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
斯金纳(1904—1990)是美国心理学家,激进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可观察的行为,主张行为的形成与维持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是内在的心理状态;他通过系统的实验揭示了操作性条件作用的规律,提出强化程式、塑造与消退等概念,并把这一套原理推广到教育、临床与社会设计。他的名字与“斯金纳箱”联在一起,既代表了行为主义最精致的实验成就,也招致了关于决定论与人性观的最激烈批评。[1]
从文学青年到行为实验室
斯金纳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城,大学读的是英国文学,曾梦想成为作家。毕业后他尝试写作,却感到无从下笔,于是转而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初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他受到生理学传统与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决心把行为当作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他不满足于巴甫洛夫式的应答性条件作用——那种学习依赖刺激与刺激的配对——而要研究有机体主动发出的操作行为如何被后果所塑造。
他设计了一种后来以他命名的实验箱:箱内有一只杠杆或按键,动物按压后可以获得食物丸。与巴甫洛夫用狗研究唾液分泌不同,斯金纳关心的是动物“做了什么”以及“做了之后发生了什么”。这种安排使他能够精确控制强化的时机、频率与强度,从而把行为的变化放在可测量的条件下考察。他的实验多以鸽子与大鼠为对象,方法上的严整使行为分析成为一门实验科学,而不是停留在哲学思辨的层面。[2]
操作性条件作用的基本原理
在斯金纳的体系中,操作性行为由后果调节。若某一行为之后跟随强化物,该行为出现的频率上升,称为强化;若跟随厌恶刺激或强化物的撤除,频率下降,称为惩罚。强化又分正负:正强化是给予愉快刺激,负强化是撤去厌恶刺激,两者都增加行为;惩罚则是给予厌恶刺激或撤去愉快刺激,两者都减少行为。这一套区分澄清了日常语言中“奖励”与“惩罚”的混乱——负强化并不等于惩罚,它是通过移除不适来增强行为,比如因为头痛而吃药,头痛消失加强了吃药的行为。
行为的消失并不等于被遗忘。当强化停止,行为频率会逐渐下降,这叫消退;但消退过程中行为常常先短暂增强,出现所谓的消退爆发,且过一段时间后可能自发恢复。斯金纳还研究了泛化与分化:与强化刺激相似的情境会引发同样的反应,而通过差别强化,有机体学会只在特定情境下反应。这些现象说明,行为的增减不是简单的开关,而是有节律、有反复的过程,这为后来的行为矫正提供了可操作的原则。[3]
强化程式
斯金纳最重要的实验贡献之一是强化程式的分析。连续强化指每一次正确反应都给予强化,学习快但消退也快;部分强化指只对部分反应给予强化,包括按反应次数计算的比率程式与按时间间隔计算的时距程式,各又有固定与可变之分。可变比率程式产生高而稳定的反应率,且极难消退,赌博之所以难以戒除,正因为它近似于这种程式;固定时距程式则产生周期性节律,强化临近时反应骤增,其余时间则相对稀疏。
这一发现说明,行为的强度与持久性不只取决于强化物的性质,还取决于给予强化的时间结构。用同样的奖励,安排在不同时间点上,塑造出的行为模式可以截然不同。在教育与训练中,这些程式被用来设计学习节奏:新技能先用连续强化建立,再逐步过渡到间歇强化以维持;塑造则通过强化逐步接近目标的行为序列,把复杂动作分解成可被强化的中间步骤。斯金纳曾用塑造教会鸽子打乒乓球、走八字,这些演示在当时颇为轰动,也说明行为可以被相当精确地“编程”。[4]
行为分析的方法论
斯金纳对心理学的方法学也有独特贡献。他不依赖大样本的组间平均,而主张以单个有机体为对象、以反应率为因变量、以累积记录为呈现方式,通过在同一被试身上反复操纵条件来建立函数关系。这种设计后来被称为单被试实验设计,它把“控制”建立在个体内部的稳定性之上,而不是统计上的组间抵消。在他看来,把许多个体平均之后,个体的行为过程反而被抹平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人造的统计量。
这种取向带来了方法上的自觉,也带来了局限。强调可观察的反应率,使行为分析对“意义”“预期”“表征”这类内部过程缺乏语言;以动物模型推及人类复杂行为,跨度始终是理论薄弱之处。不过,单被试设计在应用行为分析与特殊教育中被证明极为有效,因为它能直接回答“对这个孩子,哪种安排更管用”,而不必等待大样本研究给出平均效应。
从实验室到社会设计
斯金纳从不掩饰把原理推向社会的意图。20世纪50年代,他设计教学机器,把教材分解为小步子,学生每答对一步即得到即时反馈,这就是程序教学的雏形。他认为,传统课堂的反馈太迟、太稀疏,一个学生要等到一周后拿到批改过的作业才知道对错,学习的低效很大程度上是强化安排不当所致。这一思路后来演化为计算机辅助教学与行为目标教学,影响延续至今。
1948年,他发表小说《沃尔登第二》,描绘一个以行为原理组织起来的小型社会;1971年出版《超越自由与尊严》,主张“自由”与“尊严”这些概念妨碍了用科学方法解决行为问题,因而应当被重新审视。这些著作使他成为公共知识界争论的焦点,也使他被指责为为操纵与极权辩护。他的立场其实是功利主义的:如果行为可以被环境塑造,那么就有责任把环境设计得使人过得更好,而不是放任偶然的强化塑造出问题行为。
争议与影响
斯金纳面临的最有力批评来自乔姆斯基。20世纪50年代末,乔姆斯基评论斯金纳的《言语行为》,指出用强化原理解释语言习得是循环论证:任何行为都可以事后被解释为“被强化”,这套理论因此缺乏可证伪性;儿童掌握语言的速度与创造性,也难以用逐句强化来说明。这篇评论被广泛视为认知革命兴起的标志之一,行为主义在语言与思维领域的统治由此瓦解。[5]
另一类批评针对其人性观。把行为完全归因于环境与强化史,被视为否定了人的自主与内在动机;教育中过度依赖外部奖励,可能削弱原有的兴趣,这一点后来被德西等人的实验所证实。行为矫正的早期实践也引发伦理争议,关于谁有权决定“该被强化成什么样的人”,至今仍是应用行为分析必须回答的问题。
但在方法论层面,斯金纳的遗产是坚实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的实验范式、强化程式的规律、塑造与消退的原理,已成为学习与行为研究的基础内容;代币制、行为契约、应用行为分析等技术,直接源自他的框架,并在特殊教育、成瘾治疗与组织管理中广泛使用。他的失败在于对内在心理过程的排斥,他的成功在于证明:只要把行为放在精确控制的条件下,后果对行为的塑造就呈现出可重复的规律。
参考资料
- ↑ B. F. Skinner,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B. F. Skinner: Theory and Experiments,Simply Psychology,2023年
- ↑ Operant conditioning,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Operant Conditioning: 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Simply Psychology,2023年
- ↑ Reinforcement,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