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捐赠
教育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地将财产赠与教育事业或教育机构的行为及其形成的资金投入。教育捐赠属于社会公益捐赠的一种,接受捐赠的对象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基金会、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其他依法可以接受捐赠的教育公益组织,捐赠的财产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图书、设备、房产、股权等实物或权益。在中国,教育捐赠与财政投入、学费收入共同构成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是国家鼓励扩大社会投入、完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体制的重要内容。[1]
概念界定
教育捐赠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自愿性,捐赠须出于捐赠人真实意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变相摊派,学校不得把捐赠与招生、入学挂钩。二是无偿性,捐赠人捐出财产后不要求对价回报,不据此取得教育机构的产权或收益分配权。三是公益性,捐赠须用于教育公益目的,受赠主体应为依法登记的教育机构或慈善组织。四是专属性,按照教育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教育的捐赠,必须用于教育,不得挪用、克扣。[2]
从形式上看,教育捐赠既包括面向学校或教育基金会的直接捐赠,也包括通过希望工程等公益项目进行的捐赠;既有大额冠名捐赠,也有面向社会公众的小额募捐。捐赠人可以是境内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境外人士和组织,教育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境内、境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
制度沿革与法律依据
捐资兴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传统,书院、义学多赖乡绅捐建。近代以来,捐资助学在办学经费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教育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捐赠规模有限。改革开放以后,捐赠逐步获得法律确认:1986年义务教育法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及个人自愿捐资助学;1995年教育法专条鼓励境内、境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并规定捐赠必须用于教育;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系统规定了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捐赠财产使用与监督的基本制度;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为教育基金会接受和管理捐赠提供了组织制度基础;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进一步确立了慈善募捐、慈善财产、信息公开等规则,教育类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须依法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并备案募捐方案。
税收激励是教育捐赠制度的重要组成。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配套规定,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教育等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扣除。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3]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进一步提出,完善社会捐赠收入财政配比政策,按规定落实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发挥各级教育基金会作用,吸引社会捐赠,这把教育捐赠纳入了国家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的整体设计。[4]
内容与类型
教育捐赠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按捐赠主体,分为个人捐赠、企业捐赠、社会组织捐赠和境外捐赠;个人捐赠包括校友捐赠、知名人士捐赠和普通公众的小额捐款,企业捐赠则包括资金捐赠、设立企业冠名基金、实物捐赠等形式。按捐赠对象,分为面向高等教育的捐赠、面向基础教育的捐赠和面向其他教育领域的捐赠,其中高等教育尤其是知名高校获得的社会捐赠占比最高,校友是企业与个人捐赠的重要来源。按捐赠财产形态,分为货币捐赠、实物捐赠(图书、仪器、校舍)、权益捐赠(股权、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近年来教育基金会依法探索接受股权、保险等新型捐赠方式。按捐赠用途,分为非限定性捐赠和限定性捐赠,前者由受赠方统筹安排使用,后者须按捐赠人指定的用途使用,如设立奖助学金、资助学科建设、支持教师发展等。
在受赠管理方面,受赠的教育机构或教育基金会应当向捐赠人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捐赠人凭票据依法享受税前扣除;受赠方须建立捐赠财产使用管理制度,尊重捐赠人意愿,按照公益目的和章程规定使用捐赠财产,定期向捐赠人和社会公开使用情况,接受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和审计机关的监督。
中国实践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捐赠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教育经费总投入中社会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领域,校友捐赠文化逐步形成,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向高校捐赠大额资金用于建设图书馆、实验室,设立讲席教授和奖助学金;不少高校成立教育基金会,建立专业的筹资与发展联络机构,年度募捐收入显著增长。在基础教育领域,希望工程自1989年实施以来,动员社会捐资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援建希望小学,成为中国影响最广的教育公益项目之一。各级教育基金会通过奖教奖学、资助贫困师生、支持学校建设,把捐赠资源精准送达教育一线。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为例,该项目依托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实施,2025年投入10亿元,滋蕙计划资助中西部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32.13万人,励耕计划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教师5.61万人,润雨计划资助受困学校500所,体现了规范化、项目化运作的教育公益资助体系。[5]
民政部门在答复相关提案时也明确表示,将持续引导慈善组织合法运作,研究降低慈善活动支出比例限制等措施,支持更多教育类慈善组织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加大对教育捐赠的引导力度,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教育公平中的作用。[6]
问题与发展
教育捐赠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总体规模与教育需求相比仍然有限,社会捐赠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不高,与美国等私立教育传统深厚的国家相比差距明显。二是分布不均衡,捐赠高度集中于少数知名高校和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学校、县域中小学获得的社会捐赠很少,一定程度上存在"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的现象。三是激励与监管制度有待完善,非公募教育基金会获取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条件曾一度偏紧,捐赠信息不对称、部分基金会透明度不足影响了公众捐赠意愿。四是个别地方出现过借捐资助学之名乱收费的现象,如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此类行为已被明令禁止,属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重点内容。
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落实和完善社会捐赠收入财政配比政策,健全税收激励与资格认定机制;加强教育基金会能力建设和信息公开,提升公信力;发展高校校友工作和专业筹资队伍,培育捐赠文化;把捐赠资源更多引向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和困难师生,促进教育公平;同时严格禁止摊派募捐和与入学挂钩的变相收费,维护教育捐赠的公益属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