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
态度(attitude)是个体对特定对象——人、事、物、群体或观念——所持有的较为稳定、带有评价性的反应倾向。它使人面对同一对象时,在不同情境下作出方向一致的反应,其核心是评价:赞成或反对、喜欢或厌恶、接近或回避。态度通常被认为由认知、情感与行为意向三种成分构成,被假定为连接内在信念与外在行为的桥梁,也因此成为社会心理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是说服、宣传与态度改变研究的共同起点。
三成分模型与界定
对态度的经典分析把它拆成三种成分,合称ABC模型:认知成分指对对象的信念与知识,例如认为某种食品“不健康”;情感成分指对对象的情绪反应,例如想到它就厌恶;行为意向成分指准备以何种方式对待它,例如打算回避。三者通常方向一致,但也可分离:一个人可能相信某产品有效,却仍不喜欢它。正因如此,研究者强调评价性是统合三者的核心,态度可以被看作对象与评价之间的一种联结。[1]
在具体刻画上,态度还有若干属性值得区分:强度指态度的坚定程度;可及性指它被从记忆中提取的容易程度;稳定性指它随时间与情境保持不变的倾向;矛盾性指个体对同一对象同时持有正负评价。这些属性往往比态度方向更能预测行为,一个容易被迅速提取的强烈态度,比一个模糊而矛盾的态度更能左右行动。
研究传统与测量
态度研究的现代起点通常追溯到20世纪初对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者通过对移民书信、生活史的分析,探讨态度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形成,这使“态度”从哲学式的讨论变成可用材料支撑的经验对象。此后,测量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制度化。瑟斯通(L. L. Thurstone)提出等距量表,让评判者把陈述分配到从极赞成到极反对的连续位置上;利克特(Rensis Likert)则发明了以多点评定求和的总加量表。这两种工具使态度第一次可以被量化比较,至今仍被广泛使用。[2]
测量手段随后扩展到自陈之外。行为观察记录人如何对待对象,生理指标如皮肤电、面部肌电反映难以言说的情绪反应,而内隐测量试图绕过自我报告与意识控制,捕捉自动化的评价联结。不同方法各有盲区:自陈易受社会赞许性影响,行为观察难以推广,生理指标特异性不足,内隐测量则面临信效度的持续争论。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态度能否预测行为,是这一领域最著名也最棘手的难题。早期研究曾记录下态度与行为明显背离的情形:一份对美国旅馆与餐馆的经典调查显示,业主在问卷中普遍表示不愿接待某少数族裔顾客,但实际到访时却大多照常接待。这一反差提示,问卷所测的态度与真实情境中的行为之间,隔着情境压力、社会规范与具体利害。
为解释这一断裂,研究者提出了若干修正。其一是对应原理:只有当态度与行为的对象、行动、情境、时间四个要素都具体对应时,预测才较为可靠,笼统的一般态度难以预测具体行为。其二是计划行为理论,它主张行为首先由行为意向决定,而意向又由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到的行为控制三者共同决定。其三是强调态度的可及性与直接经验:源自亲身经历、反复被激活的态度更稳定,也更可能转化为行动。
说服与态度改变
态度如何被改变,构成另一大研究传统。早期以说服研究为代表,系统考察了信源的可信度与吸引力、信息的内容与呈现方式、接收者的人格与卷入程度如何影响说服效果。此后,双加工模型成为主流解释: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区分了中心路径与边缘路径。当接收者有能力也有动机仔细思考时,会沿中心路径审视论据的质量;当动机或能力不足时,则依赖信源吸引力、信息数量等边缘线索。两条路径都能导致态度改变,但经由中心路径形成的态度更持久、更抗反驳。
另一条解释来自认知失调理论。当人的行为与态度不一致,或同时持有相互冲突的认知时,会产生不适,并倾向于通过改变态度、贬低冲突信息或增加新认知来恢复一致。这一机制说明,态度改变未必来自外部说服,也可能源于个体为消除内部紧张而主动调整。[3]此外,纯粹曝光、经典条件作用等更为自动的途径,也能在无意识中塑造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抵抗说服同样是态度研究的一部分。当人预知自己将面对劝服性信息时,可能产生态度免疫:事先接触弱化版的反驳论据,能增强此后抵御更强说服的能力,这一机制类似接种疫苗。与此相关的是选择性暴露,人们倾向于接触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信息、回避相左的信息,这在信息环境日益分化的今天,使既有态度不断被加固而非修正。理解抵抗与固化的机制,与理解改变同样重要,否则对说服效果的估计会过于乐观。
影响因素与争议
态度的形成受直接经验、观察学习、群体归属与媒体环境的共同影响。亲身经历留下的态度最为牢固;参照群体的规范会使人向群体立场靠拢;媒体的反复呈现则通过可及性与框架效应塑造评价。文化背景也参与其中,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态度与群体和谐的一致,个人主义文化更看重态度与个人信念的一致。
争论集中在两点。其一是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内隐联想测验等工具显示,人在意识层面否认的偏见仍可能以自动化的方式存在,但这类测量的稳定性与预测效度一直受到质疑,其能否等同于“真实态度”尚无定论。其二是态度—行为差距的归属:究竟应归咎于态度测量不精、情境力量过强,还是态度本身就不足以驱动行为,学界并无统一答案。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争论关乎态度的“真实性”。当自陈态度与内隐测量不一致时,哪一个更代表这个人?有观点认为,内隐测量捕捉的是文化中弥漫的联想,而非个人真正的信念;也有观点认为,自陈态度经过了印象管理,未必诚实。折中的看法是,两者测量的是态度系统的不同层面,各自在不同情境下预测不同行为,简单判定谁更“真”并不恰当。这一争论也提醒实践者,单凭一份问卷就断定某人的立场,可能失之草率。
应用
态度研究直接服务于广告与营销,通过塑造品牌偏好影响购买;在健康传播中,戒烟、疫苗接种、安全行为等干预都以改变态度与意向为中介;在政治领域,竞选宣传与舆论引导依赖对态度形成与改变规律的把握;在组织管理中,员工的工作态度被视为绩效与离职的重要预测变量。这些应用的共同教训是:改变态度不等于改变行为,若忽视情境与制度约束,仅靠说服往往收效有限。[4]
参考资料
-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
- ↑ Social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Cognitive Dissonance,Simply Psychology,2024年访问
- ↑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