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

戈公振
出生	1890年11月27日; 清江苏省东台县
逝世	1935年10月22日（44岁）; 中华民国上海市
国籍	中国
籍贯	江苏东台
身份	新闻学家、记者、报刊编辑
主要贡献	著《中国报学史》，奠基中国新闻学研究

戈公振（1890年11月27日—1935年10月22日），原名戈绍发，字公振，江苏东台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新闻学家、新闻史学家、报刊编辑和记者。他是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中国报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新闻史专著，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是新闻学和新闻史研究者的必读经典。戈公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二十余年，先后在《时报》《申报》等大报担任编辑、记者和主笔，采写了大量影响深远的新闻报道，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英年早逝的他虽然只有四十五年的生命历程，却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生平

家世与早年教育（1890—1912）

戈公振1890年出生于江苏东台（今属盐城市）的一个读书人家。戈家祖籍安徽，后迁居苏北。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塾师，家境虽然不富裕，但诗书传家的传统使戈公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戈公振五六岁时随父亲在私塾读书，聪明好学、记性极好，四书五经的章句读上几遍就能背诵如流。他的求知欲非常强，不满足于私塾中有限的几种课本，还偷偷阅读各类课外书。东台虽然是一个小县城，但明清以来文风颇盛，戈公振因此能够读到一些新学书籍。

1907年前后，戈公振到南通求学。南通在清末状元张謇的推动下兴办新式教育，建设了一批实业学校和师范学校。戈公振进入南通师范学校学习，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现代教育。在南通师范学校的几年中，他不仅学习了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基础知识，还初步接触了英文和社会科学，视野大开。他特别对报纸这种"新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学校阅览室读报，对《申报》《时报》等报纸的文章和编排仔细揣摩。

戈公振是一个勤奋而多才多艺的学生。他不仅文化成绩优秀，还练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漂亮。据说他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向南通当地的报纸投稿，虽然稿费微薄，但能让他体验"文字变成铅字"的成就感。1912年戈公振从南通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东台在小学任教了很短一段时间。教书虽然是安稳的职业，但年轻的戈公振志不在此。他心里向往着上海——那个当时中国新闻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

进入《时报》（1913—1927）

1913年，戈公振毅然辞去教职，带着仅有的几块光洋来到上海。大上海对于一个从小县城来的青年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戈公振一开始过得相当艰难。他先在熟人介绍下到一家报馆做校对，工资虽低但至少能在新闻业里立足。他在校对的琐碎工作中一丝不苟，从不放过一个错字，同时他也利用业余时间写稿投稿，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刻苦的工作态度，戈公振引起了时任《时报》总编辑狄葆贤的注意。狄葆贤（字楚青）是清末民初一位很有声望的报人，他创办的《时报》以内容新颖、版式活泼著称，是上海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狄葆贤读了戈公振的文章和校对稿件，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培养前途，于是将戈公振调入《时报》编辑部，从助理编辑做起。

戈公振在《时报》一干就是十五年（1913—1927年）。这十五年是他新闻事业的黄金时期。他从助理编辑一步步升为编辑、主笔、总编辑。他对报纸的各项工作都了如指掌——从采写新闻到编排版面，从校对文字到撰写评论，样样精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岗位上他大量接触了国内外各种类型的报纸期刊，不断积累关于报业历史和报纸编辑的理论知识。《时报》的编辑方针强调"新闻第一"和"言论自由"，戈公振深受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

戈公振在《时报》期间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他对报纸版式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将中国传统报纸沉闷的竖排、无栏、无图格局改为更为活泼的横排、多栏、图文并茂的现代版式。他还开创了中国报纸的"专电"制度——派遣记者到重大事件现场进行快速报道，通过加急电报发回报社。他还首创了报纸的"星期画报"副刊，每星期日出版一期画报，以新闻照片和漫画为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深受读者欢迎。

1920年，戈公振代表《时报》出国考察，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新闻会议，随后又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新闻事业。这次历时一年多的考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详细记录了各国的报业状况、新闻机构运作模式、记者培养制度、报纸印刷技术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他在考察中明显感到，中国的新闻事业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从而产生了系统研究中国报业历史、总结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经验教训的强烈冲动。

学术研究与《中国报学史》（1927—1928）

回国后，戈公振一边继续在《时报》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大量收集和整理中国报业的历史资料。他跑遍了上海的各大图书馆和藏书楼，翻阅了几百种旧报纸和期刊，做了数万张卡片和大量笔记。他还在《时报》上刊登广告，向全国读者征集老报纸、老杂志和老照片等历史资料。许多读者响应他的号召，给他邮寄来了珍贵的收藏。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戈公振完成了《中国报学史》的初稿。这部书从古代中国报纸的起源——邸报——写起，一直写到民国时期的现代报业，对中国报纸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述。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论述了报纸的定义、起源和功能；第二章"官报独占时期"论述了中国古代的邸报制度；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论述了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批报纸；第四章"民报勃兴时期"论述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自办报纸的迅猛发展；第五章"报纸之黄金时代"论述了民国初年报业的繁荣；第六章"最近之十年"则分析了他所处的时代中国新闻界的新动向和新问题。

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报学史》。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轰动。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报纸历史的专著，它理清了中国报纸从古至今发展的基本脉络，条分缕析，引证丰富，观点鲜明。此前虽然有一些关于中国报纸的零星记载和评论，但从未有人如此全面系统地梳理过中国报业的发展历程。《中国报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系统化、学术化的阶段。

新闻教育与晚年（1929—1935）

《中国报学史》出版后，戈公振的学术声望水涨船高。他被多所大学聘为新闻学教授，包括上海国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高等学府。他讲课风格生动风趣，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的欢迎。著名新闻学家顾执中、黄天鹏等人都曾受教于他。他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常常说："记者的笔比千军万马还要厉害，因此记者的笔必须是干净的、公正的。"

1929年，戈公振与黄天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新闻学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是促进新闻学研究、提高记者素质、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学会出版了学术刊物，经常组织学术讲座和研讨会，还推动了一些大学设立新闻学系或新闻学科。

1933年，戈公振受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聘请，正式担任新闻学教授。他在复旦期间，讲授中国报业史、新闻学原理、报业管理等课程，还指导学生的新闻实习。他竭尽全力将自己二十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新闻人。

1935年夏，戈公振应邹韬奋的邀请，前往西北地区考察。他深入甘肃、宁夏等偏远地区，实地调查了西北人民的生活状况、当地新闻事业的开展情况以及教育文化事业的落后现状。一路上他写下了大量的考察笔记，计划回来后写一本关于西北的书，向全国读者介绍西北的实际情况。然而这次长途跋涉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消耗。

1935年9月，戈公振从西北回到上海后感到身体严重不适。由于在西途中罹患了阿米巴痢疾，再加上多年超负荷工作的身体透支，他的病情迅速恶化。戈公振被送入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抢救，但已经病入膏肓。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在上海病逝，年仅四十五岁。一代新闻学大师英年早逝，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损失。上海新闻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数百位文化界人士到场致哀。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上海公墓。

事业历程

《时报》时期的新闻实践

戈公振在《时报》的十五年是他新闻实践最重要的时期。在《时报》期间，他主要负责编辑工作，同时也大量参与新闻采写。他参与报道过的重要事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北伐战争等。他的报道文章以客观、准确、迅速著称，在业界很有口碑。

戈公振对报纸版式的改革，是中国报纸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他改革之前，中国报纸大多沿用传统书籍的编排方式，竖排文字、无段落划分、无标题栏、缺乏图画。戈公振借鉴西方报纸的版式经验，对《时报》进行了全面改版：采用横排方式，增加标题栏位置，按内容将版面划分为若干区域，大量使用图片和插图，使报纸的面貌焕然一新。《时报》改版后销路大增，其他报纸纷纷效仿，推动了中国报纸从"书报不分"到"现代报纸"的转变。

学术研究的转折

从1920年代初开始，戈公振逐渐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闻学术研究中。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搜集中国报业的史料。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中国历史上虽然报纸的历史很长（从唐代的邸报算起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资料散逸严重，缺乏系统整理。戈公振一方面从古籍中寻找历代关于邸报、小报的记载，另一方面跑遍各地图书馆、藏书楼，翻检几百种旧报纸。

他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国人对于中国自己的报业发展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人们在讨论新闻问题时，要么照搬西方经验，要么局限于当下的报业状况，缺乏从历史角度审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视野。这种认识进一步坚定了他撰写一部中国报业通史的决心。

《中国报学史》的出版前后用了五六年时间。戈公振为了这本书，除了在《时报》完成日常工作之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了进去。他的妻子回忆说，他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早上七八点又起来去报馆。这种拼命三郎的工作风格，最终透支了他的健康。

主要贡献

开创中国新闻史研究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这部著作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它首次系统地界定了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分期，把中国报业史划分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和报纸之黄金时代几个阶段，这个分期框架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次，它对各个时期的重要报纸和报人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和评价，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再次，它首次从学术角度研究中国报纸的功能和社会角色，提出了不少具有理论深度的观点。

《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成为了新生新闻学子的标准读物，也成为了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基础文献。1949年以后，《中国报学史》虽然因为某些政治原因受到了批评，但学术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引用和研究。1980年代以来，《中国报学史》多次再版，被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不可绕过的一座里程碑。

推动中国新闻教育

戈公振是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在多所大学教授新闻学课程，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接受过正规新闻学教育的学生。他在教学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不仅学好书本理论，还要走出课堂进行新闻采写实习。他创建的新闻学研究方法——将历史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对后来的中国新闻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报纸版式的现代化

戈公振在《时报》推动的版式改革，是中国报纸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重要一步。他引进的横排版式、分栏结构、专题专版、图文配合等现代报纸编辑元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报纸的面貌。如果没有戈公振的这些改革，中国报纸的现代转型可能会推迟好几年。

行业影响

戈公振是中国新闻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在他之前，中国没有系统的新闻学研究，新闻工作被认为是一个"手艺活儿"而不是一门"学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的问世，以及他在多个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极大地提升了新闻工作的学术地位，使新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土壤上真正扎下了根。

戈公振也以其自身的风范为中国记者树立了职业标杆。他一生追求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不为权势所诱、不为利益所动。他在《时报》时期写的许多社论和时评，观点犀利而不偏激，分析透彻而不浮夸，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精神和独立品格。他的这种职业态度，对后来的中国记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评价

戈公振去世时，中国新闻界以"中国新闻学界巨星陨落"来表达哀思。邹韬奋曾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学界的泰山北斗，他的去世是中国新闻界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黄天鹏称他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第一人"。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追思会上高度评价了他对新闻教育的贡献。

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对戈公振的去世表达了哀悼。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联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公祭大会上追念他的历史功绩——"以一人之力，为中国新闻史立传"——这评价可谓准确。

当代学术界一致认为，戈公振是中国新闻史学的"开创者"和新闻教育的"先驱者"。他留下的《中国报学史》，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学者们每年都会发表大量的论文对这部经典著作进行研究和评述。可以说，任何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都必须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发。

轶事典故 =

四十五载人生，二十五载新闻

戈公振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大约是从二十岁到四十五岁，正好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他写了数百万字的新闻报道和学术论著，培养了大批学生，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他生命中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在与报纸打交道中度过的。他的朋友说："公振的一生，是与报纸共始终的一生。"

最后的日子

戈公振在西北考察时已经感觉到身体不佳，但他坚持把考察工作做完。回到上海后医生诊断他患了阿米巴痢疾和脓胸。在病危期间，他躺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没有完成的工作。他让人把《中国报学史》的笔记资料带到病房，在神志清醒的时候继续翻看。他最后的遗言是对身边的友人说："书要一直写下去，中国的新闻事业要有人一直做下去。"这句话后来成为激励无数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

稿费买书

戈公振一生节俭，他把几乎所有的稿费和薪水都用在了购买书籍和收集报刊史料上。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书，床上、桌上、地板上几乎无一处没有书册和报纸。他的妻子有时候开玩笑说他是"书呆子"，他笑着回答说："不是呆，是爱。这些书和报纸是中国报业的历史见证，将来一定有大用。"果不其然，他收集的这些资料后来大部分都用在了《中国报学史》的写作中。

人物关系

戈公振与狄葆贤的关系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狄葆贤对戈公振有知遇之恩，将青年戈公振从校对提拔为编辑，并委以总编辑的重任。戈公振对狄葆贤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在《中国报学史》的序言中特别感谢了狄葆贤的培养。

戈公振与邹韬奋是至交。两人不仅都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而且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时，戈公振给予了大力支持。1935年西北之行就是邹韬奋邀请戈公振一起去的。得知戈公振病危的消息后，邹韬奋痛不欲生，与邵洵美等发起了紧急救治的呼吁。

戈公振与黄天鹏既是学术合作者又是师生关系。黄天鹏是戈公振的学生，深受戈公振新闻学术思想的影响。两人一起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学会，共同推动了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黄天鹏后来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新闻学者，他的《新闻学纲要》《新闻记者》等著作，继承和发扬了戈公振开创的新闻学研究传统。

参考文献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
戈公振：《新闻学撮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
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遗著），三联书店，1936年。
黄天鹏编：《戈公振先生纪念集》，上海新闻学会，1936年。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宁树藩：《戈公振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
陈力丹：《戈公振与中国新闻史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