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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曼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托尔曼(1886—1959)是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以“目的行为主义”和白鼠迷宫实验闻名。他在坚持行为主义只研究可观察行为的前提下,引入需要、信念、期望等中介变量,主张行为具有指向目标的目的性,动物学到的不是一连串刺激与反应的联结,而是关于环境布局的整体表征,即后来所说的认知地图。这一立场在20世纪上半叶的行为主义阵营内部显得异类,却为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从工程学到心理学的转向

托尔曼早年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化学,毕业后一度从事与工程相关的工作,随后转向心理学,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他曾赴德国,接触到正在成形的格式塔心理学,整体先于部分、知觉具有组织性等观念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他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实验工作。与华生那种把心理学彻底还原为刺激与反应的激进主张不同,托尔曼所受的训练使他更愿意把机体看作一个主动搜寻信息、随时调整行动的系统。他所处的年代,行为主义正凭借对意识研究的排斥而取得话语权,如何在行为主义的框架内安放“目的”“预期”这类带有心理主义色彩的词汇,成了他一生要解决的问题。

目的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

托尔曼把自己的体系称为目的行为主义,其核心是反对把行为拆解为肌肉收缩与腺体分泌的分子式描述,主张从整体上把握行为。他用“整体行为”一词强调,行为是有方向、有选择、朝向某个目标的有组织的活动,不能靠分析更小的动作单元来理解。行为之所以看上去有目的,是因为机体对“什么线索通向什么结果”形成了预期,而这种预期可以被实验检验。为了在不违背行为主义的前提下谈论内部状态,他提出中介变量的概念:介于刺激与反应之间、不能直接观察却可以由行为推断的变量。

在托尔曼的清单里,中介变量包括需求、动机、信念与期望。它们既不是生理过程,也不是意识内容,而是一种理论构念,其合法性取决于能否被操作化地界定并由行为指标推断。华生与赫尔都曾批评这种做法等于把被驱逐的“心灵”偷偷放回心理学,托尔曼则回应说,只要中介变量能落到可测量的行为上,它就并不违背实证原则。这一辩护实际上重新划定了行为主义的边界:可以拒绝研究意识,却不必拒绝研究那些解释行为所必需的内部状态。“整体行为”与“分子行为”的区分,也使他与坚持分子还原的同行分道扬镳。[1]

位置学习与潜伏学习的实验

支持其主张的最著名证据来自白鼠走迷宫的系列研究。在位置学习实验中,研究者让白鼠在十字形或其他布置的迷宫里学习寻找食物,结果发现白鼠掌握的是一种关于食物所在方位的知识,而不是固定的转弯动作序列;当迷宫被改造、起点被挪动时,白鼠仍能选择通向食物的方向,这说明它依据的是环境的空间关系,而非某套特定的肌肉动作。这类结果对“学习即刺激—反应联结”的公式构成了直接挑战,因为若真是一连串动作的串联,起点一变,行为就应当立刻失效。

更具冲击力的是潜伏学习实验。研究者把白鼠分为若干组,有的始终得到食物奖励,有的始终没有,还有一组在前若干天不给奖励、之后才开始给。始终无奖励的组在迷宫里游荡、犯错较多,可一旦开始给予奖励,其错误率在很短时间内骤降到与一直受奖励的组相近的水平。托尔曼据此推断,这些白鼠在没有强化的情况下其实早已学到了迷宫的结构,只是缺乏表现这种知识的动机,学习与作业表现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结论动摇了“学习必须有强化”的强化理论,也把动机从学习的必要条件降格为表现的条件。[2]

认知地图与中介变量

在托尔曼的用语里,动物在头脑中形成的是关于环境的认知地图,即对路径、地点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整体表征。它不同于一条条刺激与反应的链,而更像一张可以灵活使用的地图,允许机体在熟悉的布局中走捷径、绕开障碍,甚至在原路被封时改走别的路线。这一构想后来获得了神经科学的支持,海马体中的位置细胞与内嗅皮层的网格细胞被认为构成了空间导航的生物学基础,相关研究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使“认知地图”从行为推断变成了可测量的神经现象。记忆研究中的空间表征传统,也在相当程度上承继了这一思路。

在中介变量的层面,托尔曼用“期望”解释白鼠为何在奖励改变后迅速调整行为:它把某个线索与特定结果联系起来,形成假设,行为则随假设的证实或证伪而改变。由此,学习被描述为一个不断检验假设的过程,而非简单的联结加强。这一表述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假设检验模型,只是当时缺乏对内部表征形式的具体刻画,认知地图更多还是一种解释性的比喻。

争议与后续影响

托尔曼的理论在提出时遭到两面夹击。激进行为主义者嫌他不够彻底,认为中介变量无法直接观察、缺乏可操作性;格式塔心理学家则嫌他仍停留在行为主义的语言里,没有正面处理知觉的组织问题。更有实证层面的困难:潜伏学习的结果对具体程序相当敏感,若迷宫过于简单或训练不足,未受奖励的白鼠未必表现出明显的潜伏学习,因此这一现象的稳健性长期存在争论。有研究者主张,所谓潜伏学习也可以在不诉诸“认知地图”的情况下用注意或探索倾向来解释。

尽管如此,托尔曼的贡献不可低估。他把“整体”“目的”“预期”“表征”等概念重新带入以行为为对象的心理学,使行为主义在内部出现了一条通向认知的裂缝。他的学生与追随者把这一路线继续推进,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信息加工取向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正是沿着他打开的方向前进。实验心理学中对动物空间学习的精细范式,也大多可以追溯到他确立的实验逻辑。[3]

评价

评价托尔曼,需要把他放回行为主义的谱系中看。他并不是反行为主义者,终其一生都坚持用行为指标说话,拒绝以内省报告作为证据;但他对刺激—反应公式的改造,使行为主义能够容纳比华生时代复杂得多的心理过程。他的局限也很明显:中介变量在操作上始终模糊,认知地图缺乏对内部表征具体形式的规定,这些工作要等到认知心理学与神经心理学成熟之后才逐步补上。就学科史而言,托尔曼的意义在于示范了一种可能,即在不放弃客观方法的前提下讨论意义与预期,让心理学从机械的联结主义转向对信息与表征的研究。[4]

参考资料

  1. ↑ Behaviorism,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2. ↑ Learning Theor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3. ↑ Cognitive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4. ↑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