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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叔(先秦时期人物)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方叔,方氏(一说姬姓),名叔,周宣王时期的卿士与军事统帅。他以南征荆蛮、威服南方而著称,《诗经·小雅·采芑》全篇即咏其事,诗中“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诸句,是有关他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同期文学记载。

方叔之名,除《采芑》外,先秦文献仅零星涉及。《国语》《左传》皆不载其人,《史记·周本纪》记宣王中兴亦未列其名。因此,方叔的生平,几乎全部依赖这一首诗来重建;而《诗经》是文学作品,其中的数字、场景、语气,皆有夸饰与程式化的可能。写作方叔词条,首要的工作不是“补全传记”,而是“辨析这首诗能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

名号与族属

“方叔”二字,如何理解?

一说“方”为氏,“叔”为排行。周代男子称氏不称姓,“方”若为氏,则其家族当有“方”之封邑或职事。但“方”作为氏,在文献中极少见,西周金文亦无明确的“方氏”记载。

一说“方”为字或美称,“叔”为其名。《诗经》中“叔”字常用于称美男子,如《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卫风·淇奥》之称“叔兮伯兮”。“方叔”之“叔”,可能是尊称而非排行。

一说“方”即商代“方国”之后。商代有“方”方国,见于甲骨卜辞,其地望在今山西南部或河南北部。若方叔为“方”之遗裔,则其以国为氏,这与周初“殷民六族”“怀姓九宗”的处置方式相合。

三说并存,无一定论。《毛诗》郑笺于“方叔”无注,孔颖达疏亦不言其世系,可见唐人所见材料已不足征。宋人朱熹《诗集传》只说“方叔,宣王时卿士”,这是最谨慎的表述。

值得注意者,后世姓氏书(如《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多以方叔为“方姓”始祖之一,称“方氏出自方雷氏,周宣王时方叔之后”。此类追溯,多本于谱牒,可靠性有限,然亦可见方叔在后世宗族记忆中的位置。

《采芑》四章细读

《采芑》全诗四章,章十二句,是《小雅》中篇幅较长的征伐诗。

首章:“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以“采芑”(苦菜)起兴,转入方叔的军容。“新田”“菑亩”是开垦年限不同的田地,《尔雅·释地》说“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此处并举,或暗示军队屯驻之地。“其车三千”是全诗最著名的数字,下文详论。“路车有奭”以下,写主帅车乘的装饰:竹簟为车蔽,鱼皮为箭袋,马胸有钩膺,马辔为革制。

次章:“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軧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中乡”即乡中。“旂旐央央”写旗饰鲜明。“约軧错衡”写车毂与车衡的装饰,“八鸾玱玱”写马铃之声。“朱芾斯皇”写红色蔽膝,“有玱葱珩”写佩玉之声。一章写车马,一章写服饰,层次井然。

三章:“鴥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以“飞隼”起兴,喻军势之疾。“钲人伐鼓”写鸣金击鼓,“陈师鞠旅”写列阵誓师。“伐鼓渊渊”写鼓声深沉,“振旅阗阗”写班师时车马之声。

四章:“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正面写战事。“蠢尔蛮荆”是斥敌之辞,“大邦为雠”指荆蛮与周为敌。“元老”二字,说明方叔此时已非少壮。“克壮其犹”谓其谋略老成。“执讯获丑”谓俘获敌人。“如霆如雷”写兵威。末句“征伐玁狁,蛮荆来威”,把北伐与南征并提,说明方叔的威望是“南北兼著”的。

四章之中,前三章反复出现“方叔涖止,其车三千”,这种复沓是《诗经》的典型手法,其效果是强化“方叔—大军”的关联。读者留下的印象,不是某一场战役的细节,而是一个“统率三千乘战车的元老”的形象。

“其车三千”的数目之争

“其车三千”是全诗最关键、也最可疑的一句。

若“三千”指战车数,按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通说,则三千乘合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万六千,共二十二万余人。这个数字,远超西周任何一次已知的军事行动,也超出当时的人口与后勤能力。

历代注家对此有三种处理。

其一,郑玄笺:“方叔……率其士众,其车三千乘。”——照字面解为三千乘,不加怀疑。

其二,孔颖达疏提出“三千”当为“合兵车士卒之数”或“举其成数”。他说:“言其车三千,则士卒之数可知。”意即“三千”是“车”与“卒”的合计单位,非纯车数。此说较为圆通,但仍未解决数字过大问题。

其三,清人异说。戴震《毛郑诗考正》疑“三千”为“三百”之误;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以为“三千”是“陈师”之数,即列阵之车,非全军之车。今人高亨《诗经今注》径直说“三千,形容其多,非实数”。

三种处理,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困境:《诗经》的数字,往往不是“统计数字”,而是“修辞数字”。如同《诗经·大雅·大明》“其会如林”形容牧野之师,《鲁颂·閟宫》“公车千乘,朱英绿縢”形容鲁国之军,皆以“多”为尚,不必尽实。

但也不能一概归之于夸饰。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如禹鼎记“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多友鼎记“俘戎车百乘”,可见当时战争规模确实不小。三千乘或许夸张,但“大规模车战”这一背景,当非虚构。

写作词条时,妥当的做法是:列出数字,说明争议,指出“三千”不宜径作实数,同时承认它反映了宣王时期周室仍能动员庞大兵力的历史印象。

南征的对象与地望

《采芑》所记的征战对象,是“蛮荆”,即楚国。

“荆”为楚之旧称。《诗经·商颂·殷武》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之句,说明商代已有“荆楚”之称。《国语·晋语八》说“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可见楚在周初被视为“荆蛮”,地位在诸夏之下。

宣王时楚国的君主,文献无明确记载。《史记·楚世家》于熊霜、熊徇、熊鄂之间,记事极简,仅云“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据此推算,方叔南征的时间,约在宣王初年至中期。

“荆蛮”的地望,当在汉水流域与长江中游之间。楚都丹阳,旧说有秭归、枝江、丹淅诸说;至熊绎受封,都丹阳;至熊渠时“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势力已及汉东。方叔所伐,当是汉水以北、南阳盆地一带的楚之势力。

《诗经·大雅·江汉》记召虎平淮夷,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之句,与《采芑》的南征,构成宣王“南方经营”的两个阶段:先以方叔却楚,再以召虎定淮夷。两诗对读,可见宣王南征的整体布局。

《采芑》末句“征伐玁狁,蛮荆来威”,把北伐与南征合说。这提示我们:宣王的军事行动是“两线并举”的,北御玁狁、南征荆蛮,互为牵制。方叔的功业,须放在这一全局中看,才不至于被“南征”二字局限。

宣王中兴的军事班底

方叔不是孤立的名称,他与一批同僚共同构成了“宣王中兴”的军事班底。

《诗经》中可考者,至少有六人:尹吉甫(《六月》《崧高》《烝民》)、南仲(《出车》《常武》)、方叔(《采芑》)、召虎(《江汉》《崧高》)、皇父(《常武》《十月之交》)、程伯休父(《常武》)。

这六人的分工,大体如下:尹吉甫北伐玁狁,“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南仲“城彼朔方”,筑城防御;方叔南征荆蛮;召虎平淮夷,“式辟四方”;皇父与程伯休父从王“以修我戎”,“惠此南国”。

这一班底的构成,有一个特点:多非姬姓宗亲。尹氏、南氏、方氏、召氏(召公之后,姬姓)、皇氏、程氏,其中明确为姬姓者仅召氏。这与周初“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格局已有不同:至西周晚期,异姓贵族已占据军事要职。

另一个特点,是“文武兼资”。尹吉甫既能“薄伐玁狁”,又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崧高》),是诗人兼统帅;方叔则被称为“元老”,其“克壮其犹”强调的是谋略而非勇力。这说明西周晚期的军事统帅,已不是单纯的“武士”,而是兼具文治能力的贵族。

宣王中兴的实质,历代评价不一。肯定者以《史记·周本纪》“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为据;批评者则举“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既亡南国之师”为证,认为中兴不过“昙花一现”。方叔的南征,属于“中兴”的前期,其成效维持了数十年,至宣王晚年而尽失。

“元老”与后世的方叔形象

《采芑》称方叔为“元老”,这是全诗对方叔身份最重要的限定。

“元老”一词,在先秦指“资历深、威望高的老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皇父卿士,番维司徒”之语,郑笺以皇父为“元老”。方叔既称“元老”,则其年辈当长于尹吉甫、南仲诸人,其南征或在其晚年。

后世对“方叔”的称引,多取其“元老统兵、威震南方”的形象。汉代以后,“方叔”成为“老成持重之将”的代称。如《后汉书·皇甫嵩传》论用兵,有“方叔元老,克壮其猷”之语(用《采芑》成语);唐代制诏、宋代奏议,亦常以“方叔”喻宿将。

这一符号化的过程,使方叔的具体生平愈发模糊,而其“功能”则愈发清晰:他代表一种“以老成谋国、以威望服人”的军事人格。与“韩信”代表“奇谋”、“李广”代表“勇武”不同,“方叔”代表的是“稳重”。

在《毛诗序》的系统中,《采芑》被解为“宣王南征也”,其“美”的对象是“宣王”,方叔只是“宣王之用得其人”的证据。这一解释,把方叔的工具化推到极致:他不是主角,而是“王者之师”的组成部分。宋以后的说诗者,多沿此说,直至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才有所调整,认为此诗“亦以美方叔”。

方叔的生卒年、葬地、后裔,今皆无考。旧志或谓其“封于方”,或谓其“食采于洛”,均无实证。可确定者,只有三点:他为宣王时人;他率军南征荆蛮;他的事迹因《采芑》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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