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张释之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张释之(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文帝、景帝时期),字季,堵阳(今河南方城)人。西汉文帝、景帝时廷尉,以执法持平、不阿帝意著称。其“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一语,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最凝练的表述之一。

入仕与“十岁不得调”

张释之“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所谓“以訾”,即以家财入选——汉初“訾算”制度,家赀达到一定数额者可为郎官。这是一种“以财入仕”的通道,说明张释之出身于中产之家。

他做骑郎“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一度想“自免归”。袁盎知其贤,请“徙释之补谒者”。谒者掌宾赞受事,得以近侍皇帝,这是张释之政治生涯的转折。

一次“朝毕”,文帝“问释之秦之敝”,张释之“具以质言”,即据实陈述秦朝灭亡的原因。文帝称善,拜为谒者仆射。

这一细节值得注意:文帝所问的是“秦之敝”,而张释之“以质言”对。汉初君臣论秦之所以亡,多归之于“仁义不施”,而张释之的回答显然更具体——他讲的是制度的弊病,而非道德的说教。这与他后来“守法不阿”的风格,正相一致。

上林苑与“啬夫利口”

张释之任谒者仆射时,随文帝游上林苑。

文帝登虎圈,问上林尉“禽兽簿”所载之数,问了十余次,上林尉“左右视,不能对”。旁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

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

张释之“久之”,问文帝:“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文帝曰:“长者也。”又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曰“长者”。释之曰:

> 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而至于土崩。

他接着说:如果因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

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这一谏,表面是反对“以口才取人”,实质是反对“以文法苛察为能”的秦式吏治。张释之主张的,是“长者”式的、重实轻言的官僚风格。这与汉初“黄老无为”的政治风气相合。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张释之任廷尉时,发生了著名的“犯跸”案。

文帝出行,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惊了文帝的马。文帝命骑兵捕之,“属之廷尉”。

张释之奏“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

张释之曰:

>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文帝“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

其一,法的性质是“公共”的,天子与天下人共守,不得以个人喜怒加减。

其二,法的效力依赖“信”。“更重之”则“法不信于民”,法一旦失信,即等于无法。

其三,司法独立的意义。“廷尉,天下之平也”,若廷尉“一倾”,则天下“用法皆为轻重”,百姓“无所错手足”。

这三层,已相当接近现代法治观念的某些要素。当然,张释之并未主张“法高于君”——他说“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即承认皇帝在案发当时有专断之权。他所争取的,是“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的独立性。这是汉代法治思想的实际边界。

盗高庙玉环案

另一案更为严峻。

有人盗高祖庙座前的玉环,捕得。文帝怒,“欲致之族”——即灭族。张释之“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

文帝大怒:“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

张释之“免冠顿首谢”,曰:

>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取长陵一抔土”,即盗掘高祖陵墓。张释之的意思是:若盗玉环即灭族,那么盗陵又该如何加刑?法律的阶梯一旦被随意打破,就没有上限了。

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这一细节很重要:文帝不是被说服的,而是被“太后”劝服的。皇帝的情感与法律的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此显露无遗。

此案的判罚“弃市”,依汉律“盗宗庙服御物者”当弃市,是法定刑。张释之守的是“法”,而非“轻”。这一点常被误解——他不是“宽纵”,而是“依法”。

太子不下司马门

张释之与景帝之间,有一段旧怨。

文帝时,太子(后来的景帝)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司马门为宫门,按汉制,入司马门须下车步行,以示敬慎。

张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并“劾”其“不敬”。此事“闻于薄太后”,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

文帝“由此奇释之”,拜为中大夫。但太子“由此恨之”。

景帝即位后,张释之“恐,称病”。他想“免归”,又怕“益见罪”;想“面谢”,又不知如何措辞。后用王生之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景帝没有追究,但也不再重用,外放为淮南相。

这一节,是张释之一生中最能见其性格的地方:他敢于拦太子的车,是因为“制”如此;他在景帝即位后恐惧,是因为他知道“制”挡不住“意”。守法者的困境,尽在这两幕之间。

晚年与评价

张释之晚年的事迹,史书记载不多。他为淮南相,后“卒于官”。

有一则轶事,见于《史记》:王生“善为黄老言”,为“处士”,曾“召居廷中”。一次朝会,“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曰“吾袜解”,顾谓张释之曰“为我结袜”。张释之“跪而结之”。

有人问王生:“独奈何廷辱张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释之”。

这则故事的含义颇为微妙:张释之的“名”,不来自权势,而来自“可被折辱而不改其度”的品格。

司马迁在《张释之冯唐列传》末的评语是:

> 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

“守法不阿意”五字,是对张释之最准确的概括。“不阿意”者,不曲从皇帝的意旨。在专制体制下,这五个字的分量,远重于任何“能吏”的政绩。

后世论汉代法治,必举张释之;论“廷尉之平”,亦必举张释之。他所立的标准——“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在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中反复出现,成为对“人治”最持久的一种制约性表述。

与冯唐合传的意义

《史记》把张释之与冯唐合为一传,并非偶然。

冯唐为代相,文帝时“论将率”,曾当面批评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又为魏尚讼冤,使文帝“复以魏尚为云中守”。其人与张释之同为“面折廷争”之士,同在文帝一朝,同以“言”而不以“功”见称。

司马迁在传末的评语,把二人并举:“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一“守法”,一“论将”,一“不阿意”,一“有味”,两个词,概括了文帝朝“宽容纳谏”的政治风气。

这种风气,在汉初有制度基础。文帝一朝“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刑法志》称其时“风流笃厚,禁罔疏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张释之的“守法”才有空间,冯唐的“面折”才不致招祸。

反观景帝以后,同样的“守法”与“面折”,往往换来下狱与贬死。周亚夫“欲反”下狱,李广“数奇”不封,汲黯外放淮阳,都是例证。制度的宽松与收紧,决定了个体的命运。

张释之与冯唐得以“功名克终”,一半靠个人的操守,一半靠时代的宽容。这一点,是读《张释之冯唐列传》时最易被忽略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