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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学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教育文化学是以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分支学科。它运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考察教育活动的文化内涵、教育对文化的传递与创造功能以及文化对教育观念、制度与实践的制约作用,力图在文化视野中重新理解教育的性质与使命。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教育文化学既不同于侧重思辨的教育哲学,也不同于侧重实证的教育社会学,其突出特点是把教育视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活动,关注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学科简介

教育文化学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如何继承、传播、选择和创造文化,二是文化如何塑造教育的目的、内容、形式与精神气质。在中国学界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界定中,教育文化学以人类的教育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多角度地透视并理解人类的教育活动,重点在于深入诠释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例如研究不同国家的教育观念各自体现了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教育制度中体现着一国怎样的教育文化。[1]更进一步的学科界定则主张,教育文化研究强调教育活动的文化内涵和各类文化实践的教育功用,其目的是把教育作为一项文化行动,关注教育实践对社会文化背景的依赖与促进关系,研究范式上强调价值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

从学科属性上看,教育文化学处于教育学与文化学的交汇地带,属于教育学中的应用性、综合性分支学科。它所讲的“教育文化”,通常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层次的教育文化,如校舍、教具、教材等教育活动的物质载体;二是制度层次的教育文化,如学制、学校组织、考试制度、师生关系规范等;三是精神层次的教育文化,集中表现为教育中人的教育观念、思想意识、情感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思潮、教育风气与教育流派。精神层次的教育文化被认为是教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支配着制度层次和物质层次的教育文化。[2]

在教育学科的体系中,教育文化学与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历史学等学科关系密切,但各有侧重。教育社会学关注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教育人类学侧重用田野工作的方法考察教育中的文化传承,教育文化学则以“教育与文化”这一关系本身为中心议题,既包括对宏观文化进程与教育关系的探讨,也包括对学校内部教师文化、课程文化、学生文化等微观形态的分析。

学科形成与发展史

教育与文化的思想关联在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有学”的观念,已经把教育看作维系文化传统、养成社会风俗的根本手段;古希腊思想家关于教化与城邦公民培养的论述,同样体现了教育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自觉联系。但是,把这些思想上升为系统的学科研究,则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事情。

德国是教育文化学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十九世纪末,以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主张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教育过程是一种历史文化过程;认为教育研究既不能采用纯粹的概念思辨,也不能照搬实验教育学的数据统计,而必须采用理解与解释的方法。文化教育学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促使社会历史的客观文化向个体的主观文化转变,把个体的主观世界引向博大的客观文化世界,培养完整的人格,其主要途径是“陶冶”与“唤醒”。这一学派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德国乃至世界的教育学发展,为教育研究确立了文化取向的传统。[3]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进一步走向实证化。人类学家把学校视为文化传递与文化接触的场域,考察不同族群的教育实践、学校中的亚文化以及教育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教育人类学的兴起为教育文化研究提供了田野工作的方法支持。与此同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关于意识形态、霸权与文化再生产的讨论,也影响了教育研究的文化路向,促使研究者关注教育制度中的权力关系与文化意义。

在中国,教育文化学的自觉建设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教育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八十年代前后,教育学界围绕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展开了大量讨论,教育文化问题从教育史、教育哲学研究中逐渐独立出来。进入九十年代,陆续出现了以“教育文化学”为名的专著与教材,尝试建立这门学科的范畴体系。二千年前后,有关学者出版《教育文化学》,从文化概念的历史流变入手,系统梳理文化传播、冲突、变迁、整合等宏观文化进程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并剖析学校场域中的教师文化、课程文化、学生文化等微观形态,明确提出学校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的观点,标志着中国教育文化学学科框架的初步形成。近年来,教育文化研究在教育学界持续拓展,出现了从教育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视角切入的研究群体,教育叙事、图像研究、生活史研究等方向成果不断涌现。[4]

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

教育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基本理论。包括教育的文化功能,即教育对文化的传递、选择、整合与创造;文化的教育功能,即文化传统对教育目的、课程内容、师生关系和教育方式的深层制约;以及教育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时代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教育观念往往体现各自的文化传统,教育制度中同样凝结着一国的教育文化,比较不同文化中的教育差异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课题。

第二,教育文化的形态研究。教育文化学把教育活动本身视为一种文化存在,研究其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次的形态。就空间范围而言,教育文化可分为学校教育文化、社会教育文化与家庭教育文化;就活动形式而言,可分为精英教育文化与大众教育文化、普通教育文化与职业教育文化;就历史维度而言,可分为传统教育文化与现代教育文化。学校文化是其中研究最为集中的部分,涉及校风学风、校园环境、仪式活动、教师群体文化与学生群体文化等具体形态。

第三,学校内部的微观文化研究。包括课程文化,即课程知识的选择与组织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教学文化,即课堂中的话语方式与交往结构;教师文化,即教师群体的职业信念、行为规范与同僚关系;学生文化,即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代际特征。这些微观研究强调尊重日常教育实践,从师生的生活世界中发现文化的意义。

第四,教育变迁的文化研究。考察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教育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教育改革中文化阻力与文化支持等问题。研究者主张,在理解并尊重本土教育经验的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塑造新的教育文化,体现了文化主体自觉的取向。

研究方法

教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多学科特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历史文献方法。通过梳理教育典籍、教材、制度文书与私人日记书信等材料,考察教育观念与教育文化的历史演变,重视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教育。

二是田野工作与参与式观察。研究者深入学校、课堂与社区的教育生活场景,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活动并进行实地观察,以获得对教育文化的整体性理解,这是从文化人类学借用的核心方法。

三是教育叙事与生活史研究。以叙事的方式描述、诠释和理解鲜活的教育体验与经验,通过个体的生活历史材料,探究个人生活经验与社会境遇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日常教育生活的意义。口述史方法通过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研究教育的历史,为普通教师与受教育者保存了话语空间。

四是图像与跨文化比较方法。图像法把图像看作超越语言文本的复杂符号系统,通过解读与诠释呈现教育文化中丰富的认知图景;跨文化比较则对不同社会文化的教育进行比较,揭示教育文化的多样性与普遍性。此外,话语分析、个案研究等方法在教育文化研究中也被广泛运用。

总体来看,教育文化研究既重视宏大的历史阐述,也重视微观的教育叙事;既重视教育思想与制度的研究,也重视教育生活的研究;既重视政治经济等显见的教育影响因素,也重视家庭、交往与成长经历等隐性的教育影响因素,关注教育的多元文化主体,倾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声音。这种多元并用的方法论取向,构成了教育文化学区别于量化取向教育学科的显著特点。[5]

代表学者与著作

在西方,狄尔泰的《关于普遍妥当的教育学的可能》为文化取向的教育学奠定了哲学基础,他提出的“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生命”成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经典表述;斯普朗格的《教育与文化》系统论述了教育在文化传承与创造中的作用,把培养完整人格视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利特的《职业陶冶、专业教育、人的陶冶》讨论了职业训练与人格陶冶的关系。此后,诺尔、福利特纳、鲍勒诺夫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文化教育学,形成了不同的支派。在文化人类学与教育研究方面,美国学者对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研究、英国学者关于文化再生产的讨论,都对教育文化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批学者致力于教育文化学的学科建设。郑金洲所著《教育文化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并被列入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该书尝试构建教育文化学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教育文化学的学科形成具有标志性意义。丁钢及其学术团队长期倡导多学科视角的教育文化研究,主编相关辑刊,推动教育叙事、图像证史、教育人种志等方法在中国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使教育文化研究形成了具有国际交流能力的学术群体。此外,鲁洁、金生鈜等学者关于教育与文化、价值的研究,也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教育文化学的理论内容。

发展趋势与应用

当代教育文化学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其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传统的教育与思想、制度的研究,延伸到教育与影像、音乐、建筑、媒体、行业传承等广泛议题,教育文化的日常形态得到更多关注。其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文化研究、叙事研究等领域的方法被综合运用,细致的、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其三,国际化视野与本土自觉并重,研究者一方面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研究教育,另一方面在国际化视野中反观中国教育,努力建设本土的教育文化知识体系。

在应用方面,教育文化学的成果对教育实践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在学校层面,学校文化建设已成为学校改进的重要途径,教育文化学关于学校文化结构与生成机制的研究,为校风建设、校园环境设计与课程文化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课程与教学层面,课程文化研究促使人们反思课程知识选择背后的文化立场,推动多元文化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融入。在政策层面,教育文化研究提醒决策者重视教育改革的文化土壤,避免脱离本土文化条件的制度移植。随着社会转型与文化多样性的增强,教育文化学在理解教育、改进教育方面的价值将进一步显现。[6]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