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英文:Inclusive Finance)又称包容性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使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残疾人和老年人等长尾客户能够以合理价格获得储蓄、信贷、支付、保险与理财等基础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强调两个底线:一是"普",即服务的覆盖面要广,不能把大量群体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二是"惠",即价格要可负担、服务要便捷、产品要适配,不能以普惠之名收取高息。普惠金融并非慈善或财政补贴,而是要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商业可持续,从根本上解决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是衡量一国金融体系成熟度与社会包容性的重要标志。
一、基本解释
普惠金融的核心是把被传统金融体系边缘化的群体重新纳入正规金融服务网络。传统商业银行遵循"二八法则",倾向于服务信用记录完整、抵押物充足、单笔金额较大的大型企业与高净值客户,因为服务小额分散客户的单位成本高、信息获取难、风险难控。结果是大量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农户与低收入家庭只能依赖民间借贷、亲友借款或非正规渠道融资,成本高、权益缺乏保障。普惠金融正是针对这一市场失灵,通过制度、技术与产品创新,把金融服务的边界向长尾市场扩展。
普惠金融包含五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常被概括为可得性、可负担性、便利性、多样性与安全性。可得性指服务网点和产品的覆盖广度,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接触到金融服务;可负担性指利率与费用水平合理,不因缺乏选择而被索取过高价格;便利性指流程简便、渠道多样、耗时较短;多样性指产品种类丰富,能匹配储蓄、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不同需求;安全性指消费者信息与资金安全得到保障,避免过度负债与不当销售。这五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普惠金融的评价框架。
理解普惠金融要特别注意"商业可持续"这一前提。普惠金融不是政策性的无偿援助,也不是要求金融机构亏本经营,而是要在覆盖成本、补偿风险之后仍然能够盈利,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扩张的长效机制。若普惠只能依靠财政补贴或行政摊派维持,一旦补贴退出业务就难以为继;若为了盈利而对弱势群体收取过高利率,又背离了"惠"的本意。因此普惠金融的真正难点在于通过技术与管理创新降低服务长尾客户的单位成本与风险成本,在普、惠、可持续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从发展历程看,普惠金融经历了从小额信贷到微型金融再到普惠金融的演进。早期的小额信贷以扶贫为宗旨,多由非政府组织运作,强调小组联保与还款纪律;随后的微型金融在信贷之外加入储蓄、保险与小额度汇款,并逐步实现机构化与商业化;进入21世纪,随着移动支付、大数据征信与数字身份的普及,普惠金融的内涵扩展到全谱系金融服务,并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形态。中国的普惠金融实践正是在这一演进脉络上发展起来的。
二、概念解读
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通常被概括为"中小微弱",即小微企业、农民与农业经营主体、城镇低收入群体以及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人群。这些群体的共同特征是没有规范的财务报表与连续信用记录、缺乏可抵押资产、收入波动大、单笔融资需求小而频繁。正因为如此,传统风控模型难以对他们作出准确评估,容易出现"不敢贷、不愿贷"的现象。普惠金融的任务,就是用替代性数据、创新担保方式和批量化作业流程,解决这些群体的信息不可得与成本不经济问题。
普惠金融的供给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事业部、农村商业银行与农信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支付机构以及互联网平台。大型银行提供资金与网络优势,地方中小机构提供地缘信息与灵活决策,非银机构提供场景与技术,政策性机构则提供担保与风险分担。多元主体各司其职、相互协作,构成普惠金融的组织基础。中国提出的"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机构体系,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普惠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关系需要厘清。政策性金融以国家战略为目标,可以承担保本微利甚至亏损的业务;商业性金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普惠金融介于两者之间,要求在服务社会目标的同时实现商业可持续。因此普惠金融既不能完全依赖政策补贴,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自发调节,而需要政策工具为商业可持续创造条件,例如定向降准、支农支小再贷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税收优惠、风险补偿与担保增信等。这些工具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成本与风险,使其有意愿也有能力下沉服务。
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需要一套统计指标。常用指标包括银行网点与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行政村覆盖率、人均拥有的银行账户数、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及户数与增速、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及占比、涉农贷款余额、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普惠小微贷款不良率、农户与小微企业信用档案建档率、移动支付与数字支付的使用比例等。中国还建立了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与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普惠贷款纳入宏观审慎评估等方式引导资金下沉,并定期发布普惠金融发展报告跟踪进展。
普惠金融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是一体两面。服务对象中的低收入群体与老年人金融素养相对薄弱,容易受到误导销售、高息诱惑与非法集资的侵害。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必须同步加强信息披露、产品适当性管理、投诉处理与金融知识普及,防止以普惠之名行掠夺之实。中国在推进普惠金融过程中,明确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存款保险与加强反诈宣传作为配套措施,目的就是让金融服务既"进得来"也"用得安"。
三、主要类型
按服务对象划分,普惠金融可分为面向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面向三农的普惠金融与面向城镇低收入人群及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面向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以经营性贷款、供应链融资、票据贴现与结算服务为主,重点解决小微企业流动资金短缺与账期占用问题;面向三农的普惠金融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与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农业保险与涉农补贴代发为主;面向城镇低收入人群与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则侧重小额消费信贷、社保代发、便民缴费与养老金融服务,强调可得与安全。
按供给主体划分,可分为银行主导型、合作金融型、非银机构主导型与政策性担保支持型。银行主导型以大型商业银行下沉网点与线上化经营为代表,具有资金成本低、覆盖广的优势;合作金融型以农村信用社、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代表,依托成员之间的地缘与亲缘信息降低风险;非银机构主导型以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与互联网平台为代表,机制灵活、响应快,但资金成本较高;政策性担保支持型则以政府性融资担保与风险补偿基金为核心,通过分担风险提高金融机构放贷意愿。
按技术手段划分,可分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依托物理网点、信贷员线下调查与人工审批,重关系型信贷,覆盖面受网点和人力限制;数字普惠金融依托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与远程开户技术,把获客、授信、放款与贷后管理迁移到线上,可大幅降低单位服务成本并提高触达效率。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实践,如面向小微经营者的线上信用贷款、基于交易流水的授信模型、农村地区的移动支付与助农取款,都属于这一类型,也是近年来普惠覆盖面快速扩大的关键技术原因。
按产品功能划分,普惠金融可涵盖普惠信贷、普惠保险、普惠支付与普惠理财。普惠信贷是核心,包括小额信用贷、创业担保贷、扶贫小额信贷与供应链融资;普惠保险包括农业保险、大病保险、小额意外险与小额信贷保证保险,帮助弱势群体抵御风险冲击;普惠支付包括移动支付、助农取款与跨行转账便利化,是金融服务下沉的基础设施;普惠理财则包括面向大众的低门槛货币基金、国债与银行理财,帮助低收入群体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四类产品协同,才能构成完整的普惠金融生态。
按政策推动方式划分,可分为机构下沉型、产品创新型与基础设施型。机构下沉型通过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村镇银行与县域网点把服务延伸到基层;产品创新型通过创新担保方式(如联保、信用贷、经营权抵押)与还款方式(如随借随还、按期还息到期还本)提高产品的适配性;基础设施型通过建设征信体系、支付清算网络、农村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与数字身份系统,为普惠金融提供底层支撑。三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普惠金融从点到面扩展。
四、理论知识
普惠金融的理论依据首先来自金融发展理论中的"金融排斥"概念。金融排斥指特定群体因地理、评估、条件、价格、营销或自我排斥等原因无法获得主流金融服务。地理排斥指网点与设施远离,评估排斥指风控模型无法覆盖其风险特征,条件排斥指附加的抵押与担保要求过高,价格排斥指利率费用超出承受能力,自我排斥指因过往被拒经历而主动放弃申请。普惠金融的目标正是系统性地消除这六类排斥,使金融服务回归普遍可及的公共属性。
信息不对称理论为普惠金融的信贷技术选择提供了指导。由于长尾客户缺乏财务报表与抵押品,银行难以用传统财务分析法评估其信用,于是发展出关系型信贷、小组联保与动态激励等替代机制。关系型信贷依靠信贷员长期积累的软信息(如人品、经营状况、家庭情况)来判断风险;小组联保利用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与连带责任缓解道德风险,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即以此闻名;动态激励则通过"先小额、后提额、按时还款则续贷"的阶梯式安排,激励借款人维持良好信用。这些机制的共同点是利用社会资本替代抵押品。
可持续性理论关注普惠金融的成本收益平衡。长尾客户单笔金额小、交易频繁,导致单位交易成本显著高于大客户,若按传统网点和人工模式运作往往难以盈利。破解之道有三:一是批量化与标准化,用统一的产品模板与评分卡摊薄单户成本;二是数字化,用移动端获客与自动化审批压缩人工投入;三是风险分担,用担保、保险与风险补偿基金降低预期损失。中国的实践表明,当数字技术把单户获客与风控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小额分散信贷在合理利率下完全可以实现商业可持续。
从宏观视角看,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复杂联系。一方面,拓宽融资渠道有助于小微企业发展与创业就业,从而促进增长并改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审慎的信贷标准与消费者保护,普惠信贷可能演变为过度负债,特别是在利率偏高、借贷人金融素养不足的情况下,反而加剧脆弱性。因此国际社会普遍强调"负责任的普惠金融",要求供给方在追求覆盖面的同时坚持适当性管理,避免以普惠名义进行掠夺性放贷,这也构成了普惠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五、常见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把普惠金融等同于扶贫贷款或财政补贴。普惠金融的本质是让弱势群体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可持续的正规金融服务,而不是无偿赠与或长期贴息。若把普惠金融理解为政策性救济,就会导致机构缺乏内在动力、业务依赖补贴、一旦政策退出便难以为继。真正的普惠金融要通过技术与机制创新降低服务成本,使机构愿意做、能够做且长期做得下去,这样覆盖面才能持续扩大而不依赖外部输血。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普惠金融就是要无条件降低利率。降低融资成本是"惠"的重要内涵,但若利率被压得过低,无法覆盖风险与运营成本,金融机构就会退出市场,反而使弱势群体重新落入民间高利贷。普惠金融追求的应当是"合理且可负担"的利率,既要抑制过高定价与不当收费,也要为风险溢价与运营成本留出空间。简单地以行政方式压低利率,往往导致供给萎缩与隐性收费,事与愿违。
第三个误区是只看贷款投放规模,不看服务质量与风险状况。普惠金融的成效不能仅用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与户数来衡量,还应考察利率水平是否合理、不良率是否可控、是否存在多头借贷与过度授信、消费者投诉是否上升。如果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而盲目放贷,短期内规模上去了,中长期却积累了大量不良与过度负债,最终伤害的正是普惠金融想要帮助的群体。因此考核机制必须兼顾规模、质量、成本与体验。
第四个误区是忽视数字鸿沟带来的新排斥。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数字素养薄弱的农村居民排斥在外,形成"数字鸿沟型排斥"。若线下网点撤并过快而线上替代方案又不适配,反而会加剧部分群体的金融服务空白。因此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保留必要的线下渠道与人工服务,推进适老化改造与金融知识普及,做到数字化与人工服务并行。
第五个误区是把普惠金融视为金融机构单方面的责任。普惠金融的良性发展需要政府提供征信、担保、法律与基础设施支持,需要监管给予差异化的考核与激励,需要金融消费者提升金融素养,也需要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单靠金融机构承担全部成本与风险,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因此普惠金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共建共享,这也是各国普遍采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模式的原因。
六、总结
普惠金融是以可负担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人群与弱势群体提供适当有效金融服务的体系,其内涵包括可得性、可负担性、便利性、多样性与安全性五个维度,前提是坚持商业可持续。服务对象以"中小微弱"为主,供给主体包括大中小银行、非银机构与政策性担保机构,业务类型涵盖普惠信贷、普惠保险、普惠支付与普惠理财。理论上,普惠金融以消除金融排斥、缓解信息不对称、实现成本收益平衡和负责任放贷为核心原则。实践中需警惕把它等同于救济、盲目压价、只看规模以及造成数字鸿沟等误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普惠金融正从依赖网点与人工的模式转向线上化、智能化与生态化,成为推动共同富裕与缩小城乡金融差距的重要力量。
参见
- 小额贷款公司
- 小微企业融资
- 数字普惠金融
- 农村金融
- 个人征信
- 消费金融
参考资料
- ↑ 焦瑾璞, 陈瑾. 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 ↑ Demirguc-Kunt A, Klapper L, Singer D, et al. 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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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银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R]. 华盛顿: 世界银行, 2020.
- ↑ 黄益平, 黄卓. 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 现在与未来[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4): 1489-1502.