑到全国解放。

人生最后十年（1949—1959）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实行公私合营，张元济公开表示支持。他先后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受聘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关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出席相关会议，发表看法，撰写文史资料。

1959年春，张元济因病入住华东医院。在病危之际，他最惦记的还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据当时探视的人回忆，有一次他刚苏醒过来，就用微弱的声音问家人："最近的几本新书……印出来了吗？"家人含泪点头。几天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送来刚出版的《辞海》校样请他最后过目。他坚持在病床上戴上老花镜，用颤抖的手逐页翻看。这是他一生中审阅的最后一份书稿。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上海市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领导送来了花圈。根据他的遗嘱，其私人藏书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事业历程

编译所制度——中国现代出版企业的组织基础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建立的编译所制度，堪称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传统的刻书业中，编辑与印刷往往合为一体，缺乏专业化的分工。张元济参照日本出版机构（如丸善书店、三省堂等）的经验，结合商务印书馆的实际情况，将编译所建设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分工精细、运作高效的编辑出版组织。编译所内部设立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史地、法制经济、辞典、杂志等多个专业部门，各部门既独立运作又相互配合。部门主任多由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编辑人员则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深耕细作。这套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书坊"万金油"式的工作方式，大大提升了图书编辑的专业水准和出版质量。编译所制度后来被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各大出版机构广泛借鉴，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标准组织模式之一。

教科书系统工程

张元济对教科书的重视，在他整个出版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他主持编纂的教科书经历了从《最新教科书》（1904年）到《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再到《新学制教科书》（1923年）、《复兴教科书》（1933年）的多次重大修订。每一套新教科书的推出，都严格对应了学制的改革和教学理念的更新。《最新教科书》对应清末癸卯学制的实施，《共和国教科书》对应辛亥革命后民国教育宗旨的确立，《新学制教科书》对应1922年新学制的改革。这种教科书与学制同步更新的策略，使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始终保持着教育部的审定资格和市场的领先地位。

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

涵芬楼的建立是张元济为中国文化事业留下的另一项不朽功业。商务印书馆的文库始建于1903年，张元济亲自为文库题写"涵芬楼"匾额，意为其书"涵泳芬芳"，取读书人涵养于书香之中的意思。从建楼之初张元济就定下一个方针："广事搜罗，凡中外有用之书，无不购置。"他不仅从书市收购，还委托各地分馆代为搜求。特别是每当社会动荡、旧家藏书散出之时，张元济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尽最大努力为自己的文库收罗珍贵典籍。辛亥革命后一批满洲贵族和王公大臣的藏书散落民间，张元济专程赴北京收购了大批珍本；1920年代海源阁藏书流散时，他也抢购到了不少宋元善本。到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的1920年代后期，藏书总量已达五十二万余册，其中包括宋本一百二十九种、元本一百七十九种、明本一千四百余种、地方志两千六百余种，及大量手稿、抄本、拓片和近代报刊。东方图书馆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文献支撑，还面向全社会开放，学者可以免费入馆阅览。每天到馆读者少则数十人，多时上百人，成为当时上海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构之一。1932年东方图书馆被毁后，张元济将其余存的部分书籍辑为《涵芬楼烬余书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恒的伤痛印记。

主要贡献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创始

在张元济之前，中国的新式学堂使用的教材五花八门，有的是教会学校翻译的外国课本，有的是民间学者零散编纂的读物，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张元济敏锐地看到建立全国统一教科书体系的战略意义，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完成了这项工程。他所建立的教科书编纂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循序渐进、图文并茂、融入现代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是教科书编写的基本原则。这套教科书直接影响了从清末到民国数十年的国民教育，培养了中国近代最早几批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知识分子。

古籍保护与学术出版

张元济在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方面的成就，堪称近代中国无出其右者。《四部丛刊》以影印方式再现了大量珍稀古籍，使学者可以不出门槛就能看到宋元旧本的真实面貌。《百衲本二十四史》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校勘方法，以众本互校、择优而从的原则，成为二十四史最权威的版本之一，至今仍为历史学者广泛使用。张元济本人在校勘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所撰《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都是古籍版本目录学的重要著作。他还亲自主持影印了《正统道藏》《国学基本丛书》等大型丛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西文化桥梁的建设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系统组织翻译引进了西方各个学科的代表性著作，搭建了中国了解世界的知识桥梁。严复翻译的西方八大名著——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孟德斯鸠《法意》、甄克思《社会通诠》、耶方斯《名学浅说》——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林纾以古文翻译的百余种欧美小说——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雾中人》等——也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读者的文学视野。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哲学丛书》《经济丛书》《政法丛书》《自然科学丛书》等大量丛书，将西方各个知识领域的前沿成果系统性地介绍到中国。这种大规模、系统性的西学引介，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推手。

现代印刷技术的引介

张元济非常重视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他先后从德国、美国、日本引进了数十台最新式的印刷机、制版机和装订设备，使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能力始终居于亚洲前列。商务印书馆首创了中国的珂罗版彩色印刷，最早使用了照相铜锌版制版技术，还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这些技术上的投入，使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在印刷质量上远超同行，也使中国印刷业在短短三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技术进化。

行业影响

张元济对中国出版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结构性的。他所建立的出版企业组织模式、教科书编纂体系、学术出版传统、人才培养机制等，构成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基本范式。在他之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正中书局等各大出版机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商务印书馆的经验和模式。他确立的"出版为文化"的核心理念，至今仍是中国出版界的核心价值观。

张元济还培养了一大批出版人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既是出版中心，也是出版界的"黄埔军校"。从这里走出的编辑、出版人，很多后来成为各大出版机构的骨干和领导人。高梦旦、杜亚泉、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周予同、郑贞文、胡愈之、叶圣陶、徐调孚、顾均正等，都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张元济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使出版业在中国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地位。在传统社会中，刻书业只是一个边缘性的手工行业。张元济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实践，将出版提升到了"文化事业"的高度，使出版家与教育家、学者一样，成为知识界的重要力量。这种观念的转变，对于提高整个出版行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尊严，具有深远的意义。

历史评价

同时代人对张元济的评价极高。胡适在1920年代说："商务印书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业，而张元济先生实为此大事业的主要建造者。"蔡元培在1937年的文章中说："张菊生先生以出版事业贡献于吾国文化者，其功绩不在任何教育家之下。"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专门致信张元济，称"以出版事业为中国造一新生命，此诚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元济的地位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尊重。陈云多次在讲话中提到"商务印书馆有功于人民"、张元济"有功于文化"。

当代学术界对张元济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每年都有大量关于张元济的论文发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元济全集》二十卷，全面收录了他的著作、书信、日记等资料。研究者普遍认为，张元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化建设大师。他以其深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和坚韧的意志，在中国近代文化的转折点上，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

轶事典故

买书的故事

张元济在北京时，有一天在琉璃厂书铺看到一部明刻本《山海经》，索价五十两银子。他当即掏出身上所有的银子，还差五两，便脱下身上一件值钱的狐裘，对店主说："且以裘为质，明日送银来赎。"店主知道他是一位爱书如命的翰林，便笑道："先生且将书和裘都带走，明日送银来便是。"后来这件狐裘被赎了回来，但《山海经》的故事却在琉璃厂传为佳话。

"不近情理"的认真

张元济对工作认真到了苛刻的程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他几乎每本都要亲自过目。有一次，一本已经排好版的英文教科书送到他桌上审阅，他只翻了几页，就在一处不起眼的插图中发现中文字体印倒了。他立即要求全部重新排版，因此多花费了两千多元。有人建议不必为一幅小图返工，张元济严肃地说："这是教科书，学生照着学，一字一句都不能错，一张图也不能马虎。"

精神不死

1932年东方图书馆被毁后，张元济写下了《东方图书馆被毁感言》，发表在报纸上，深刻表达了他的悲痛和决心。他在文中写道："毁我的家，可以；毁我的房，可以；毁我的图书馆，毁灭之中尚有我不能毁灭的东西存在。"这种"毁而不灭"的精神，感动了无数读者。在废墟上重建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许多本来已经离职的老员工自发回来，不计报酬地投入工作，正是被张元济的精神所感召。

与鲁迅的一次"误会"

鲁迅与商务印书馆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他的小说、杂文集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说有一次鲁迅的稿件遗失了，鲁迅怀疑是商务印书馆的责任，在信中对张元济颇有微词。张元济得知后，亲自彻查此事，发现是邮局传送中的失误，并非商务印书馆的责任。他给鲁迅写了诚恳的说明信，又指示编辑部以后对鲁迅的稿子加倍注意。鲁迅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的办事，还是认真的。"

人物关系

张元济与夏瑞芳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成功的创业搭档之一。夏瑞芳是印刷技术精湛的实业家，张元济是学识渊博的文化人。两人性格互补、互相信任、各展所长。夏瑞芳对张元济的编辑决策从不干涉，张元济也尊重夏瑞芳在印刷发行方面的意见。这种文人与企业家之间理想化的合作关系，成就了商务印书馆的黄金时代。

张元济与蔡元培的交谊持续了一辈子。两人同为科举出身，又都在近代文化教育的前沿探索。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是蔡元培教育理念的最重要实践平台——新式教科书的编纂推广、学术著作的出版传播，都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支持。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商务印书馆都是其学术出版的优先选择。

张元济与王云五的关系颇具复杂性。王云五由张元济一手培养提拔，从英文编辑一步步做到编译所所长，再做到总经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引入科学管理法，推行"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万有文库"计划，成绩斐然。但两人在经营理念上也有分歧：王云五偏向更加商业化的运营，张元济则强调文化品质第一。尽管如此，张元济始终对王云五的才干抱以欣赏和尊重。

张元济与高梦旦的情谊深挚。高梦旦比张元济小三岁，自1903年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与张元济并肩战斗三十余年。高梦旦主持编纂了《最新国文教科书》和《辞源》，对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中小学教材体系和辞书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元济对高梦旦的评价极高，称其为"商务之魂"。高梦旦去世后张元济撰写悼文，悲痛不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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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叶宋曼瑛著、张人凤译：《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商务印书馆（香港），1992年。
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
张人凤：《张元济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季压西：《张元济与中国近代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柳和城等：《张元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