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 张謇 | |
|---|---|
| 晚清状元，近代实业先驱，大生纱厂创办人 | |
| 出生/逝世 | 1853年7月1日 — 1926年8月24日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江苏海门（今南通市海门区） |
| 身份 | 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 |
| 主要成就 | 创办大生纱厂、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 |
生平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省海门直隶厅人（今南通市海门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状元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创者之一。张謇的一生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人生轨迹从科举仕途转向实业救国，堪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典范人物。他所开创的"南通模式"——以实业为基础、以教育为支撑、以社会建设为目标的综合性区域现代化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仍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推崇与研究。
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上世代务农。他的父亲张彭年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虽然家境并不富裕，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在张謇四岁时，张彭年即开始亲自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教他识字、背诵。五岁时，张謇被送入私塾读书，先后师从邱畏之、宋蓬山、张燮堂等多位塾师。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塾中表现优异，深得师长器重。在私塾期间，张謇系统学习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也熟读《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典籍，为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謇十六岁时考中秀才，这件事在常乐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乡邻们纷纷前来祝贺。然而，此后的科举之路却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从考中秀才到考中举人，他前后参加了十次考试，历经整整十九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张謇的生活颇为艰难。他一面苦读应考，一面对外担任塾师和幕僚以维持生计。他曾先后入海门县署和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任职，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官场事务，增长了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光绪八年（1882年），他随吴长庆率军赴朝鲜，协助平定"壬午兵变"。他在朝鲜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外交和军事才干，为吴长庆出谋划策，处理涉外事务，深得吴长庆的赏识。也正是在这次朝鲜之行中，他与同行的袁世凯结识，两人共事数月，结下了友谊。
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终于在顺天府乡试中高中第二名举人。消息传来，他长出一口气，感慨十九年的寒窗苦读总算没有白费。此后，他又连续参加了五次会试，但都名落孙山。这时他已经年过四十，心中不免生出悲观失望之情。光绪二十年（1894年），恰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清廷特意开设甲午恩科。张謇抱着"此生最后一次应试"的决心再次赴京。这一次，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他在会试和殿试中均名列前茅，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张謇四十二岁登科，可谓大器晚成。消息传回海门，家乡沸腾，张氏宗族为之欢庆。
然而，中状元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就在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清军节节败退，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遭受重创，最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消息传来，全国为之震惊，张謇更是感到切肤之痛。他在日记中写道："国事如此，而犹以科名自矜乎！"他痛切地认识到，在列强环伺、国势危殆的形势下，空谈经义、沉迷科举已经毫无意义。真正的救国之道，在于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开启民智。
经过深思熟虑，张謇毅然做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决定——放弃仕途，回乡兴办实业。固然，状元出身从商在传统社会中是"斯文扫地"之举，等待他的将是各种冷嘲热讽。但张謇已经不在乎这些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謇虽状元，岂能为科举所误？人生在世，当为国家做实事，非为做官也。"他告别了北京的官场，踏上了返乡之路，也开启了实业救国的征程。
1895年回到南通后，张謇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著名理念。他希望以实业为父，奠定国家的经济基础；以教育为母，塑造民族的精神灵魂。实业与教育，二者如父如母，是立国兴邦的两大支柱。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张謇将全部的精力和毕生的财富投入到了创办实业和教育的事业中。
在张謇的带领下，南通在短短三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从苏北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发展成为拥有近代工业、完善教育体系、繁荣文化事业和先进市政设施的现代化城市。南通被国内外学者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城"，张謇本人也被尊称为"南通之父"。他创办的大生纱厂、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物。
然而，张謇的晚年是令人唏嘘的。二十世纪初的繁荣过后，二十年代的大生企业集团遭遇了严重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大生集团由于扩张过快、管理滞后、资金链紧张等原因，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1922年，大生各厂先后停产，张謇虽然多方奔走，甚至变卖自己的私产，但仍未能挽回颓势。1924年，大生各厂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这位曾经的实业大王，在晚年亲眼目睹了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走向衰落。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终年七十三岁。他去世时，家无余财，灵柩是弟子和友人合力资助才得以安葬的。然而，他的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百姓自发夹道送葬，其情其景，令人动容。
创业历程
张謇的实业创业之路始于1895年，但大生纱厂的实际创办过程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这五年，是张謇一生中最艰苦、最煎熬的岁月之一。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为应对《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在华设厂的严峻局势，奏请清廷在通州设立商务局，以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外资入侵。张之洞素知张謇有干才，便奏请派张謇主持通州商务局，负责创办纱厂事宜。张謇欣然接受，他立即着手进行选址、筹资、购机、建厂等各项工作。
选址的工作相对顺利。张謇经过实地考察，最终选定南通城西北十五里的唐闸镇作为厂址。唐闸地处通扬运河之滨，北接南通腹地的产棉区，南连长江航运，水陆交通便利，原料供给充足，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兴办纺织工业的理想地点。
但资金的筹集困难重重，几乎让张謇寸步难行。按照计划，创办规模为两万纱锭的纱厂，大约需要资本六十万两白银。张謇和张之洞商定采取"官商合办"模式：官方以张之洞早年从英国购置、搁置在上海的纺织机器作价二十五万两入股，另外二十五万两则招集商股。然而，招股的过程极为不顺利。当时上海和南通的商人、士绅们对机器工业还十分陌生，担心投资风险太大，纷纷持观望态度。张謇费尽口舌，磨破鞋底，也只募集到区区三四万两白银。
面对困境，张謇没有放弃。他决定改为"绅领商办"的模式，即官方机器归他个人领用，由他全权负责经营，盈亏自负。这一决定意味着张謇将承担全部的经营风险。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拿出了夫人的首饰，又四处向亲朋好友借贷，才勉强凑足了流动资金。即便如此，在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大生纱厂的账户上只剩下几两银子，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几经波折，终于正式开工生产。开工初期只有纱锭二万零四百枚，职工约六百人。工厂的厂房是简易砖木结构，设备也因资金不足而有些残缺不全。更为困难的是，纱厂投产后，产品销路迟迟打不开，库存积压严重，资金周转几乎停滞。张謇每天看着工厂亏损的数字，心急如焚。他在给哥哥张詧的信中写道："连日辗转，夜不能寐。一念及千余口指望着工厂吃饭，便觉身负千钧之重。"
为打开销路，张謇采取了"以纱换花"和"自纺自织"的经营策略。他鼓励南通一带的织布农户和布庄用棉花来换取大生的棉纱，再将织出的布匹通过大生的销售网络卖出去。这种模式巧妙地利用了南通本地手工纺织业的传统优势，形成了一个"棉花—棉纱—棉布"的完整产业链条。农户获得了稳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大生纱厂也解决了棉纱的销售问题，实现了双赢。
这一策略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大生纱厂的棉纱以其色泽白亮、质地均匀、强度高而赢得了市场的青睐，逐步打开了南通本地和周边地区的销路。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国内外市场对棉纱需求的持续增长，大生纱厂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纱厂的开工率从初期的不足百分之六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产品供不应求，利润逐年攀升。
成功激发了张謇更大的创业雄心。他开始以纺织业为核心，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拓展。1901年，他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在南通、海门沿海的大片荒滩上围海造田，开垦种植棉花。公司共开垦荒地十二万余亩，修筑了长达数十里的防海大堤，开挖了纵横交错的排灌沟渠，把一块块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张謇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公司负责提供棉种、技术指导和销售服务，农民则缴纳定额的棉花作为地租。这种"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既保证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又兼顾了农民的利益，成为近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雏形。
1903年，张謇创办了广生油厂，利用轧花后的棉籽榨油。1904年，他创办了大隆皂厂，将榨油后的棉籽渣加工成肥皂。同年，他还创办了大达内河小轮公司，购置小火轮，开辟了南通至上海、南京、镇江等地的内河航线。1905年，他创办了泽生水利公司，建设水闸、疏浚河道，改善了南通的水利条件。1906年，他创办了颐生酿造厂，利用当地农产品酿造酒类。1907年，他在启东县久隆镇创办了大生二厂。1910年，他创办了大生织物公司。1914年，他在海门常乐镇创办了大生三厂。
到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已经拥有纱锭十余万枚，工人一万二千余人，形成了从棉花种植、加工、纺纱、织布到榨油、制皂、航运、冶铁、酿造的大型企业集团。大生一厂、二厂、三厂构成了核心的纺织板块，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隆皂厂、大达轮船公司、资生冶铁厂等构成了配套产业板块，淮海银行、大同钱庄等构成了金融服务板块。整个集团内部形成了"产、供、销、运、金"一体化的经营格局，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中独树一帜。
张謇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不少创举。他较早地在中国企业中引入了股份制公司的组织形式，设立董事会，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他实行了总办负责制，聘请专业经理人各司其职，改变了过去家族式企业一人说了算的模式。他注重技术革新，不断引进先进的纺织设备，先后三次大规模更新机器，使大生纱厂的技术装备始终保持在行业前列。他重视人才培养，选拔优秀青年工人和技术人员到上海、日本等地学习先进技术。他还率先在企业中实施了职工福利制度，为工人提供宿舍、食堂、澡堂、诊所等生活设施，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经营成就
从经济效益来看，大生纱厂是近代中国最成功的纺织企业之一。1899年至1913年间，大生纱厂累计盈利白银六百余万两，平均年利润率超过百分之二十，远超同期其他民族工业企业。即使在经营最为困难的1900年前后，大生纱厂也保持了盈利，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业绩。大生纱厂的成功，为后来创办的一系列关联企业提供了启动资金，也为张謇的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经济支持。
从产业规模来看，大生企业集团在鼎盛时期拥有纱锭十六万余枚、布机一千二百余台、工人一万二千余人，年产棉纱十二万件、棉布三十万匹。这些数字在当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生一厂、二厂、三厂的纱锭总数，约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
从品牌影响力来看，大生纱厂生产的"魁星牌"棉纱是中国近代纺织业中最具知名度的民族品牌之一。"魁星牌"棉纱以其质量高、品种多、信誉好而畅销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地区，在市场上拥有很高的声誉。大生纱厂的布匹还出口到东南亚等地，为中国的民族工业赢得了国际声誉。
从区域带动的角度来看，张謇的实业活动对南通及苏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闸镇从一个人口不足千人的水乡小集镇，发展成为拥有数万人口的工业重镇。镇上建起了发电厂、自来水厂、邮政局、电报局、银行、学校、医院、公园、剧场等现代化设施。张謇还规划建设了南通新城，进行了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和建设。
从经营理念来看，张謇的实业经营具有鲜明的前瞻性。他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坚持以实业服务地方、造福社会。他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将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和技术改造。他注重企业的品牌建设，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这些经营理念，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也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
当然，张謇的实业成就中也包含着深刻的教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生企业集团因过度扩张、管理粗放、资金结构失衡等原因陷入困境。张謇在经营决策上过于依赖个人判断，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他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不够敏锐，企业扩张的节奏不够稳健。大生各厂之间的协调配合也不够顺畅，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情况。这些问题的暴露，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族工业发展道路上的曲折和艰辛。
社会贡献
张謇在社会贡献方面的成就，或许比他的实业成就更加受人尊敬。他一生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各类学校三百七十余所，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各个类型，堪称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他的教育事业，对促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普及国民教育、培养各类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謇在教育事业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创办通州师范学校。1902年，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张謇认为，"教育为万事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培养合格的教师是办好一切教育的前提。通州师范学校设有本科、简易科、讲习科等，学制三年至一年不等。学校开设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教育、音乐、体育等课程，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学校还附设了附属小学，为师生的教学实践提供了基地。
通州师范学校成功创办后，张謇的教育事业迅速扩展。1905年，他创办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这是江苏最早的女校之一，为妇女接受现代教育和从事教育工作打开了大门。1906年，他创办了通州五属中学（后改称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今南通中学），这是南通最早的普通中学。同年，他创办了农业学校，传授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1908年，他创办了女子手工传习所和蚕桑讲习所，推广妇女职业技能培训。1912年，他创办了纺织专门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高等纺织学府，为中国的纺织工业培养了大批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年，他还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培养西医人才。1914年，他创办了商业学校。1919年，他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由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担任学务主任，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型戏剧学校之一，对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2年，张謇将农业、纺织、医学三所专门学校合并，创办了南通大学（后改称南通学院），设有农科、纺织科、医科等专业，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民办大学之一。南通大学的创办，标志着张謇教育事业达到了顶峰。学校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任教，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謇对教育投入了巨大的财力。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用于教育的捐资达到数十万两白银。他不仅自己捐资办学，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支持教育事业。他在南通设立了教育基金会，制定了完善的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确保教育经费的持续投入。他还在南通推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文化事业方面，张謇同样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05年，他创办了南通博物苑，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博物苑占地面积约三十余亩，分为自然、历史、艺术三个主要部分，下设天文、气象、动物、植物、矿物、历史文物、美术作品等多个展区。苑内收藏了丰富的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历史文物和艺术作品，其中不乏珍品。博物苑还设有测候所（气象站），每天进行气象观测和记录，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气象服务。博物苑对公众免费开放，是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
张謇还创办了南通图书馆，藏书达数万册，向所有市民免费开放。他本人率先向图书馆捐赠了大批书籍，其中包括不少珍本和善本。他还在南通创建了通俗教育馆，举办各类科普讲座、展览和读书活动，推广社会教育。他修建了更俗剧场，邀请梅兰芳、欧阳予倩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来南通演出，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他创办了南通公园和东奥山庄等公共游览场所，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空间。
在慈善事业方面，张謇建立了近代中国最为完善的地方慈善体系。他创办的慈善机构包括：育婴堂（收养弃婴和孤儿，提供生活照料和教育）、养老院（赡养孤寡无依的老人）、贫民工场（为失业贫民提供劳动机会，以工代赈）、残疾院（收容和治疗残疾人）、济良所（救助失足妇女，帮助她们从良就业）、义仓（在灾荒时期向灾民发放救济粮）、粥厂（向流民和乞丐施粥）等。他还在南通设立了济平局，负责办理地方慈善事业的协调工作。
在医疗卫生方面，张謇创办了南通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等科室，配备了Ｘ光机、显微镜等当时较为先进的医疗设备。医院聘请了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医生坐诊，面向所有市民提供医疗服务。对贫困患者，医院实行减免费用的政策。南通医院的创办，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为苏北地区的现代医疗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张謇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南通的城市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将南通分为老城和新城两个区域。老城为传统商业和生活区，新城为工业和文化教育区。他规划修建了城市道路网络，铺设了排水管道，建立了垃圾清运系统，设立了公共厕所。他在南通推广了植树造林运动，城市绿化水平在当时全国城市中居于前列。
历史评价
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同。毛泽东于1950年与著名教育事业家黄炎培谈话时，提到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指出："中国的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这句话成为评价张謇历史地位的经典表述。毛泽东还曾将张謇列为"近代中国四个实业界不能忘记的人"之首。
胡适在1930年为张孝若所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作序时，对张謇做出了深入的评价。他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许多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胡适虽然指出了张謇的事业以"失败"收场，但强调的是他在失败中的"伟大"——他是开路先锋，是开拓者，他的事业具有跨越时代的深远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长期从事张謇研究，他认为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他指出，张謇在南通的实践活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系统性、最具开创性的区域现代化实践之一。他在实业、教育、文化、市政、慈善等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为中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指出，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理念包含了深刻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张謇认识到了教育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互补关系，认识到了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观念。
也有学者对张謇提出了批评。有论者指出，张謇的实业活动在经营层面上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大生企业集团的衰落，与企业内部的家族式管理、非理性的过度扩张、对市场判断的失误等因素有关。也有学者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条件下，单靠少数实业家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张謇所走的"实业救国"道路，注定是一条充满艰辛和曲折的道路。
但无论如何，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实业先驱、教育大家和社会改革家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一生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社会责任感、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脚踏实地的实干作风，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启示意义。他所开创的事业，深刻地改变了南通的面貌，也为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轶事典故
- 状元办厂的非凡抉择。** 张謇高中状元后弃官从商，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状元作为科举制度金字塔的顶端，金榜题名意味着飞黄腾达、光宗耀祖。而张謇在起点上转身离去，令很多人百思不解。有人嘲笑他"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偏要去当商人，有辱斯文"。张謇对此毫不在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世事变迁，已非圣贤书所能尽括。今之中国，犹如大病之人，亟需良药。实业、教育与救国药方也。"他用实际行动回应了所有的质疑，证明了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什么。
- 铁面无私人情淡漠。** 张謇的一位亲戚在大生纱厂担任重要职务，利用职权私自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张謇查实后，不顾家族长辈的说情和亲友的劝阻，毅然将这位亲戚送交官府依法查办。这位亲戚后来在狱中写信大骂张謇"不念亲情、无情无义"，张謇看到信后沉默良久，对身边的人说："我不是不念亲情，而是不能因为亲情坏了企业的规矩。今天放他一马，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效仿，到时候企业就完了。"这件事虽然让张謇在家族中得罪了不少人，但企业内部的歪风邪气也因此得到了遏制。
- 深夜苦读西学。** 张謇虽然以科举正途出身，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反思。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文化。为此，他常年坚持阅读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本，有如《万国公法》《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等。他书房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有一次，他为了弄懂书中的一个经济学概念，翻阅了大量资料，与幕僚讨论到凌晨才休息。他将自己的读书心得随时记录下来，作为兴办实业和教育事业的参考。
- 亲自试种棉花。** 为了提高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张謇从美国引进了优良棉种。为了让棉农接受新品种，他在垦区亲自划出一块试验田，亲自下地种植美国棉种，并逐日记录棉花的生长情况。秋后，美国棉种的产量和品质远高于本地棉种，棉农们信服了，纷纷改用新品种。张謇的这一做法，开中国近代科学引种之先河，对提高中国棉花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物关系
张謇与张之洞的关系非同寻常。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对张謇的事业给予了鼎力支持，从政策扶助到设备提供，从资金支持到人才推荐，可谓不遗余力。两人在推行洋务、兴办实业、革新教育等方面的理念非常一致，彼此敬重。张之洞曾盛赞张謇"才识过人，实为一代奇才"。张謇也曾感叹："微香帅（张之洞号香涛），謇亦不能成事也。"张之洞去世后，张謇撰写祭文，深情回顾了两人二十余年的交往与友谊。
张謇与袁世凯的交往经历了一个从亲密到决裂的曲折过程。1876年，两人同在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中任职，当时张謇二十三岁、袁世凯十七岁。张謇见袁世凯聪明机敏，便主动教他读书作文，两人以兄弟相称。在朝鲜期间，两人合作愉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袁世凯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后，逐渐变得骄横跋扈。张謇对袁世凯的一些做法很不以为然。民国建立后，袁世凯邀请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张謇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但袁世凯的独裁倾向和称帝野心日益暴露，张謇对他失望至极，最终辞去职务，并通电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至此，两人四十余年的交情宣告破裂。
张謇的兄长张詧是他在事业上最可靠的合作者。张詧字叔俨，比张謇年长三岁。张謇在外奔走创业，张詧留守南通负责日常经营和后勤保障。兄弟二人配合默契，共同打造了大生企业集团。张詧为人稳重踏实，办事细心周全，是大生企业不可或缺的"大管家"。张謇之子张孝若曾留学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习经济。回国后，他继承父业，担任南通大学校长，并从事政治活动，曾任民国政府参议员。
张謇与近代文化教育界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与梁启超同为立宪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两人经常通信讨论政治改革方案。他与蔡元培在教育理念上相互认同，互相支持。他与黄炎培在职业教育方面合作密切。他还与实业界同仁穆藕初、范旭东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交流办厂经验和管理心得。
参考文献
1. 章开沅．《张謇传》．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 2.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 3.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 4. 赵靖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经济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 虞和平．《张謇与近代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7. 周见．《近代中国实业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