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史
影像史是以摄影与电影、电视等影像媒介及其历史为对象的研究领域。影像既是技术产物,也是视觉文化与大众传播的载体,其历史涉及技术发明、产业制度、美学风格、社会使用与观看方式等多个层面。在中国语境中,影像史通常包括摄影史与电影史两支,前者关注静态影像的记录、传播与艺术实践,后者关注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与批评。二十世纪末以来,录像、电视与数字影像的兴起,使影像史的对象持续扩展。
摄影的传入与发展
摄影术在十九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早期的摄影活动多由外国摄影师在通商口岸进行,拍摄对象包括风景、建筑、人物与市井生活。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本土出现了照相馆,肖像摄影在城市中逐渐普及,照相成为身份与纪念的象征。宫廷与官僚阶层也开始接受摄影,留下了大量人物与场景的影像。
二十世纪初,摄影的画意实践兴起。一些摄影者借鉴绘画的构图与意境,追求朦胧、柔和的画面效果,形成了所谓美术摄影的风气。1920年代以后,摄影社团与刊物出现,摄影展览与理论讨论逐步展开,摄影从技术活动转向有意识的艺术创作。与此同时,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在报刊的推动下发展,影像成为记录社会现实的手段。
1930年代以后,摄影在抗战与革命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地摄影、根据地的生活记录与人物肖像,构成了这一时期影像的重要内容。1949年以后,摄影机构与刊物体系建立,新闻摄影、画报与展览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改革开放以后,摄影的题材与风格趋于多元,纪实、观念与实验摄影并行,摄影教育与理论批评逐步专业化。
电影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电影在十九世纪末发明后不久传入中国。1896年,上海徐园的游艺场所放映了外国影片,这是电影在中国放映的最早记载之一。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京剧片段《定军山》,由谭鑫培主演,被视为中国人自拍电影的开端。
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快速发展期。上海成为制片与放映的中心,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天一影片公司等企业相继成立,故事片、武侠片、神怪片与左翼电影各有市场。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产生了《渔光曲》《神女》《马路天使》等作品,把社会现实带入银幕,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
抗战时期,电影制作分散于重庆、延安与上海孤岛,纪录片与抗战宣传片成为重要的形式。1949年以后,电影制片厂体系建立,长春、北京、上海等地的制片厂承担了主要的生产任务,革命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构成了创作的主流。1950年代至1960年代,《白毛女》《董存瑞》《上甘岭》《林家铺子》等影片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代的影像生态
198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第五代导演以强烈的视觉造型与历史反思著称,《黄土地》《红高粱》等作品在国内外引起关注。19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使电影的制片、发行与放映体系发生变化,商业片、艺术片与合拍片并存,电影院线与银幕数量迅速增长。
电视的普及改变了影像的传播格局。电视剧、电视纪录片与新闻节目进入家庭,成为最主要的影像消费形式。录像带、光盘与后来的网络视频,使影像的制作与观看进一步分散化。二十一世纪以来,数字技术降低了拍摄与后期的门槛,短视频与网络直播成为新的影像形态,影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影像的保存与整理是影像史的基础工作。早期的胶片、玻璃底片与照片易损,需要恒温恒湿的保存条件与专业的修复技术。电影资料馆、博物馆与图书馆承担了收藏、修复与放映的职能,数字化扫描使珍贵的影像得以复制与研究。口述史与档案整理,也为影像史提供了文字与记忆的补充。
研究的方法与议题
影像史的研究方法包括技术史、产业史、美学史与文化史几条路径。技术史关注摄影与电影的设备、材料与工艺的演变,例如胶片的感光度、镜头的焦距、录音与剪辑技术的进步;产业史关注制片、发行、放映的组织与市场,涉及公司、政策与观众;美学史关注影像的形式与风格,包括构图、光线、剪辑与叙事;文化史则把影像放回社会语境,讨论其传播、接受与意识形态功能。
影像作为史料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照片与影片记录了事件、人物与日常生活的细节,可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也可以揭示文字所忽略的层面。但影像并非客观的镜子,拍摄者的选择、构图与剪辑都带有立场,研究者需要对影像的生产情境与使用方式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中国的影像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后期逐步建制化。电影史著作、摄影史论著与专题研究相继出版,电影资料馆与摄影博物馆的建立为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当代的研究更关注影像与社会、城市、身体、性别的关系,也关注非专业影像、家庭照片与业余电影,使影像史的范围从经典作品扩展到日常的视觉实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