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 戴望舒 | |
|---|---|
| 中国现代诗人，象征派诗歌代表人物 | |
| 出生/逝世 | 1905年11月5日－1950年2月28日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浙江省杭州市 |
| 身份 | 诗人、翻译家 |
| 代表作 | 《雨巷》《寻梦者》《我用残损的手掌》《望舒草》《灾难的岁月》 |
生平
家族的荣光与童年的阴影
戴望舒，原名戴朝安，又名戴梦鸥，笔名梦鸥、江思等。"望舒"一典出自《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是神话中为月亮驾车的神，后常被借指月亮。这个诗意的名字，仿佛注定了他一生的诗人气质。1905年11月5日，戴望舒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大塔儿巷11号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戴立诚是杭州中国银行的一名职员，虽非达官显贵，却是知书达理之人。
戴望舒的童年并不快乐。他幼时患上了天花，这种在当时还难以治愈的烈性传染病给他留下了终身的面部疤痕。这些疤痕使他从小就敏感而自卑，养成了一种内向、孤僻的性格。他后来曾在诗中写道："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这种孤独感贯穿了他的一生。
戴望舒八岁入私塾启蒙，学习四书五经。1919年，他进入杭州宗文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前身）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现代派诗歌代表人物的杜衡（原名戴克崇）。两人志趣相投，一起读书写诗，自此奠定了终生友谊。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张天翼、郁达夫等后来声名大噪的作家，开始涉足新文学的创作。
从"雨巷"走向诗坛
1923年，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等曾在此任教。在这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里，戴望舒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追求。他在这里继续与施蛰存、杜衡等好友交往，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圈子。
1925年，上海大学被国民党查封后，戴望舒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大学，法文教育水平很高。正是在这里，戴望舒开始大量阅读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果尔蒙的作品。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讲究意象、暗示和音乐性，与戴望舒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他由此走上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
1926年，戴望舒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了《璎珞》旬刊，虽然只出了四期便停刊，却是他们文学事业起步的标志。同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凝泪出门》，正式走上诗坛。此后数年，他陆续在《无轨列车》《新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诗作，逐渐引起了诗坛的注意。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戴望舒因与左翼文人的交往而受到国民党的怀疑，被迫离开上海，避居江苏松江施蛰存的家中。正是在这种动荡和压抑的氛围中，他于1928年创作了那首后来使他名垂诗史的代表作——《雨巷》。
《雨巷》描写了一个撑着油纸伞、在悠长寂寥的雨巷中独自彷徨的诗人，和一位"丁香一样的姑娘"不期而遇的故事。这首诗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又融合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创造了一种既现代又典雅、既忧郁又美丽的诗歌境界。1928年8月，《雨巷》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叶圣陶读后给戴望舒写信，称赞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从此戴望舒被冠以"雨巷诗人"的美名。
漂泊的岁月与抗战的呐喊
1928年至1937年间，戴望舒先是在上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他与施蛰存等人先后创办了《文学工场》《新文艺》等刊物，但这些刊物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持久。193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其中包括了《雨巷》等代表作。同年，在好友施蛰存的资助下，他赴法国留学。
在法国的四年多时间里，戴望舒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他一面听课学习，一面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法国现当代诗歌和小说，为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他在法国期间与左派人士来往密切，引起了中法两国当局的不满。1935年，他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被迫回国。
回国后，戴望舒与卞之琳、梁宗岱、冯至等诗人一起，成为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核心人物。1936年，他与徐迟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现代派诗歌最重要的刊物之一。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也渐趋成熟，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望舒草》（1933年）。这部诗集标志着他从《雨巷》时期的忧郁抒情向更深沉的人生思考的转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戴望舒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他离开了上海，流亡到香港。在香港，他担任了《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利用这个平台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鼓舞民心的作品。他还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理事，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文化活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1942年春天，日本宪兵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逮捕了戴望舒。他在香港的监狱中被关押了整整三个月，期间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拷打。据他自己后来所述，敌人对他施以了"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试图逼迫他投降并供出其他抗日志士。但戴望舒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一个人。在狱中，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终身未能痊愈。
出狱后，戴望舒辗转来到重庆，继续从事文化工作。他的人生观和诗歌创作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如果说抗战前他是一个躲在"雨巷"中独自忧郁的诗人，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直面苦难、勇于抗争的战士。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
新中国的曙光与生命的绝唱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戴望舒满怀喜悦地迎来了新中国。他拒绝了台湾大学和香港的多家机构的邀请，毅然决定返回大陆。1949年3月，他乘船回到北平。同年7月，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全国文联会员。
然而，长年的困苦生活和监狱中受到的摧残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因哮喘病发作，在家中自行注射药物时过量，不幸去世，年仅45岁。他去世时，身上还带着在日本人狱中留下的伤痕。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刚刚看到新中国的曙光时便悄然陨落，令人无比惋惜。葬礼上，大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为他送行。他的遗骨后来被安葬在北京西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主要成就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在诗歌创作和翻译两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
诗歌创作的贡献
戴望舒是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最重要的代表。他将法国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和韵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象征派"诗歌风格。他的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是将西方现代诗的技巧与中国古典诗的意境完美结合。他善于通过具体的意象来暗示抽象的情感，通过音乐性的语言来营造朦胧的氛围。
在诗体方面，戴望舒经历了从早期的刻意追求格律和音乐性，到后期的自由诗风的发展变化。早期诗歌如《雨巷》，注重诗行在音韵上的回环往复，有着极为精致的音乐美。后期诗歌则趋于自由和散文化，更加注重内在的节奏和情感的力度。1948年出版的诗集《灾难的岁月》中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已经彻底走出了早期象征主义的忧郁，达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更为成熟的艺术境界。
翻译成就
戴望舒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他是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杰出翻译者之一。他不仅翻译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还翻译了法国的现实主义小说。他翻译的法国作家果尔蒙、比也尔·洛逖、梅里美、穆杭等人的作品，至今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译本。他的译笔流畅优美，兼顾了信、达、雅的标准，被誉为翻译家中的诗人。
此外，戴望舒还翻译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特别是他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的部分章节，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他编选的《现代法国诗选》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了法国现代诗歌，对现代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代表作品
《雨巷》无疑是戴望舒最具知名度的作品。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他避居于松江。诗中的"雨巷"意象象征了诗人苦闷彷徨的心境，"丁香一样的姑娘"则代表了诗人对理想和美好的向往。全诗仅在第一节的结尾（"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和最后一节的相应位置押了大致相似的音韵，但诗行间的内部韵律极为丰富。叶圣陶称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这个评价确立了《雨巷》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标志性地位。
《寻梦者》是戴望舒的又一重要诗作："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这首诗以寻找珍珠为喻，表达了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语言简洁而意境深远。
《我用残损的手掌》写于1942年日军狱中出狱后，是戴望舒创作生涯中最为震撼人心的一首诗："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诗人以残损的手掌象征自己身受摧残的身体，以对祖国山河的"摸索"来表达对沦陷区人民的深沉爱意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这首诗被公认为戴望舒最优秀的诗作之一，也是中国抗战诗歌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狱中题壁》同样是戴望舒狱中经历的直接产物，写于1942年春香港狱中。诗中展现了诗人面对死亡威胁时的凛然正气和对战友的深深怀念。这首诗后来被刻在了戴望舒墓碑上，成为他一生的写照。
思想与影响
戴望舒的诗歌思想和创作经历经历了显著的转变。早期，他是一个沉浸在个人忧郁和苦闷中的象征主义诗人，诗歌的主题多是关于爱情的失落、人生的孤独和理想的幻灭。抗战爆发后，他的诗歌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开始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从"小我"走向了"大我"。他的诗歌中出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爱国情怀。
在诗学观念上，戴望舒主张诗歌应当注重内在的韵律而非外在的格律。他在著名的诗论《诗论零札》中提出了"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等观点，反对闻一多等人提倡的新格律诗，主张诗的自由化。这些观点对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戴望舒对后来诗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后来者，如卞之琳、何其芳、李金发等在创作上都有象征主义的痕迹。当代诗人对戴望舒的传承也清晰可见，许多当代诗人在创作中延续了戴望舒将现代诗艺与中国古典诗学相融合的道路。
历史评价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重要诗人。他被誉为"雨巷诗人"和"中国象征派诗歌的旗手"。在文学史著作中，戴望舒通常被放在中国现代派诗歌"三雄"（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之列。
对戴望舒的评价也有一些争议。一些早期批评者认为戴望舒的早期作品（如《雨巷》）过于忧郁颓废，缺乏积极的社会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批评被后来的研究者所修正。学界普遍认为，戴望舒的诗歌成就在《雨巷》之上，他后期的作品——《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戴望舒的人格同样值得尊敬。他在日军狱中的坚贞不屈，展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暴政时的气节和尊严。他以短暂的一生，为中国的诗歌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轶事典故
戴望舒一生中的感情经历颇为曲折。他年轻时狂热地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被誉为"杭州第一美人"的施绛年。但施绛年对戴望舒并无相同的感情。据说戴望舒为了追求施绛年，曾以跳楼相威胁。最终施绛年勉强答应与他订婚，但要求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后才可以结婚。戴望舒于是去了法国留学。然而，他在法国期间，施绛年却与一位冰箱推销员订婚了。戴望舒得知后大为震惊，但无奈远隔重洋，只得吞下这枚苦果。
戴望舒的第二段感情是与穆丽娟的婚姻，两人于1936年结婚，育有一女。但这段婚姻也未能长久，1941年两人分居。戴望舒的第三段婚姻是与杨静的短暂婚姻，但也很快以分手告终。
艺术史上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细节：戴望舒一生用了许多笔名，"望舒"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他还用过"梦鸥"——取自"梦见鸥鸟"之意，这个笔名也很有诗意。
人物关系
施蛰存是戴望舒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两人从中学时代便结下深厚友谊，共同创办刊物、共同推动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施蛰存不仅是戴望舒的文学挚友，还是他经济上的资助者。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是戴望舒初恋的对象。
杜衡（戴克崇）是戴望舒的中学同学和文学密友，两人一起创办了多个文学刊物。
与梁宗岱、卞之琳、冯至等诗人，戴望舒保持着密切的文学交往，他们都是现代派诗歌的核心人物。
与徐迟，戴望舒在香港时期合作密切，两人共同为《星座》副刊撰稿，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参考文献
1. 戴望舒.戴望舒全集（全三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2. 戴望舒.望舒草[M].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 3. 戴望舒.灾难的岁月[M].上海：上海书店，1948年. 4. 王文彬编.戴望舒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5. 陈丙莹.戴望舒评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6. 梁仁编.戴望舒的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7. 施蛰存.戴望舒序[A].戴望舒诗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8. 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