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理论
文化历史理论是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个体心理发展理论,又称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或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维度解释人类语言、思维等高级心理机能的形成机制,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并非从个体内部自发产生,而是在社会交往中通过语言、符号等中介手段逐步内化而成。理论所包含的两种心理机能、中介说、内化学说、最近发展区以及教学与发展关系等思想,成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社会文化研究和当代教育心理学的重要源头。[1]
概念界定
文化历史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人的心理发展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的制约。维果茨基把心理机能区分为低级心理机能与高级心理机能两类。低级心理机能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为人和动物所共有,包括感知觉、注意、记忆和情绪等直接的心理形式;高级心理机能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为人类所特有,表现为随意注意、逻辑记忆、抽象思维和高级情感等,其结构以语言、符号等精神工具为中介。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中介性。动物的心理活动直接受刺激支配,人的高级心理活动则通过符号和工具间接展开。维果茨基借用物质生产工具作类比:物质工具指向外部,改变劳动对象;语言符号指向内部,调节人的行为。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心理结构,控制自然与控制行为是相互关联的过程。[2]
产生背景
维果茨基1896年生于苏联,1924年起在莫斯科大学和苏联教育与人民委员部所属机构从事心理学与缺陷儿童教育工作。当时的苏联心理学界正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重建心理学,既反对把心理现象归结为生物本能的反射论,也反对脱离社会历史的内省心理学。维果茨基在不到四十年的短暂生涯中写下大量著作,涉及心理学方法论、语言与思维、儿童发展、缺陷儿童教育和艺术心理等问题,其代表作有《教育心理学》《语言与思维》和《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等。
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之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如何产生的?他反对把发展视为内在潜能的自然展开,也反对把教育理解为外部知识的简单灌输,而试图阐明社会文化如何通过具体的活动和交往转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20世纪60年代以后,其著作被译介到西方,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情境认知理论和社会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3]
中介说与符号工具
中介说是文化历史理论的基石。维果茨基认为,人的行动不是直接作用于客体,而是通过工具或符号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工具最初存在于社会实践中,儿童在与成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步掌握这些工具,并借助它们组织自己的心理活动。当儿童学会用词来标记对象、规划行动和调节注意时,外部的社会性工具就转化为内部的心理工具。
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维果茨基认为语言不仅是思维的表达工具,更是思维形成的条件。语词把经验加以概括和分类,使个体能够脱离具体情境进行抽象思维。他提出,自我中心言语并非思维不成熟的表现,而是儿童规划与调节行为的重要手段;随着发展,这种出声的自言自语逐步内化为内部言语,成为思维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改变了人们对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传统理解,也为语言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4]
内化学说
内化是文化历史理论解释心理发展的关键机制。维果茨基提出两条普遍的发展规律:其一,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只能产生于协同活动和人际交往之中;其二,新的心理过程结构最初必须在人的外部活动中形成,然后才可能转移到内部,成为内部心理过程的结构。
内化并非简单的复制或搬运,而是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以儿童学习计算为例,最初儿童依靠手指或实物进行外部操作,随后在成人言语指导下逐步摆脱实物,用语词和数字替代实物进行心算,最终形成内部智力动作。高级心理机能最初以社会交往的形式存在,经过多次重复和变化,才转化为个体稳定的心理机能。苏联心理学家后来提出的智力动作按阶段形成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内化学说。[5]
最近发展区与教学发展关系
最近发展区是文化历史理论中教育意义最为突出的概念。维果茨基认为,至少应区分两种发展水平:第一种是现有发展水平,指个体独立解决问题所能达到的心理机能水平;第二种是在成人指导或更有能力同伴帮助下所能达到的潜在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即为最近发展区,它标示着个体当前尚未达到、但在适当帮助下最有可能达成的发展区间。
由此,维果茨基提出"教学应当走在发展的前面"的著名命题。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学生已经掌握的内容上,也不能超越其潜在水平,而应定向于最近发展区,通过提供帮助激活学生尚未成熟但正在形成的心理机能。他还提出学习存在最佳期限的思想,认为教某种内容必须考虑儿童成熟的条件,同时教学本身又推动心理机能的成熟。维果茨基把教学理解为"人为的发展",强调教学对发展内容、水平和速度的决定作用。
最近发展区概念进入教育实践后,催生了支架式教学、交互式教学等模式。支架式教学要求教师准确诊断学生现有水平,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持,并随着学生能力提升逐步撤除支持,把监控和探索的责任转移给学生。研究者指出,最近发展区是描述性概念,难以精确测量,因此有学者尝试用学习倾向测验与学业成绩测验结合的方法估计学生可能达到的成绩区间,以增强其可操作性。[6]
教育应用
文化历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以学生的现有水平为起点,设置略高于其独立能力的任务,并通过提示、示范、分解任务和言语指导等方式搭建支架,帮助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在学习方式上,该理论强调社会互动的价值,认为成人与儿童、儿童与儿童之间的对话合作能够促进经验共享与思想碰撞,从而为合作学习、小组探究和项目学习提供理论支持。
在评价方式上,维果茨基的思想催生了动态评价。与传统静态测验只测查学生独立完成的成绩不同,动态评价关注学生在提供帮助或指导后所能达到的水平,重视学习过程与发展潜能。这一思路对过程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在心理健康教育中,该理论提示教育者从文化适应与人际关系角度理解学生困扰,通过优化交往环境和社会支持系统促进心理机能健康发展。[7]
影响与发展
维果茨基去世后,其学生和同事列昂节夫、鲁利亚等人继承并发展了文化历史理论。列昂节夫把研究重心转向活动的结构,提出活动、行动和操作三个层次的分析框架,强调活动是心理发展的源泉,形成活动理论的基本雏形。鲁利亚则从神经心理学角度研究高级心理机能的脑机制,推动了心理机能系统理论的发展。后来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在列昂节夫的基础上提出活动系统三角模型,发展出第三代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广泛应用于教育与组织变革研究。
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布鲁纳、科尔等人重新发现并推广维果茨基的思想,使其与建构主义、情境认知和分布式认知等取向相互融合。我国心理学与教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译介和研究该理论,并将其用于课程教学改革和教师教育。[8]
争议与评价
文化历史理论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孤立研究个体内部心理过程的传统,揭示社会文化和语言符号在高级心理机能形成中的决定作用,提出最近发展区这一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概念,直接推动了支架式教学、合作学习和动态评价的发展。
这一理论也受到一些质疑。其一,内化概念在维果茨基著作中更多是一种理论假设,其具体微观机制尚缺乏充分的实证说明,容易被批评为把社会过程单向地移植到个体内部。其二,最近发展区作为描述性概念缺少统一测量标准,在班级授课条件下难以对每名学生进行个别化诊断。其三,理论强调社会文化的制约作用,对个体生物成熟和遗传差异的关注相对不足。其四,不同文化中的交往方式、语言结构和教育制度差异显著,理论的普遍适用性需要结合本土情境检验。
尽管存在争议,文化历史理论仍是当代学习理论和教育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其关于中介、内化和最近发展区的思想持续启发着教学创新与研究。[9]
参考资料
- ↑ 维果茨基心理学思想的意蕴与启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 ↑ 科普中国: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观,科普中国。
- ↑ 科普中国:个体发展心理学,科普中国资源服务。
- ↑ 维果茨基心理学思想的意蕴与启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 ↑ 科普中国: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观,科普中国。
- ↑ 最近发展区的诊断与实现,中国教育新闻网。
- ↑ 科普中国:最近发展区,科普中国资源服务。
- ↑ 科普中国:潜在发展区,科普中国资源服务。
- ↑ 维果茨基心理学思想的意蕴与启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