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
挫折(frustration)指个体在趋向目标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或干扰,致使需要得不到满足、动机无法实现时所产生的紧张情绪状态。它同时指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情境,即目标被阻断、行动被中止这一事实;二是主观体验,即伴随受阻而来的愤怒、焦躁、失望与无力感。日常语言里,人们把失败、打击、逆境都笼统称作挫折;心理学则更看重“目标—阻碍—反应”这一链条,只有当个体正在趋近某个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目标,而阻碍足以打断这一进程时,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挫折。正因如此,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是否构成挫折、构成多强的挫折,答案往往不同。理解挫折的产生条件与个体差异,是情绪研究、人格理论与教育、临床实践共同关心的问题。[1]
挫折的构成条件
挫折的产生通常需要几个条件同时具备。个体必须已经形成并被激活了某种动机,比如渴望被认可、希望完成任务、期待某段关系延续;接着,出现阻碍这一动机实现的障碍,它可能是外部的客观限制,也可能是自身的能力不足、内心冲突或道德约束;最后,个体必须意识到这一阻碍的存在,并把它评价为对自身目标的威胁。三者缺一不可。一个尚未被激活的需要不会因受阻而令人痛苦,一个未被察觉的障碍也不会引发情绪反应。
目标的吸引力决定挫折的强度。同样是被拒绝,落选的岗位越是心仪,挫败感越重;阻碍出现的位置也很关键,德国心理学家勒温注意到,越接近目标时遭遇阻断,反应往往越激烈,儿童在即将拿到玩具的一刻被叫停,其哭闹常比一开始就被拒绝更甚。勒温还提出志向水平(level of aspiration)的概念:挫折感并不取决于成就的绝对高低,而取决于成就与个人志向之间的落差。一个把目标定得极高的人,即便成绩不俗,也可能因为未达预期而郁郁不乐;志向水平偏低的人反而容易满足。这一洞见后来被广泛用于解释学业与职业中的情绪波动。
挫折—攻击假说及其修正
关于挫折后果的最有影响的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末由耶鲁大学的多拉德(John Dollard)等人提出、后由米勒(Neal Miller)等人发展的挫折—攻击假说。其核心主张相当强硬:攻击行为总是由挫折引起,而挫折也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按照这一逻辑,只要找到攻击的源头,就能追溯到先前被阻断的动机;反过来,只要制造挫折,就应当预期攻击。这个假说简洁有力,一度成为解释暴力与偏见的主流框架。
但它的绝对化表述很快受到挑战。伯科威茨(Leonard Berkowitz)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修正:挫折产生的是一种攻击的准备状态或愤怒情绪,是否真正表现为攻击,还取决于环境中是否存在攻击线索,比如武器的出现、敌意性的刺激。他由此引申出所谓“武器效应”,即武器本身能提高攻击反应的概率。更多实验则表明,挫折只是提高了攻击的可能性,最终是否动手还受预期惩罚、替代目标是否可得、社会规范与个体习惯的调节。班杜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攻击行为可以通过观察与模仿习得,并不需要以亲身受挫为前提。经过这些修正,“挫折必然导致攻击”被普遍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概率性表述。
挫折容忍力
同样遭受阻碍,有人很快恢复,有人一蹶不振,这一差异被罗森盖格(Saul Rosenzweig)概括为挫折容忍力(frustration tolerance),即个体承受挫折而不致使行为失调、不失态的能力。他区分了两种成分:一种是坚持原目标、设法绕过障碍的需要坚持,另一种是维护自尊、为失败寻找解释的自我防御。前者指向问题,后者指向自我,两者在不同人身上配比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应对风格。
挫折容忍力的高低并非天生固定。身体状况直接影响阈限,疲劳、失眠、疼痛或饥饿都会降低人对阻碍的耐受力,这也是为什么情绪失控常发生在深夜或连续加班之后。既往经验同样重要,长期在适度挑战中学会处理失败的人,往往比被过度保护、从未经历过拒绝的人更能承受打击;相反,反复经历无法控制的挫折,会像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习得性无助研究中描述的那样,使人形成“无论怎么做都没用”的预期,动机与行动一并萎缩。此外,对挫折意义的解释也起决定作用:把失败看作能力不足的固定证据,还是看作方法不当、可以调整的信息,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情绪走向,这一差别正是归因风格研究的核心。[2]
反应方式与应对
挫折之后的反应大体可以归为几类。攻击是最外显的一种,可能指向阻碍者,也可能转移到他处,形成替代性攻击;退行指行为退回较早的发展水平,成年人受挫后像孩子一样赌气、撒泼即属此类;固着指明知无效仍重复同一动作,反复撞在同一堵墙上;冷漠则是一种看似平静的退缩,长期无法摆脱的困境容易让人放弃挣扎,以麻木代替痛苦。这些反应并不互相排斥,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交替出现。
更具建设性的路径是把受阻转化为问题解决。个体可以重新分析障碍的性质,寻找替代路线,降低或调整目标,也可以借助自我调节与自我控制,把即时的愤怒延后处理,为冷静判断腾出空间。社会支持在其中扮演缓冲角色,向可信赖的人倾诉本身就能降低情绪强度。心理学意义上的成熟,并不是不产生挫折感,而是能在受挫后较快回到问题本身,而不是长时间停留在情绪与自责里。
测量与临床关注
挫折的测量长期依赖情境模拟。罗森盖格编制的图画挫折研究用一系列简笔漫画呈现受挫场景,让受试者替画中被阻断的人物说出反应,再依据反应方向是外罚、内罚还是免罚,以及反应是指向障碍、自我还是回避,进行编码。这一工具在临床与跨文化比较中曾被广泛使用,但它属于投射测验,评分者一致性与效度一直存在争议,难以作为单独的诊断依据。实验研究则常用不可解谜题、无法完成的任务、目标被人为阻断等范式诱发挫折,通过攻击性言语、惩罚强度或生理指标来衡量反应强度。
在咨询与教育实践中,挫折更多被当作需要被理解的信号,而不是需要被消除的故障。反复因小事爆发的人,往往有长期未被处理的挫败经验;对一切都表现出冷漠的青少年,可能已经放弃了求助。识别这些模式,比简单地劝人“想开点”更有意义。近些年流行的所谓“挫折教育”则值得警惕,人为制造苦难并不能自动提升承受力,缺乏支持的强制磨练反而可能强化无助感。
争议与局限
围绕挫折概念的分歧,首先在于边界。它究竟是一种情绪、一种情境,还是一种动机受阻的过程,不同教科书给出的定义并不统一,这使研究之间的可比性打了折扣。其次是实验室范式的生态效度,让被试解几道无解的题,与在真实生活中失去工作、遭遇背叛,无论在强度还是意义上都相去甚远。再次是文化差异,集体主义文化更鼓励忍耐与内罚,个人主义文化更容许外显的愤怒,同样的挫折在不同社会中会呈现为不同的行为样本,跨文化比较时必须谨慎。
尽管如此,挫折仍是理解情绪失调与行为问题的一个枢纽概念。它把外部事件、认知评价与行为反应串成一条可分析的线索,提醒人们:决定后果的往往不是阻碍本身,而是个体如何解释阻碍、是否拥有可动用的资源,以及周围是否有人愿意接住他的失态。[3][4]
参考资料
-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
- ↑ Learned Helplessness,Simply Psychology,2023年访问
- ↑ Aggressive behaviour,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中国心理学会官网,中国心理学会,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