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
张汤(?—前115年),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汉武帝朝酷吏,官至廷尉、御史大夫。少时以“劾鼠”显其天性,及长“舞文巧诋”,主持淮南、衡山、江都诸大狱,牵连数万人;又佐武帝行盐铁官营、造白鹿皮币,为一代财政改革的重要推手。后为三长史构陷,自杀,家产不过五百金。其子张安世一支,为西汉中后期显族。
家世与“劾鼠”
张汤出身官宦之家,父为长安丞。其家世不甚显赫,但属典型的“文法吏”家庭。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即记一桩趣事:张汤幼时,其父外出,留汤守舍。鼠盗肉,父还,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具狱磔堂下”,都是汉代司法程序的专业术语。一个孩童能把整套流程模仿得毫厘不差,说明他自幼浸淫于此。这一细节,比任何评价都更能说明张汤的“天性”。
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吏。其时周阳侯田胜(田蚡之弟)因罪系狱,张汤“倾身为之”,后田胜出狱封侯,与汤“交私”。田胜之兄田蚡为丞相,遂“征汤为史”,荐补侍御史。这是张汤进入中枢的起点。
从廷尉到御史大夫
张汤的迁转,与武帝一朝的政治节奏完全同步。
元光年间,他任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即官吏知罪不举、故纵罪犯者连坐。此法的用意,是把“执法”的责任压到每一个官吏头上,使“吏”不敢懈怠。
元朔年间,张汤为廷尉。其时武帝“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事”,必“奏上意”。这是汉代司法“以经义决狱”的典型操作:形式上引经据典,实质上揣摩上意。
元狩年间,张汤迁御史大夫。此时正值武帝大规模用兵匈奴、经营西南,国库空虚,张汤“承上指”,与桑弘羊等推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又“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这些政策,使他成为武帝财政改革的核心人物,也使他在商人与诸侯中树敌无数。
《史记》记其“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可见其在武帝心中的分量。
“舞文巧诋”与三大狱
张汤的“酷”,不在刑具,而在“文” ——他擅长在法律的字缝里做文章,把无罪说成有罪,把轻罪说成重罪。
《史记》称其“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即:皇帝想办的人,就派严苛的属吏去审;皇帝想放的人,就派宽平的属吏去办。这是典型的“以法徇意”。
他主持的大狱,最著者为三案:
其一,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元狩元年)。此案牵连数万人,淮南王自杀,其党与“坐死者数万人”。张汤在审案中“深穷其狱”,把许多边缘人物一并网罗。
其二,衡山王刘赐谋反案。衡山王亦自杀,王后徐来、太子刘爽皆弃市。
其三,江都王刘建案。刘建与淮南王通谋,事觉自杀,其党与多死。
三案之外,还有著名的“严助案”与“伍被案”。严助为武帝近臣,因与淮南王交好,张汤“争之,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不诛,后不可治”,严助遂弃市。伍被本为淮南王谋士,曾劝谏淮南王,武帝“欲勿诛”,张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计,罪无赦。”伍被亦死。
这两案最能见张汤的风格:他要的不是“个案正义”,而是“政治效果”——以严刑确立边界,使“腹心之臣”不敢外交诸侯,使“谋士”不敢为主画策。
财政改革中的角色
张汤之为人所熟知者,多在其“酷”,而他在财政改革中的作用,常被忽略。
元狩四年,武帝因对匈奴用兵,府库空虚,乃“造白鹿皮币”“白金三品”。白鹿皮币以宫苑白鹿之皮为原料,一方尺值四十万,强令诸侯王用于朝觐聘享;白金三品则以银锡合金铸造,面值远高于实际价值。这两项措施,实质是向诸侯与富商征收“隐形税”。
张汤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他又“请笼天下盐铁”,由官府垄断生产与销售;行“算缗”“告缗”,向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并鼓励告发隐匿资产者,告发者可得其半。
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极大地充实了国库,支撑了武帝的对外战争;长期则造成商业萎缩、中小商人破产、社会矛盾加剧。昭帝时盐铁会议上的争论,其矛头所指,正是张汤、桑弘羊一系的政策。
元鼎年间,张汤又“请造五铢钱”,统一币制。五铢钱行用七百余年,至唐武德四年始废,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货币之一。这一功绩,往往被其“酷吏”形象所掩。
构陷与自杀
张汤的败亡,起于两件小事。
其一,李文之死。御史中丞李文与张汤有隙,“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李文下狱死。事连鲁谒居,谒居病死,其弟怨张汤“不厚”,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武帝“以汤为诈”,然“未发”。
其二,田信之案。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约“俱谢”,汤至御前却“不谢”,欲以此归罪丞相。丞相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皆“故九卿”,“素怨汤”,遂合谋:使人告“汤且欲为请奏,事泄,汤阴知此,乃与信(商人田信)共为奸利”。
三长史又“捕案汤左右”,逼取口供。武帝“使使按验”,张汤“辞不服”。于是武帝遣赵禹“责汤”,赵禹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
张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其兄弟欲厚葬,其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遂“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武帝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诛三长史,丞相庄青翟自杀。
史学形象与评价
张汤是中国史学史上“酷吏”形象的原型之一。
《史记·酷吏列传》把他与郅都、宁成、赵禹、义纵、王温舒等并列,其叙述有明显的批判倾向。司马迁在传末说:“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这一“廉”“污”并提的写法,说明太史公并不一概否定酷吏。
班固《汉书·酷吏传》沿袭《史记》而有所调整,其赞语称张汤“以知自防,而终不免”,又记“汤死,而民不思”。 “民不思”三字,是汉代史家对酷吏最重的判决:一个官员死后百姓无动于衷,说明他的“能”与百姓的福祉无关。
后世论者,对张汤的评价大体两分。一派以“酷”斥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详载其“舞文巧诋”之事,以为“汉之酷吏,汤为最”;一派以“能”许之,如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张汤“以文法佐武帝之富强”,其功不可没。
平心而论,张汤的复杂性正在于“能”与“酷”的一体:他确为汉廷解决了财政危机,也确实制造了大量冤狱。以“忠”论之,他对武帝可谓尽心;以“仁”论之,他对天下可谓寡恩。这种两难,正是专制体制下“能吏”的宿命。
子孙与家族的转折
张汤一生酷烈,其子孙却以“谨厚”著称,这是西汉政治史上一个有趣的对照。
其子张安世,少以父任为郎,后为尚书令,“明习故事”,昭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与霍光共辅政。霍光死后,张安世“谦退不伐”,宣帝“甚重之”。其家“世名忠孝”,封富平侯,传国至东汉。
张安世的处世,与其父截然相反。《汉书》记其“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不与外廷交通。有人荐其子为官,他“固辞不受”。这种“避权”的姿态,使张氏一门在西汉中后期的政治风浪中始终不倒。
张汤的曾孙张临,尚敬武公主;张放为成帝幸臣,一门贵盛。至东汉,张氏仍为关中著姓。
从张汤到张安世,祖孙两代的转向,实为西汉官僚家族“生存策略”的一个样本:以酷烈立功,以谨厚守成。前者开其路,后者保其家。这一模式,在汉代屡见不鲜,而张氏是最典型的例证。
参考资料
-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张汤本传) - 二十四史全译
-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附张安世) - 二十四史全译
-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白鹿皮币、盐铁官营) - 二十四史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