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扬雄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年辞赋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少而好学,博览群书,口吃不能剧谈,以文章名世。成帝时献《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大赋,晚年以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著《太玄》《法言》,又纂《方言》,为汉语方言学的开山之作。新莽时因符命案惧祸,自天禄阁投下,几死。其学兼综儒道,为西汉学术的殿军。

身世与性格

扬雄自述“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其家“世世以农桑为业”,有田一廛、有宅一区,“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是典型的寒素士人。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

他早年师事严君平。严君平即严遵,蜀人,卖卜于成都市中,“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著有《老子指归》。扬雄《法言·问明》称“蜀庄沈冥”,所指即此人。这一师承使扬雄早年即浸染道家之学,也奠定了他后来“以玄为宗”的思想底色。

《汉书》本传又记其“好辞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以模拟为学、以拟作为创,是扬雄一生的方法论,既成就了他,也成了后世批评他的主要口实。

入京与四大赋

成帝元延年间,扬雄四十余岁,自蜀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后荐为待诏。一年多后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

四大赋的写作各有缘由,皆见于《汉书》本传:

- 《甘泉赋》:成帝永始四年正月,郊祀甘泉泰畤,扬雄随行,“还奏《甘泉赋》以风”。 - 《河东赋》:同年三月,成帝行幸河东祠后土,祭毕“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奏此赋以劝。 - 《羽猎赋》:同年冬,成帝欲“大夸胡人以多禽兽”,扬雄以为二帝三王之时,苑囿池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故作赋以讽。 - 《长杨赋》:次年,成帝“发民入南山”捕兽输长杨射熊馆,“是时农民不得收敛”,扬雄随行,还奏此赋。

四赋都是铺陈宫馆游猎之盛,末寄讽谏,即班固所谓“劝百而讽一”。这种“以奢丽之辞寓规谏之意”的写法,在汉大赋中已成定式,其讽谏效果历来受质疑。《法言·吾子》记其自省之语尤为著名:或问“吾子少而好赋”,答“然,童子雕虫篆刻”,随即又说“壮夫不为也”。

《太玄》与《法言》

哀帝时,外戚丁、傅两家与董贤用事,“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扬雄则“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太玄》仿《周易》而作,以“玄”为宇宙本原,分八十一首,每首九赞,共七百二十九赞,以拟《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数术以三进位,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与《易》的二分结构迥异,在汉代象数之学中自成一家。桓谭《新论》推许甚至,以为“使《玄》经如今传,则《易》可废矣”;此语夸张,但可见汉人对它的重视。

《法言》仿《论语》,以问答体论辨,要旨在于捍卫儒学正统,排斥谶纬与神仙方术,兼评诸子得失。其论性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与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董仲舒的性三品并列,是汉代人性论的四大系统之一。这一说法强调后天修为,与其“学以成圣”的主张互为表里。

两书在当时影响有限,扬雄生前“位不过侍郎”,《太玄》更被讥为“太深,众人不好”。但其学在东汉大盛,王充《论衡》屡屡称引,张衡亦好《太玄》,遂成显学。

《方言》与语言学贡献

《方言》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专著,今本十三卷,六百余条。

扬雄自序其调查方法:“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兹矣。”意即随身携带笔、帛,向各地来京的官吏、戍卒、商贾询问方言异语,归来即刻记录,前后持续二十七年。这种以活口语为对象的实地调查,已具现代方言学的雏形。

其书体例是:先列一组同义词,标出“通语”(共同语),再注明各地方言区的用字。如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又常注明“转语”“语之转”,说明音变造成的同源词分化,这是相当自觉的历史语言学意识。

《方言》所记方言区划,大体可分秦晋、周韩郑、赵魏、燕代、齐鲁、东齐海岱、江淮、南楚、吴扬越、梁益等,为研究汉代语言地理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应劭《风俗通义·序》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扬雄所续,正是这一采诗观风传统的延续。

新莽之际的仕途与投阁

扬雄历成、哀、平三朝,“三世不徙官”,久任郎官。王莽时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校书于天禄阁。天禄阁为皇家藏书之所,扬雄在此得以尽阅中秘之书,其学之博,与此有关。

新莽始建国二年,刘歆之子刘棻与甄寻等伪造符命,事觉。扬雄曾教刘棻作奇字,遂被收捕。时扬雄校书天禄阁上,“恐不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王莽闻之,问其故,知为刘棻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遂不坐。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讥其以“寂寞”“清静”自命,终不能免于祸患。

此事的记载见于《汉书》本传,后世颇有疑其不经者,然本传言之凿凿,且与扬雄晚年处境相合——新莽之世,士人依附符命者众,扬雄虽自守,仍不免被牵连。天凤五年卒,年七十一。

身后评价的起伏

扬雄身后的评价,是中国学术史上起伏最大者之一。

推尊者以为汉代第一人。桓谭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王充《论衡》屡加称引;韩愈《读荀》谓“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将扬雄列为儒家道统中的一环;司马光作《法言集注》,以为其能“守圣人之道”。

批评者则集中于“模仿”二字。朱熹《朱子语类》谓“扬雄最为简单,只是模仿”,又谓《太玄》“用数太密”;苏轼《扬雄论》斥其“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明人更以其仕莽为“失节”,从而贬及其书。

今人的看法多趋平实:扬雄的价值不在独创性的形上学,而在“整合”——他以一套概念系统综合儒道,又以语言调查的方法处理经验材料,是汉代学术由经学向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太玄》的三进位数术虽不通行,却为邵雍、司马光一系的象数学提供了范式;《方言》则垂范两千年,直至今日的方言调查仍沿用其“标音系、记词汇、划区划”的基本框架。

遗迹与影响

扬雄墓相传在蜀郡郪县(今四川绵阳三台),唐时犹存,历代方志多有记载,今存“扬子云墓”封土与碑刻若干,真伪难定。

成都旧有“子云亭”,为后世纪念所建。刘禹锡《陋室铭》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并举,可见唐代此亭已为蜀中名胜。今成都郫都区有子云亭遗址及扬雄墓园,供后人凭吊。

在文学史上,扬雄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同为蜀中文赋的代表。但其意义远不止于辞赋:他以一人之力兼涉文学、哲学、语言学三域,且在三域都留下了可传之作,这在两汉四百年间几乎是孤例。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