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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政府购买服务(英文: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s)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党的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使用行政编制的群团组织机关,通过市场化方式,把原本由自己直接提供的、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的辅助性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它既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途径,也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构成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的两种主要形式。

一、基本解释

政府购买服务的本质是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市场化改革,即政府由公共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和提供者,转变为服务的购买者和监管者。在传统模式下,政府既是出资方又是生产方,公共服务由行政事业单位直接供给;在购买服务模式下,政府通过合同把服务的生产环节委托给企业、社会组织或事业单位,自己则集中精力制定标准、选择承接主体、监督履约、评价效果。这一转变使得政府可以借助社会力量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优势,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是特定的,并非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都可以作为购买主体。一般来说,购买主体包括各级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使用行政编制的群团组织。这意味着普通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如果以承接服务的方式参与,则是以承接主体而非购买主体的身份出现。明确购买主体资格,是规范购买行为、防止扩大范围滥用的前提。

承接主体是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以及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划入公益二类或生产经营类的事业单位,也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具备条件的个人。承接主体的资格条件通常包括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良好的商业信誉、健全的财务制度、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以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从制度功能看,政府购买服务承载着多重政策目标。第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从具体事务生产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第二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通过竞争机制降低成本、改善质量;第三是培育社会力量,为社会组织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发展空间;第四是优化财政支出方式,由养人办事转向花钱买服务,减少机构人员膨胀的压力;第五是满足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使供给更贴近居民的实际需要。

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采购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政府购买服务属于政府采购制度的组成部分,其购买方式、程序和信息公开应当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但政府购买服务的标的是无形服务,评价标准以服务数量和质量为主,这与货物和工程采购在验收方式、合同管理上有明显差异。因此我国在政府采购法框架下另行制定了专门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对购买内容、预算管理、承接主体、合同管理、绩效评价作出具体规定。

二、概念解读

理解政府购买服务的关键,是区分购买服务与购买人、购买资产、购买工程之间的界限。购买服务的标的是服务成果,购买的是工作而非劳动,强调的是服务的产出和效果,而非投入的人员数量。如果一项支出实质上是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变相增加人员、长期固定用工,那就超出了购买服务的范围。同样的道理,购买物业服务属于购买服务,但购买办公用房则属于购买资产,二者在预算科目和管理规则上截然不同。

另一个核心概念是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并非所有公共服务都可以外包。一般认为,凡是可以由市场和社会组织有效提供、且不涉及公权力行使、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不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核心事项的服务,都可以纳入购买范围。而对于行政执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权力事项,以及必须由行政机关直接履行的决策、监督、调查等职责,不得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社会力量承担。这一界限划清了政府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边界。

两个清单是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管理的制度核心。第一个清单是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由财政部门制定,列举可以纳入购买服务的具体事项类别,作为确定购买内容的正面依据;第二个清单是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明确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项,包括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政府采购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以及将工程和服务打包的项目、融资行为、购买主体的人员招录聘用以及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事项。负面清单的意义在于防止以购买服务之名行变相举债、变相用人、规避政府采购之实。

劳务派遣方式用工被明确列入负面清单,这是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规则。一些单位曾以购买服务的名义长期聘用人员从事日常行政事务,实质上形成了编外用工,既增加了财政负担,又规避了人事管理规制。政策明确禁止这类做法,要求购买服务不得作为变相用工的渠道,承接主体派出的服务人员与购买主体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承接主体应当依法与自己的员工建立劳动关系并承担雇主责任。

预算管理方面,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应当在既有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不得以购买服务名义增加预算或者虚列支出。购买主体应当根据服务需求编制购买计划,明确购买内容、数量、标准、预算和绩效目标,履行政府采购程序后签订合同。合同是连接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的核心法律文件,应当明确服务内容、数量质量要求、服务期限、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履约验收标准和违约责任。政府部门不得通过合同把应当承担的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转嫁给承接主体。

三、主要类型

按购买内容的性质划分,政府购买服务可分为基本公共服务类、社会管理性服务类、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类、技术性服务类和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类。基本公共服务类涵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中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性服务类包括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工作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类包括行业调查、行业规划、行业统计分析等;技术性服务类包括信息技术服务、检验检测、监测评估等;辅助性服务类则包括印刷、翻译、会议、物业管理、信息系统运维等。

按购买方式划分,可以分为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竞争性购买是最主要的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和单一来源采购等,其中公开招标是首选。非竞争性购买即单一来源采购,只有在服务具有特殊性、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取得、或者发生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等法定情形下才可适用,并且需要履行论证和审批程序。选择何种方式,应在保障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服务金额、供应商数量、服务复杂程度和效率要求。

按承接主体类型划分,可分为向社会组织购买、向企业购买、向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购买和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购买。向社会组织购买是政策鼓励的重点,特别适合社区服务、养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社会救助等领域,有助于培育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向企业购买多见于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物业管理等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向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购买则主要适用于同一行业内长期从事该服务、具有专业优势的单位,但应当以政府购买服务取代直接拨款,形成竞争与激励。

按服务环节划分,可分为直接面向公众的服务购买和保障政府运行的服务购买。前者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业培训、居家养老、法律顾问、文化惠民演出等,其成效由居民和社会评价;后者如信息系统运维、档案整理、会议服务、后勤保障等,其成效主要体现在政府运行效率和成本节约。二者在绩效评价指标设计上应有差异,前者侧重服务对象满意度、覆盖率和质量改进,后者侧重成本比较、时效和差错率。

从各地实践创新看,还出现了若干新型购买形态。第一种是凭单制或服务券模式,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居民发放服务券,由居民自主选择服务提供者,凭券结算,从而引入使用者选择权;第二种是项目化打包购买,将分散的服务事项整合为一个项目统一招标,降低交易成本;第三种是跨部门联合购买,多个部门将同类服务需求合并采购,形成规模效应;第四种是绩效合同购买,即合同约定的付款与实际服务绩效挂钩,未达标则扣减付费。这些创新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即让财政资金真正买到服务成果而非服务过程。

四、理论知识

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机构同样存在追求自身预算最大化和规模扩张的倾向,直接生产公共服务可能带来成本高、效率低、缺乏创新等问题,因此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约束。新公共管理理论则主张政府应当掌舵而非划桨,把执行性、操作性事务交给市场和社会,政府集中精力于目标设定、资源配置和绩效监督,从而实现从过程管理到结果管理的转变。

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购买服务的适用边界。根据这一理论,一项服务究竟应当由政府内部生产还是外部购买,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而交易成本又受到资产专用性、服务可测量性和交易频率的影响。如果服务成果容易测量、市场竞争充分、资产专用性低,则外部购买的效率优势明显;反之,如果服务质量难以度量、承接主体数量极少、需要高度专用性投入,则外部购买容易导致合同不完全和机会主义行为,此时政府内部提供可能更有效率。这解释了为什么某些专业性极强或涉及公权力的事项不宜外包。

委托代理理论则刻画了购买服务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购买主体是委托人,承接主体是代理人,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承接主体更了解服务的真实成本和质量水平,而购买主体难以完全观测其努力程度。由此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例如承接主体在投标时低报成本、中标后降低服务标准。解决之道包括设计激励相容的合同,将部分付费与绩效挂钩;加强履约监管与第三方评估;建立承接主体的信用记录和退出机制;以及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以竞争压力替代部分监督成本。

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理论强调,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可以分离。提供指的是决定服务的内容、标准、数量和资金安排,属于政府责任;生产指的是把投入转化为服务产出的具体过程,可以由多元主体承担。这种分离使得政府在保持公共服务责任的同时,借助社会力量提高生产效率。该理论还提示,多元供给可能带来公平性问题,例如服务提供者可能挑选低成本的顾客即撇脂,因此政府需要设计普惠性的准入规则、服务质量标准和补偿机制,确保弱势群体同样获得服务。

绩效评价理论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质量管理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常用的评价框架包括投入、产出、结果和影响四个层次,以及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四维标准。实践中通常结合服务数量核查、质量抽查、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第三方专业评估和成本效益比较等方法。评价结果应当与资金拨付、合同续签和承接主体信用评价挂钩,形成闭环管理。若评价流于形式,购买服务就可能退化为简单的资金转移,丧失改革本意,因此评价制度的设计是政府购买服务成败的关键环节。

五、常见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把政府购买服务当作甩包袱、减少责任的手段。购买服务转移的是服务的生产环节,而不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政府仍然要对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和质量负责,必须履行合同管理、过程监督和绩效评价职责。如果政府签完合同就不闻不问,一旦承接主体履约不力或中途退出,公共服务的连续性就会中断,最终受损的是公众利益和政府公信力。

第二个误区是用购买服务规避人员编制管理,变相增加编外用工。政策明确把劳务派遣方式用工和购买主体的人员招录聘用列入负面清单,正是针对这一现象。购买服务购买的是服务成果,不是劳动力;承接主体的员工与购买主体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任何以购买服务名义长期固定用工、从事日常行政事务的做法,都属于违规操作,应当予以纠正。

第三个误区是把政府购买服务当作融资渠道。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将融资行为纳入购买服务,禁止以购买服务名义举借债务或变相为建设工程、货物采购提供资金通道。现实中曾出现把工程和服务打包、以购买服务合同名义锁定多年财政支出,实质上形成政府隐性债务的做法,这类行为已被严格禁止。购买服务应当限于服务事项本身,不得成为财政风险的藏身之处。

第四个误区是认为所有公共服务都适合购买,或者认为购买一定比政府自办更优。购买服务的适用性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服务可测量性、竞争充分性和监管能力。在承接主体稀缺、服务质量难以判定、专业性要求极高的领域,盲目外包可能带来质量下降和成本上升。是否购买、购买多少,应当经过必要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论证,并结合本地实际审慎决策。

第五个误区是忽视培育承接主体这一基础工作。政府购买服务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足够数量、具备专业能力的承接主体参与竞争。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两家机构,竞争便无从谈起,价格和质量也失去约束。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购买服务时,应同步支持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登记与监管、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形成多元、竞争、有序的服务供给市场。

六、总结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借助市场化机制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重要制度创新。它以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和购买程序为基本构成要素,以两个清单管理购买范围,以合同和绩效评价管理服务成果,实现了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的分离,推动政府从养人办事向花钱买服务转变。它既服务于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支出优化,也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发展提供了空间。

把握好政府购买服务,需要在几个关系上取得平衡: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坚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在放权与监管之间坚持责任不转移;在竞争与培育之间坚持先规范后发展;在自主创新与依法依规之间坚持守住负面清单底线。理解这一制度,既要看到其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也要认识到它不能替代政府的基本责任,更不能成为规避编制管理、变相举债的通道。

参见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特许经营
  • 政府采购
  • 公共服务供给
  • 社会组织

参考资料

[1] [2] [3] [4] [5] [6]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2. ↑ 财政部.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Z]. 北京: 财政部令第102号, 2020.
  3.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Z]. 2013.
  4. ↑ 财政部, 民政部. 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Z]. 2016.
  5. ↑ 王名.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6. ↑ 欧文·E·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M]. 张成福,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