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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炳昶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徐炳昶
出生 1888年9月16日
清河南省唐河县
逝世 1976年1月4日(87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国籍 中国
籍贯 河南唐河
身份 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
主要贡献 发掘仰韶文化遗址,主持北师大校务,哲学研究

徐炳昶(1888年9月16日—1976年1月4日),字旭生,号虚生,河南唐河人。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他早年留学法国,专攻哲学,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是西方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重要早期推动者之一。1920年代末,他转而投身考古学,主持了著名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先驱之一。后来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维持和发展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徐炳昶的学术生涯横跨哲学、考古学和教育学三个领域,均卓有建树,是一位学问渊博、经历丰富的杰出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哲学界视他为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先驱,考古学界视他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开拓者,教育界则铭记他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守护之功。

生平

家世与早年求学(1888—1911)

徐炳昶1888年出生于河南唐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唐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区域。徐家是唐河的望族,数代都有读书人。父亲徐世芳是当地的贡生,以教书为业,品学端方。母亲出身于读书人家,知书识礼,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

徐炳昶六七岁入私塾读书。他自幼天资聪颖,对经史典籍有惊人的记忆力。十岁左右即读完了《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大部头书。他不满足于纯粹的死记硬背,喜欢追根究底地思考问题。这种好思辨的习惯,为他日后走向哲学研究埋下了种子。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后,河南省城的开封等地纷纷设立了新式学堂。十七岁的徐炳昶离开唐河老家,到开封进入新式中学堂读书。在中学期间他接触了算学、物理、化学、英文等新学科,眼界大开。他对这些当时被称为"格致之学"的新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1908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预科,赴北京继续深造。

在北京读预科期间,徐炳昶的国文、英文、法文水平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还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的中文译本,对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和民主理念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北京的政治气氛日益浓厚,徐炳昶也深受时代思潮的感染,立下了"以学术救国"的志向。

留学法国(1911—1919)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炳昶在北京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的大事件。民国建立后,大批中国青年怀着"输入西方学术、振兴中华"的理想相继出国留学。1911年底,徐炳昶考取了河南省官费留学生的名额,赴法国留学。同批赴法留学的河南学生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地质学家的翁文灏等一批优秀青年。

在法国,徐炳昶先在巴黎的语言学校补习法文,1912年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西方哲学史。巴黎大学的哲学系是当时世界哲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徐炳昶得以系统研读了从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完整哲学史体系。他的导师多为当时法国哲学界的名家。

在巴黎的求学经历对徐炳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在法国学习了将近八年,除了攻读哲学课程外,还旁听了一些考古学、人类学的课程——这些旁听经历日后在他转向考古学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利用假期游历了法国和欧洲的许多历史文化遗址、博物馆和图书馆,大大开阔了眼界。在留法期间,他还积极参与了华法教育会等活动,与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中国思想文化界著名人物有过密切交往。

1919年,徐炳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巴黎大学的学业,回到祖国。他在法国前后生活了将近八年,受到了系统而完整的西方学术训练,这为他此后在中国发展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哲学研究与大学执教(1919—1926)

1919年徐炳昶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先受聘到河南开封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的前身)任教,很快因为学术出众而被北京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1921年,他正式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讲授西方哲学史、逻辑学等课程。

在北京大学,徐炳昶成为哲学系重要的骨干教师之一。他讲授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系统地介绍了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哲学发展脉络,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能够完整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教授之一。他的讲课条理清晰、观点明确、旁征博引,深受学生欢迎。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后来的哲学大家,都曾受教于他。

1920年代中期,徐炳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术地位日益重要。他还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重要思潮——包括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罗素的分析哲学等——介绍到中国,撰写了若干篇有分量的哲学论文,在中国刚刚起步的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转向考古学与仰韶遗址发掘(1926—1931)

1920年代中期,徐炳昶的兴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有些出人意料的转变——从哲学转向考古学。这个转变看似突兀,实则有其内在的逻辑。徐炳昶在法国留学期间旁听过考古学课程,对考古学有一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192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古史辨"热潮——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上古史的真实性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认为很多古代传说和记载并不可靠。如何用科学的方法验证和澄清上古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田野考古学的方法开始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通过考古发掘获得实物证据,成为解决古史争议的最可靠途径。徐炳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考古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极为深远,于是毅然从哲学领域跨入考古学领域。

1926年,徐炳昶受聘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员,开始涉足考古工作。同年,他与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合作,前往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安特生1921年已经在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即后来轰动世界的"仰韶文化"。1926年的这次发掘是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科学系统发掘,也是中国首次由中外学者联合进行的考古发掘活动。

这次发掘中,徐炳昶作为中方的首席考古学家,全程参与了田野工作。他在发掘过程中展现出了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每一个出土文物的层位进行详细记录,对出土陶片的纹饰、质地、颜色进行细致的分类和描述。仰韶村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出土了大批的彩陶、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进一步证实了黄河中游地区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存在着一个极为发达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徐炳昶参与撰写的发掘报告,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学早期的标杆性文献。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徐炳昶继续在考古领域深耕。他先后参与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相关研究和豫北考古调查。他对新郑的郑韩故城遗址、安阳殷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后来系统发掘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等区域也进行了早期的田野调查工作。

主持北京师范大学(1931—1937)

1931年,徐炳昶的人生迎来了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师范教育高等学府,其前身是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校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主,是全国师范教育的领头羊。

徐炳昶出任校长时,北平师范大学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193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凋敝,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学校的教学设施陈旧,教师的待遇微薄,很多优秀教师因为待遇太差而离开了学校。同时,学校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比较复杂,管理难度极大。

徐炳昶接任校长后,发挥了自己作为学者的威望和管理能力,在困难条件下尽力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学校的状况:在经济方面,他多方奔走争取教育部的经费支持,同时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他想方设法延揽了一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师资水平;在学生管理方面,他主张严格管理、注重品德教育,同时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势力步步进逼,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群情激愤,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徐炳昶对学生的爱国行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北师大的学生是参加运动的主力之一。徐炳昶在事后为保护被捕学生做了大量的交涉工作,尽力减少学生受到的政治压力。

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徐炳昶使北京师范大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并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辞去了校长职务,由李蒸接任。

抗战时期与晚年(1937—1976)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师范大学西迁至陕西城固,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徐炳昶作为资深的学术人士,随校西迁,在西北联大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西安和城固期间,他担任了西北联大教授会负责人等职务,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重点关注中国边疆史地和民族历史文化问题。

抗战胜利后,徐炳昶回到北平。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继续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工作。

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中,徐炳昶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尤其是先秦史和上古史研究。他运用自己考古学和哲学的双重学术背景,对中国古史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撰写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样一部在古史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著作,书中对中国上古神话传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证,提出了很多启发性的见解。

在晚年,他还勤于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和回忆录,为后人了解民国时期的学术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76年1月4日,徐炳昶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岁。他去世后,学术界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教育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事业历程

西方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早期贡献

徐炳昶是中国最早在大学系统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之一。在他之前的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依靠日本转译的二手资料,缺乏对西学源流的直接掌握。徐炳昶凭借在巴黎大学系统学习的经历,能够直接以法文、英文阅读原著,对西方哲学史有完整而精确的理解。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的《西方哲学史》《逻辑学》《认识论》等课程,代表了当时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虽然他后来离开了哲学领域,但他在1920年代为建立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基础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田野考古的开创性贡献

徐炳昶参与主持仰韶村遗址发掘的这段经历,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参与和主导的重大田野考古项目。徐炳昶在发掘中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和严谨态度,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他还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接受田野考古训练的青年学者。虽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大发展是在1949年以后才实现的,但徐炳昶在1930年代的开拓性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守护

徐炳昶在1931年至1937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这段时期,正是学校的多事之秋。他临危受命,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把学校维持了下来。他的务实管理风格和对学术标准的坚持,得到了师生的尊重。北京师范大学在抗战爆发前没有因为经费困难和政治动荡而关门停办,与徐炳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主要贡献

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早期开创

徐炳昶在中国大学中率先开设了系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世界哲学视野的年轻学人。他的讲授和写作,推动了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理解。

中国现代田野考古的早期开拓

徐炳昶参与仰韶村遗址的科学发掘,是中外学术合作的一个典范。他不仅为中国考古学贡献了重要的发掘成果,更重要的是引入了科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学术规范。

中国师范教育的守护

徐炳昶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为中国师范教育保留了重要的阵地。

行业影响

徐炳昶横跨哲学、考古学、教育学三个学科,经历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是比较罕见的。他的学术生涯展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济世之道时的多元路径和开放心态。他帮助建立的中国田野考古学工作规范,为此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历史评价

徐炳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一位独特的"跨界"学者。他早年献身于哲学研究,中年转向考古学,晚年又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史资料中高度肯定了他在困难时期维护学校的功劳。《中国考古学通论》等著作中记入了他在仰韶文化发掘中的开创性贡献。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著作也承认他在引进西方哲学方面的先驱作用。可以说,徐炳昶是一位学术视野极其开阔、学以致用的杰出知识分子。

轶事典故 =

从哲学到考古的"跨界"

徐炳昶从哲学转到考古学的故事在学术界传为佳话。当他的朋友们得知他放下哲学要去挖古墓时,都表示惊讶和不理解。徐炳昶却笑着说:"学哲学是为了探索人类的理性历史,学考古是为了探索人类的物质历史。两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人类。"他的这一观点,展现了他对学术内在联系的深刻理解。

校长的俭朴

徐炳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生活异常俭朴。在战乱中他经常穿着布鞋,步行上下班。午饭经常只是简单的馒头加开水。有人建议他作为校长应该讲究一些,他回答说:"学校经费这么困难,我多花一分钱学生的日子就难过一分。能省就省。"这种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作风,赢得了师生的尊敬。

晚年的坚守

在"文革"期间的逆境中,徐炳昶仍然坚持写作。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旧稿纸上用钢笔继续撰写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论稿。他坚信学术不会因为政治运动而消亡。"文革"结束后,他的遗稿被整理出版,成为研究中国古史的重要资料。

人物关系

徐炳昶与安特生的学术合作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中外合作的典范之一。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做出了重要贡献。徐炳昶在与安特生的合作中既保持了学术独立性,又吸收了西方学者的田野考古经验和方法。

徐炳昶与蔡元培相识于留法时期,两人都活跃于华法教育会的活动中。蔡元培对徐炳昶的学术才华十分赏识。徐炳昶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都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

徐炳昶与顾颉刚的关系始于"古史辨"运动。顾颉刚的古史辨伪思想对徐炳昶转向考古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后来徐炳昶运用考古出土实物来验证古史记载的真实性,其实正是顾颉刚"用实物证明古史"这一学术理念的具体实践。两人虽然领域不同,但在探求中国古史真相的学术方向上是一致的。

学术传承与影响

徐炳昶的学术影响在多个领域持续发酵。在考古学方面,他参与开创的仰韶文化研究奠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在哲学方面,他为西方哲学史在中国大学中的系统教学开创了先河。在教育方面,他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守护为中国师范教育保留了重要的阵地。徐炳昶的多学科背景和跨界学术生涯,体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在探索学术救国道路上的独特路径——他们挣脱了旧式文人的知识局限,以开放的态度拥抱多个学科的现代学问,并且都能在不同的领域做出各自的贡献。这种"通人"式的学术风格,在当代学科分工日益细密的背景下,尤其值得后学反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2. 徐炳昶:《徐旭生文集》(四卷本),中华书局,2015年。
  3. 安特生:《黄土的儿女》(英文),1934年。
  4.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
  5.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7.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